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談與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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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将無同。
’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
時人謂之‘三語掾’。
” 有尚博辯者， 《世說新語》：“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
殷……為謝标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緻，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
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
” 時人至以此為南北之判。
《世說新語》：“褚季野語孫安國雲：‘北人學問淵綜廣博。
’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
’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 然自東晉以降，南方之人，實兼有南北各地之性質，不能以此斷之。
趙翼論六朝清談之習，謂梁時講經，亦染談義之習。
《廿二史劄記》（趙翼）：“當時父兄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為口舌之助。
《五經》中惟崇《易》理，其他盡閣束也。
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
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為談辯之資。
” 此則清談與講學，頗有連帶之關系，雖講經義與談老、莊殊科，其為言語之進化，則事屬一貫。
研究三國、六朝之風氣者，不可不于此注意焉。
漢代有講經之法，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三月，诏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
”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将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 魏沿其制，人主亦嘗幸太學講經。
《魏志·高貴鄉公傳》：“帝幸太學……講《易》畢，複命講《尚書》、講《禮記》。
”[3] 梁武之講《孝經》，沿其例也。
《陳書·岑之敬傳》：“梁武帝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
” 然後漢之時，師徒教授，有解說詳富者， 《後漢書·楊政傳》：“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铿铿楊子行。
’” 有倚席不講者， 《後漢書·儒林傳序》：“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
”[4] 魏晉人之談《易》，亦複不尚多言。
《管辂别傳》：“鄧飏問辂：‘君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
’何晏含笑而贊之：‘可謂要言不煩也。
’”《晉書·阮修傳》：“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
……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 南渡以後，私庭講習論難，猶病其多。
《世說新語》：“孝武将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
” 其後聚徒講說者，乃盛見于史策。
講說之法，亦多标著于史。
如： 《南史·伏曼容傳》：“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于清暑殿講學，诏曼容執經。
……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于廳事，有賓客，辄升高坐為講說[5]，生徒常數十百人。
”又《嚴植之傳》：“兼五經博士，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
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6]。
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
”又《崔靈恩傳》：“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性拙樸，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緻。
都下舊儒，鹹稱重之。
”又《盧廣傳》：“為國子博士，遍講《五經》。
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并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
”《沈峻傳》：“《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
惟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儒……并執經下坐，北面受業。
徐勉奏峻兼五經博士，于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又《張譏傳》：“梁武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
……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
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
弘正屈于譏議，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
譏……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不得有助。
’弘直曰：‘仆助君師，何為不可？’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懔然。
’”[7] 《北史·劉獻之傳》：“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隐公八年便止，雲‘義例已了’，不複講解。
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
”[8]又《張吾貴傳》：“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
生徒竊雲：‘張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說。
’吾貴聞之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
’[9]生徒怪之而已……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隐括兩家，異同悉舉。
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
’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
時人謂之‘三語掾’。
” 有尚博辯者， 《世說新語》：“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
殷……為謝标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緻，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
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
” 時人至以此為南北之判。
《世說新語》：“褚季野語孫安國雲：‘北人學問淵綜廣博。
’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
’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 然自東晉以降，南方之人，實兼有南北各地之性質，不能以此斷之。
趙翼論六朝清談之習，謂梁時講經，亦染談義之習。
《廿二史劄記》（趙翼）：“當時父兄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為口舌之助。
《五經》中惟崇《易》理，其他盡閣束也。
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
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為談辯之資。
” 此則清談與講學，頗有連帶之關系，雖講經義與談老、莊殊科，其為言語之進化，則事屬一貫。
研究三國、六朝之風氣者，不可不于此注意焉。
漢代有講經之法，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三月，诏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
”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将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 魏沿其制，人主亦嘗幸太學講經。
《魏志·高貴鄉公傳》：“帝幸太學……講《易》畢，複命講《尚書》、講《禮記》。
”[3] 梁武之講《孝經》，沿其例也。
《陳書·岑之敬傳》：“梁武帝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
” 然後漢之時，師徒教授，有解說詳富者， 《後漢書·楊政傳》：“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铿铿楊子行。
’” 有倚席不講者， 《後漢書·儒林傳序》：“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
”[4] 魏晉人之談《易》，亦複不尚多言。
《管辂别傳》：“鄧飏問辂：‘君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
’何晏含笑而贊之：‘可謂要言不煩也。
’”《晉書·阮修傳》：“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
……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 南渡以後，私庭講習論難，猶病其多。
《世說新語》：“孝武将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
” 其後聚徒講說者，乃盛見于史策。
講說之法，亦多标著于史。
如： 《南史·伏曼容傳》：“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于清暑殿講學，诏曼容執經。
……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于廳事，有賓客，辄升高坐為講說[5]，生徒常數十百人。
”又《嚴植之傳》：“兼五經博士，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
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6]。
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
”又《崔靈恩傳》：“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性拙樸，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緻。
都下舊儒，鹹稱重之。
”又《盧廣傳》：“為國子博士，遍講《五經》。
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并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
”《沈峻傳》：“《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
惟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儒……并執經下坐，北面受業。
徐勉奏峻兼五經博士，于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又《張譏傳》：“梁武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
……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
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
弘正屈于譏議，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
譏……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不得有助。
’弘直曰：‘仆助君師，何為不可？’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懔然。
’”[7] 《北史·劉獻之傳》：“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隐公八年便止，雲‘義例已了’，不複講解。
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
”[8]又《張吾貴傳》：“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
生徒竊雲：‘張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說。
’吾貴聞之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
’[9]生徒怪之而已……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隐括兩家，異同悉舉。
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