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東來之故
關燈
小
中
大
自太古至秦、漢，為吾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
自漢以降，則為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
雖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繼續演進，且社會事物，亦時有創造發明，足以證人民之進化者。
然自全體觀之，則政教大綱不能出古代之範圍，種族衰弱，時呈擾亂分割之狀。
雖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異族同化于吾，要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相去遠矣。
于此時期，有一大事足紀者，即印度之文化輸入于吾國，而使吾國社會思想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皆生種種之變化。
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變為中國文化，傳播發揚，且盛于其發源之地，是亦不可謂非吾民族之精神也。
治此期之曆史，所當緻疑者二事：吾國文化何以中衰乎？印度文化何故東來乎？欲解此二疑問，當就種種方面推究其原因。
茲舉其大者數端以明之。
（一）則壞于盜賊無賴也。
秦以前，創業開國者多聖哲；秦以後，起事革命者多盜賊。
盜賊無賴之徒，成則為帝王，固不識治國禦世之道；敗則肆焚掠，尤不解保護文化之誼。
故自漢以來，增進文化之力，恒不及摧毀鑿削之力之強。
觀隋牛弘論書之“五厄”，即可推知其故。
《隋書·牛弘傳》：“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
武王問黃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書》。
’是知握符禦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
昔周德既衰……及秦皇馭宇……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
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颠覆。
……此則書之一厄也[1]。
……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
此則書之二厄也。
……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缣帛，皆取為帷囊。
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
……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
此則書之四厄也。
……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
蕭繹……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
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于繹矣。
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
此則書之五厄也。
” 以官書例私家，以文籍例他事，則武人暴客，烈火利兵，實文化之大仇敵。
民之憔悴呻吟于瘡痍水火者，非從容休養，不能增益其文教。
從容休養數百年或百數十年，即加以一大劫。
如 《隋書·牛弘傳》載：“牛弘曰：‘仲尼以後，迄于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
’”[2] 此其所以不但不能進步，而且日見退化之故也。
（二）則壞于科舉利祿也。
科舉之制，為此時期之産物，發源于漢，而大備于唐。
而其為弊亦即累積而不可返，史策所載，當時之人，論列其弊者夥矣。
《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曰：漢初诏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
中興以後，複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
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
權門貴仕，請谒繁興。
”[3] 《舊唐書》薛登《論舉人疏》：“今之舉人，有乖事實。
……或明制才出，試遣搜揚，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
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
故俗号舉人，皆稱覓舉。
覓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
……故選司補署，喧然于禮闱，州貢賓王，争訟于階闼。
謗議紛合，浸以成風。
” 又趙匡《舉選議》：“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
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
進士者時共貴之。
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溺于所習，悉昧本原。
欲以啟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
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
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
主司征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
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于此。
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
疏以釋經，蓋筌蹄耳。
明經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
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
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
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
” 雖科舉考試，可以泯貴族平民之階級，然以利祿誘人，獎競召僞，大損人格，實與古代教育之義相反。
夫人民止知尚利祿，而不尚道義，非獨科舉為害也，即行學校之制，亦足為害。
班固論漢代學校，已斥其祿利勸人。
《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自漢以降，則為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
雖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繼續演進，且社會事物，亦時有創造發明，足以證人民之進化者。
然自全體觀之，則政教大綱不能出古代之範圍，種族衰弱，時呈擾亂分割之狀。
雖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異族同化于吾，要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相去遠矣。
于此時期，有一大事足紀者，即印度之文化輸入于吾國，而使吾國社會思想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皆生種種之變化。
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變為中國文化，傳播發揚，且盛于其發源之地，是亦不可謂非吾民族之精神也。
治此期之曆史，所當緻疑者二事：吾國文化何以中衰乎？印度文化何故東來乎？欲解此二疑問，當就種種方面推究其原因。
茲舉其大者數端以明之。
（一）則壞于盜賊無賴也。
秦以前，創業開國者多聖哲；秦以後，起事革命者多盜賊。
盜賊無賴之徒，成則為帝王，固不識治國禦世之道；敗則肆焚掠，尤不解保護文化之誼。
故自漢以來，增進文化之力，恒不及摧毀鑿削之力之強。
觀隋牛弘論書之“五厄”，即可推知其故。
《隋書·牛弘傳》：“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
武王問黃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書》。
’是知握符禦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
昔周德既衰……及秦皇馭宇……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
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颠覆。
……此則書之一厄也[1]。
……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
此則書之二厄也。
……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缣帛，皆取為帷囊。
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
……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
此則書之四厄也。
……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
蕭繹……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
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于繹矣。
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
此則書之五厄也。
” 以官書例私家，以文籍例他事，則武人暴客，烈火利兵，實文化之大仇敵。
民之憔悴呻吟于瘡痍水火者，非從容休養，不能增益其文教。
從容休養數百年或百數十年，即加以一大劫。
如 《隋書·牛弘傳》載：“牛弘曰：‘仲尼以後，迄于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
’”[2] 此其所以不但不能進步，而且日見退化之故也。
（二）則壞于科舉利祿也。
科舉之制，為此時期之産物，發源于漢，而大備于唐。
而其為弊亦即累積而不可返，史策所載，當時之人，論列其弊者夥矣。
《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曰：漢初诏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
中興以後，複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
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
權門貴仕，請谒繁興。
”[3] 《舊唐書》薛登《論舉人疏》：“今之舉人，有乖事實。
……或明制才出，試遣搜揚，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
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
故俗号舉人，皆稱覓舉。
覓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
……故選司補署，喧然于禮闱，州貢賓王，争訟于階闼。
謗議紛合，浸以成風。
” 又趙匡《舉選議》：“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
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
進士者時共貴之。
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溺于所習，悉昧本原。
欲以啟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
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
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
主司征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略。
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于此。
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
疏以釋經，蓋筌蹄耳。
明經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
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
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
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
” 雖科舉考試，可以泯貴族平民之階級，然以利祿誘人，獎競召僞，大損人格，實與古代教育之義相反。
夫人民止知尚利祿，而不尚道義，非獨科舉為害也，即行學校之制，亦足為害。
班固論漢代學校，已斥其祿利勸人。
《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