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元魏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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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莳。
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
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
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減分。
無桑之鄉，準此為法。
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惟不聽避勞就逸。
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
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
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
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
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
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
再倍之田，放此為法。
諸遠流配谪、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
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
諸宰民之官，各随地給公田。
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别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
更代相付。
賣者坐如律。
” 論者謂其法異于王莽，故能久行而無弊。
《文獻通考》：“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奪有餘以予不足，必緻煩擾以興怨讟，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
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谪、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
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
又令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是令其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
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弊欤？” 然推其原始，實由無主之田，争訟不決，豪強兼并，乃為均給。
《魏書·李安世傳》：“時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
安世乃上疏曰：‘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
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
事已曆遠，易生假冒。
強宗豪族，肆其侵淩，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
又年載稍久，鄉老無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
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争訟遷延，連紀不判。
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采，僥幸之徒興，繁多之獄作。
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複，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
則無私之澤，乃均播于兆庶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
然後虛妄之民，望絕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淩奪矣。
’高祖深納之。
後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 又立三長，确定戶籍，校比戶籍，遂得其實。
《資治通鑒》齊永明四年[1]：“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
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
内秘書令李沖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裡長，五裡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
鄰長複一夫，裡長二夫，黨長三夫。
三載無過，則升一等。
其民賦，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
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
此外複有雜調。
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
孤獨癃老笃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内疊養食之。
’書奏，诏百官通議……太尉丕曰：‘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
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于事為宜。
’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
宜即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悉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
’群臣多言一旦改法，恐成擾亂。
文明太後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幸之人可止，何為不可？’甲戌，初立黨裡鄰三長，定民戶籍。
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願。
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2] 且喪亂多年，戶口稀少，計口均給，不虞不足。
兩漢盛時，民戶皆千數百萬，口五千餘萬[3]。
然東漢戶口，猶非實數[4]。
計其最盛之時，或尚不止于此。
三國以降，戶口銳減，後魏雖較晉為多，然亦不迨漢之盛。
茲為列表以明之： 魏之戶口無确數，《魏書·地形志》謂“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餘矣”。
《文獻通考》據此推算，謂其盛時戶至五百餘萬，故亦準此數假定其人口為三千餘萬。
然以一戶五口計之，尚未必有此數也。
故積上述之三因，遂能于周、秦以後，實行均産之策，以弭生計之不平。
沿及北周、北齊，亦均仿之， 《隋書·食貨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闾裡，百家為族黨。
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
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
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
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
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減分。
無桑之鄉，準此為法。
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惟不聽避勞就逸。
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
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
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
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
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
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
再倍之田，放此為法。
諸遠流配谪、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
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
諸宰民之官，各随地給公田。
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别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
更代相付。
賣者坐如律。
” 論者謂其法異于王莽，故能久行而無弊。
《文獻通考》：“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奪有餘以予不足，必緻煩擾以興怨讟，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
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谪、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
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
又令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是令其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
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弊欤？” 然推其原始，實由無主之田，争訟不決，豪強兼并，乃為均給。
《魏書·李安世傳》：“時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
安世乃上疏曰：‘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
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
事已曆遠，易生假冒。
強宗豪族，肆其侵淩，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
又年載稍久，鄉老無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
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争訟遷延，連紀不判。
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采，僥幸之徒興，繁多之獄作。
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複，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
則無私之澤，乃均播于兆庶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
然後虛妄之民，望絕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淩奪矣。
’高祖深納之。
後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 又立三長，确定戶籍，校比戶籍，遂得其實。
《資治通鑒》齊永明四年[1]：“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
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
内秘書令李沖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裡長，五裡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
鄰長複一夫，裡長二夫，黨長三夫。
三載無過，則升一等。
其民賦，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
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
此外複有雜調。
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
孤獨癃老笃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内疊養食之。
’書奏，诏百官通議……太尉丕曰：‘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
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于事為宜。
’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
宜即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悉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
’群臣多言一旦改法，恐成擾亂。
文明太後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幸之人可止，何為不可？’甲戌，初立黨裡鄰三長，定民戶籍。
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願。
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2] 且喪亂多年，戶口稀少，計口均給，不虞不足。
兩漢盛時，民戶皆千數百萬，口五千餘萬[3]。
然東漢戶口，猶非實數[4]。
計其最盛之時，或尚不止于此。
三國以降，戶口銳減，後魏雖較晉為多，然亦不迨漢之盛。
茲為列表以明之： 魏之戶口無确數，《魏書·地形志》謂“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餘矣”。
《文獻通考》據此推算，謂其盛時戶至五百餘萬，故亦準此數假定其人口為三千餘萬。
然以一戶五口計之，尚未必有此數也。
故積上述之三因，遂能于周、秦以後，實行均産之策，以弭生計之不平。
沿及北周、北齊，亦均仿之， 《隋書·食貨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闾裡，百家為族黨。
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
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