第九章 佛教之盛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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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初,世宗诏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後營石窟二所。

    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

    ……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複造石窟一,凡為三所。

    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 及其度僧之多, 《魏書·釋老志》:“高宗制:諸州、郡、縣于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财用,不制會限。

    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無諸嫌穢,鄉裡所明者,聽其出家。

    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台者十人。

    ”“太和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為常準。

    ”“熙平二年春,靈太後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

    ”“正光以後……僧尼大衆,二百萬矣。

    ” 多本于宗教之信仰,而其推行佛教之普遍,亦至可驚。

    君後倡于上,士民應于下。

    以今日所存造像推之,其奉佛之風之盛可想。

     《金石萃編》(王昶):“造像立碑,始于北魏。

    迄于唐之中葉。

    大抵所造者,釋迦、彌陀、彌勒及觀音、勢至為多。

    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堪,或造浮圖。

    其初不過刻石,其後或施以金塗彩繪,其形模之大小廣狹、制作之精粗不等。

    造像或稱一區,或稱一堪,其後乃稱一鋪。

    造像必有記。

    凡造像人自稱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優婆塞、優婆夷。

    凡出資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東西南北四面像主、發心主、都開光明主、光明主、天宮主、南面北面上堪中堪像主、檀越主、大像主、釋迦像主、開明像主、彌勒像主、彌勒開明主、觀世音像主、無量壽佛主、都大檀越都像主、像齋主、左右葙齋主。

    造塔者曰塔主;造鐘者曰鐘主;造浮圖者曰東面、西面、南面浮圖主;造燈者曰登主、登明主、世石主。

    勸化者曰化主、教化主、東西南北面化主、左右葙化主、都化主、大都化主、大化主、都錄主、坐主、高坐主。

    邑中助緣者曰邑主、大都邑主、東西面邑主、邑子、邑師、邑正、左右葙邑正、邑老、邑胥、邑谞、邑政、邑義、邑日、都邑忠正、邑中正、邑長鄉正、邑平正。

    鄉黨治律,其寺職之稱,曰和上、比丘、比丘尼、都維那、維那、典錄、典坐、香火、沙彌、門師、都邑維那、邑維那、行維那、左右葙維那、左右葙香火,其名目之繁如此。

    ” 《語石》(葉昌熾)雲:“造像莫先于元魏,道俗人等,同心發願。

    餘所見景明三年四人造像,其最少矣,遞增而有廿三人[8]、卅二人[9]、卅五人[10],又自四十[11]、五十[12]、六十[13]、七十[14],以至二百[15]、三百餘人[16]。

    ” 而佛經之刻石,亦相繼而興,若泰山《金剛經》、徂徕《般若經》、 《語石》:“泰山有《金剛經》全部,徂徕山映佛岩有《大般若經》,錢竹汀謂皆齊武平中王子椿所刻,其字徑尺。

    ” 風峪《華嚴經》等。

     《語石》:“風峪《華嚴經》,亦北齊刻。

    其地在太原西三裡,磚甃一穴,方五丈,共石柱一百二十有六。

    ” 其寫刻之多,幾過于儒家之石經矣。

     *** [1] 晉太元中渡江至廬山,隆安元年來遊京師。

     [2] 其詳見《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篇,商務印書館出版。

     [3] 弗如檀亦西來之一僧,惟前表所舉者多大師,此則轉自中國西行僧徒之弟子耳。

     [4] 其實不止此數,當是但計主名。

     [5] 此可見嘉平以前,已以剪落為僧俗之别。

     [6] 晉初人。

     [7] 吳一,晉三十七,宋六十,齊二十六,梁九十六,陳十一。

     [8] 神龜元年杜遷等。

     [9] 景明三年高樹、解伯都等。

     [10] 神龜三年趙阿歡等。

     [11] 孝昌三年臨菑郡師僧達等。

     [12] 武平三年雹水村四部道俗邑義等。

     [13] 孝昌三年臨菑邑儀。

     [14] 正始元年高洛周等。

     [15] 景明三年孫秋生等。

     [16] 武定二年王貳郎绾法義三百人造像,武平二年比丘僧道略三百餘人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