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諸族并興及其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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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中，特祖将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将軍，遷于略陽，北土複号之為巴氐。
特父慕，為東羌獵将。
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
” 雖異族多仍故俗，猶以部落為别， 《晉書·匈奴傳》：“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郁鞞種、萎莎種、秃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鐘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
皆有部落，不相雜錯。
” 且語言形貌，亦與華夏不同。
《晉書·載記》：“石闵誅胡羯時，高鼻多須，至有濫死者半。
”[7] 《隋書·經籍志》：“後魏初定中原，軍容号令，皆以夷語。
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
”[8] 然向慕華風，交通婚媾，冒姓養子，譜諜不明者甚多。
《晉書·載記》：“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又：“冉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
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黃人也。
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
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闵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
” 《魏書·序記》：“诘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家無舅家。
”[9] 故謂諸族皆出于夏族者固非，謂其純粹為異族而排斥之，亦不盡然也。
兩漢之世，華戎雜居，所以徕遠示恩，彰其歸化之盛也。
至魏武時，反倚羌胡實邊助國，其勢漸成為反客為主，故至晉而益不可制。
觀郭欽、江統諸人之論可見。
《通鑒》卷八十一：“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内諸郡。
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
侍禦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犷，曆古為患。
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
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
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将之略，漸徙内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
’帝不聽。
”又卷八十三：“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複四夷也。
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讨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
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将守，屠破城邑，鄧骘敗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
自此以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辄複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
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
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
……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
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
……今五部之衆，戶口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
其天性骁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
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
……’朝廷不能用。
” 近人論史者，專歸咎于漢人之失策，蓋僅知其遠因，而不見近因也。
《中國曆史》（夏曾佑）：“西北諸遊牧族，本與中國雜居。
至戰國之末，諸侯力政，諸戎乃為中國所滅。
餘類奔迸，逸出塞外。
其後族類稍繁，又複出為中國患。
兩漢之世，竭天下之力，曆百戰之苦，僅乃克之。
而後烏桓、鮮卑、匈奴、氐羌、西域之衆，悉稽首漢廷稱臣仆，漢之勢可謂盛矣。
然漢人之所以處置之者，其法甚異，往往于異族請降之後，即遷之内地。
宣帝時納呼韓邪，居之亭障，委以候望。
趙充國擊西羌，徙之于金城郡。
光武時亦以南庭數萬衆，徙入西河，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
而煎當之亂，馬援遷之三輔。
在漢人之意，以為遷地之後即不複為患，不知其後之患轉甚于未滅時。
董卓之亂，汾、晉蕭然，已顯大亂之象，故其時深識之士，類能知之。
” 異族之禍，以永嘉末年為最甚。
石勒、劉曜等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人，其被驅掠轉徙者尚不可勝計。
《通鑒》卷八十七：“（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甯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将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将軍呼延晏将兵
特父慕，為東羌獵将。
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
” 雖異族多仍故俗，猶以部落為别， 《晉書·匈奴傳》：“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郁鞞種、萎莎種、秃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鐘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
皆有部落，不相雜錯。
” 且語言形貌，亦與華夏不同。
《晉書·載記》：“石闵誅胡羯時，高鼻多須，至有濫死者半。
”[7] 《隋書·經籍志》：“後魏初定中原，軍容号令，皆以夷語。
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
”[8] 然向慕華風，交通婚媾，冒姓養子，譜諜不明者甚多。
《晉書·載記》：“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又：“冉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
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黃人也。
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
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闵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
” 《魏書·序記》：“诘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家無舅家。
”[9] 故謂諸族皆出于夏族者固非，謂其純粹為異族而排斥之，亦不盡然也。
兩漢之世，華戎雜居，所以徕遠示恩，彰其歸化之盛也。
至魏武時，反倚羌胡實邊助國，其勢漸成為反客為主，故至晉而益不可制。
觀郭欽、江統諸人之論可見。
《通鑒》卷八十一：“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内諸郡。
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
侍禦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犷，曆古為患。
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
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
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将之略，漸徙内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
’帝不聽。
”又卷八十三：“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複四夷也。
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讨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
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将守，屠破城邑，鄧骘敗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
自此以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辄複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
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
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
……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
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
……今五部之衆，戶口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
其天性骁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
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
……’朝廷不能用。
” 近人論史者，專歸咎于漢人之失策，蓋僅知其遠因，而不見近因也。
《中國曆史》（夏曾佑）：“西北諸遊牧族，本與中國雜居。
至戰國之末，諸侯力政，諸戎乃為中國所滅。
餘類奔迸，逸出塞外。
其後族類稍繁，又複出為中國患。
兩漢之世，竭天下之力，曆百戰之苦，僅乃克之。
而後烏桓、鮮卑、匈奴、氐羌、西域之衆，悉稽首漢廷稱臣仆，漢之勢可謂盛矣。
然漢人之所以處置之者，其法甚異，往往于異族請降之後，即遷之内地。
宣帝時納呼韓邪，居之亭障，委以候望。
趙充國擊西羌，徙之于金城郡。
光武時亦以南庭數萬衆，徙入西河，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
而煎當之亂，馬援遷之三輔。
在漢人之意，以為遷地之後即不複為患，不知其後之患轉甚于未滅時。
董卓之亂，汾、晉蕭然，已顯大亂之象，故其時深識之士，類能知之。
” 異族之禍，以永嘉末年為最甚。
石勒、劉曜等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人，其被驅掠轉徙者尚不可勝計。
《通鑒》卷八十七：“（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甯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将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将軍呼延晏将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