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兩漢之學術及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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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立石泰山，無文字也。
近世所得石刻，以魯孝王“五鳳石刻”為西漢石刻之始。
《語石》：“歐陽公《集古錄》石刻無西漢文字，公于《宋文帝神道碑跋》雲：‘餘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彜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
’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
趙明誠僅收建元二年鄭三益阙一種，可知其鮮矣。
然劉聰、苻堅皆以建元紀年，未必為漢石也。
魯孝王五鳳石刻，金明昌二年得于太子釣魚池側，今尚存曲阜孔廟。
此外趙二十二年，群臣上壽刻石，出永年；河平三年麃孝禹刻石，出肥城；元鳳中廣陵王中題字，出甘泉。
皆歐、趙所未見也。
至居攝、墳壇二刻，及萊子侯刻石，已在新室篡漢後矣。
” 而南越王胡墓木刻，則在漢武帝時， 《東方雜志》十四卷第一号載譚镳《上朱省長保存漢初木刻字書》雲：“台山商人黃夔石，于廣州城東裡許東山廟前，購得官産龜岡地一段，建築樓房，掘土丈餘，發見一南越貴人遺冢。
”“冢堂鋪地各木端，搜索得漢初隸書木刻字，其可辨者，尚有甫五、甫六、甫七、甫九、甫十、甫十二、甫十五、甫十八、甫二十等字。
‘甫’為‘鋪’之古字，其字畫方整，間有參差，不作俯仰姿勢，純為西漢隸法。
其‘五、七、九’字，尚沿篆體。
‘甫’字亦有沿篆體作山頭者，異于東漢諸碑。
”“冢中所得古錢，據工人言，合以《錢譜》，秦大半兩，約數十枚，漢呂後八铢之半兩，百餘，漢文帝四铢之小半兩，千餘，而漢武帝之五铢不過數十。
此外更無别式之錢。
以此推想其營葬時代，必秦半兩錢未停廢，而漢五铢錢已流布；其為漢武未滅南越時，越之貴人遺冢已無疑義。
镳意此冢當為南越文王胡冢。
” 則西漢之特色，當以刻木為首矣。
東漢石刻極夥，門生故吏，為其府主伐石頌德者，遍于郡邑。
《語石》：“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為其府主伐石頌德，遍于郡邑。
然以歐、趙諸家校郦道元《水經注》所引，僅十存四五而已；以蘭泉、淵如諸家校歐、趙著錄，及洪文惠《隸釋》《隸續》，十僅存二三而已。
古刻淪胥，良可慨歎。
然荒崖峭壁，遊屐摩挲，梵刹幽宮，耕犁發掘，往往為前賢所未見。
” 其書有篆有隸[26]，而隸體為多，或縱橫宕逸，或謹嚴流麗，後之碑版，靡得而逾焉。
惟其作文及書碑者，多不著名，而出錢立碑之人，往往附著碑陰，記其職掌及出錢多少。
可以見其時風氣，尚公而重義矣。
漢之文章，初承戰國之習，有縱橫之餘風。
文、景以後，提倡經術，其文多爾雅深厚。
《漢書·儒林傳》：“诏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 而史學大家司馬遷生于武帝之世，萃《尚書》《春秋》《國語》《世本》諸書之體，創為《史記》，立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之目，遂為文學、曆史兩家之祖。
治文學者師其義法，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
”[27] 修史策者襲其體裁， 《史通》（劉知幾）：“《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自是漢之史官所續，至梁武帝撰成《通史》，王晖業著《科錄》，李延壽《南北史》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 是亦漢代之特色也。
其後，褚少孫、揚雄、劉歆等多踵為之，而班彪及子固相繼為《漢書》，遂為斷代史之祖。
《史通》：“《漢書》家者，其先出于班固。
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号，無所變革。
惟《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别，而體制皆同。
曆觀自古史之所載也。
《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
《紀年》不逮于魏亡，《史記》唯論于漢始。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
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讨，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 吾國立國數千年，而朝野上下之典章制度、風俗文物胥有可考，實賴曆朝史書之記載。
其專崇君主，則時代為之，不可以今日之眼光，病當時之作者也。
漢人所著子書，多沿周、秦以來之學說，不能出其範圍。
如《淮南子》雜出衆手，既不足成一家之書，《論衡》專事诋諆，僅足以供遊談之助。
《漢書·淮南王傳》：“安招緻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 《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
’” 其頌述老、墨，問刺孔、孟，塗雖不同，沿襲一也。
惟漢人之詩文辭賦，則多創為新體。
枚乘、蘇武為五言詩，武帝及諸臣為七言詩，而樂府之三言、四言詩體，亦于三百篇之外，别成一格。
降及後漢，詩人益多，而《孔雀東南飛》一篇，為焦仲卿妻作者，凡千七百四十五字，實為叙事詩之絕唱，雖不知作者之名，然可以見漢之詩人，實多開創，無所謂定格成法也。
詩之外，創制之體，如《答客難》《封禅書》《七發》之類，亦多新格。
而賦體之多，尤為漢人所獨擅；大之宮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鋪陳刻畫，窮形盡相，而其瑰偉宏麗之緻，實與漢之國勢相應。
蓋人類之思想，不用于此，必注于彼。
以兩周之經籍、子家衡兩漢，誠覺漢人之思想迥不及古，而就其所獨至者觀之，則前人僅構其萌芽，至漢而始發榮滋長者，亦未易偻數。
故論史者貴觀其通，而不可限于一曲之見也。
*** [1] 《三國志·王朗傳》注稱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蓋指西漢末年博士弟子也。
[2] 見《漢書·藝文志》。
[3] 觀此，可知漢時各地學者受業博士者，須自出費。
蜀中學生，由官選派，故文翁以官款買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
[4] 今此碑尚在溧水縣學。
[5] 衛宏定《古文尚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
齊人語多與颍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
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 [6] 韓愈《毛穎傳》以毛筆為蒙恬所造，是亦文明利器之一。
然恬傳未載，不若紙之始于蔡倫，明見史傳也。
[7] 治今學者，隻許據此表書，不得雜古學。
[8] 《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聘禮》《祭統》《主言》《哀公問》《禮三本》《喪服四制》。
[9] 皆今存本。
[10] 治古學者，隻許據此表書，不得雜今學。
[11] 皆今存本。
[12] 據《漢書·藝文志》。
[13] 見《曹參傳》。
[14] 《司馬遷傳》注：“景帝時人也。
”《儒林傳》謂之黃生。
[15] 本傳。
[16] 《耿弇傳》。
[17] 本傳。
[18] 本傳。
[19] 本傳。
[20] 此純為秦以前之道家，若燕、秦、西漢之方士，則出于陰陽家，與道家不同。
後漢張陵及子衡、孫魯等，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則後世道家之祖，亦非秦以前道家之學，是宜分别考之。
[21] 本傳。
[22] 本傳。
[23] 虞初，河南人。
武帝時以方士侍中，号黃車使者，其說以《周書》為本。
[24] 均見《後漢書》本傳。
[25] 宋《崇文總目》即稱《難經》為秦越人撰。
[26] 《三公山》《開母廟石阙》等皆篆書。
[27] 此“義法”二字，本指春秋書法，後世治古文者，借以為文章組織之目，故有“義法”之名。
近世所得石刻，以魯孝王“五鳳石刻”為西漢石刻之始。
《語石》：“歐陽公《集古錄》石刻無西漢文字，公于《宋文帝神道碑跋》雲：‘餘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彜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
’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
趙明誠僅收建元二年鄭三益阙一種，可知其鮮矣。
然劉聰、苻堅皆以建元紀年，未必為漢石也。
魯孝王五鳳石刻，金明昌二年得于太子釣魚池側，今尚存曲阜孔廟。
此外趙二十二年，群臣上壽刻石，出永年；河平三年麃孝禹刻石，出肥城；元鳳中廣陵王中題字，出甘泉。
皆歐、趙所未見也。
至居攝、墳壇二刻，及萊子侯刻石，已在新室篡漢後矣。
” 而南越王胡墓木刻，則在漢武帝時， 《東方雜志》十四卷第一号載譚镳《上朱省長保存漢初木刻字書》雲：“台山商人黃夔石，于廣州城東裡許東山廟前，購得官産龜岡地一段，建築樓房，掘土丈餘，發見一南越貴人遺冢。
”“冢堂鋪地各木端，搜索得漢初隸書木刻字，其可辨者，尚有甫五、甫六、甫七、甫九、甫十、甫十二、甫十五、甫十八、甫二十等字。
‘甫’為‘鋪’之古字，其字畫方整，間有參差，不作俯仰姿勢，純為西漢隸法。
其‘五、七、九’字，尚沿篆體。
‘甫’字亦有沿篆體作山頭者，異于東漢諸碑。
”“冢中所得古錢，據工人言，合以《錢譜》，秦大半兩，約數十枚，漢呂後八铢之半兩，百餘，漢文帝四铢之小半兩，千餘，而漢武帝之五铢不過數十。
此外更無别式之錢。
以此推想其營葬時代，必秦半兩錢未停廢，而漢五铢錢已流布；其為漢武未滅南越時，越之貴人遺冢已無疑義。
镳意此冢當為南越文王胡冢。
” 則西漢之特色，當以刻木為首矣。
東漢石刻極夥，門生故吏，為其府主伐石頌德者，遍于郡邑。
《語石》：“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為其府主伐石頌德，遍于郡邑。
然以歐、趙諸家校郦道元《水經注》所引，僅十存四五而已；以蘭泉、淵如諸家校歐、趙著錄，及洪文惠《隸釋》《隸續》，十僅存二三而已。
古刻淪胥，良可慨歎。
然荒崖峭壁，遊屐摩挲，梵刹幽宮，耕犁發掘，往往為前賢所未見。
” 其書有篆有隸[26]，而隸體為多，或縱橫宕逸，或謹嚴流麗，後之碑版，靡得而逾焉。
惟其作文及書碑者，多不著名，而出錢立碑之人，往往附著碑陰，記其職掌及出錢多少。
可以見其時風氣，尚公而重義矣。
漢之文章，初承戰國之習，有縱橫之餘風。
文、景以後，提倡經術，其文多爾雅深厚。
《漢書·儒林傳》：“诏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 而史學大家司馬遷生于武帝之世，萃《尚書》《春秋》《國語》《世本》諸書之體，創為《史記》，立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之目，遂為文學、曆史兩家之祖。
治文學者師其義法，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
”[27] 修史策者襲其體裁， 《史通》（劉知幾）：“《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自是漢之史官所續，至梁武帝撰成《通史》，王晖業著《科錄》，李延壽《南北史》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 是亦漢代之特色也。
其後，褚少孫、揚雄、劉歆等多踵為之，而班彪及子固相繼為《漢書》，遂為斷代史之祖。
《史通》：“《漢書》家者，其先出于班固。
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号，無所變革。
惟《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别，而體制皆同。
曆觀自古史之所載也。
《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
《紀年》不逮于魏亡，《史記》唯論于漢始。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
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讨，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 吾國立國數千年，而朝野上下之典章制度、風俗文物胥有可考，實賴曆朝史書之記載。
其專崇君主，則時代為之，不可以今日之眼光，病當時之作者也。
漢人所著子書，多沿周、秦以來之學說，不能出其範圍。
如《淮南子》雜出衆手，既不足成一家之書，《論衡》專事诋諆，僅足以供遊談之助。
《漢書·淮南王傳》：“安招緻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 《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
’” 其頌述老、墨，問刺孔、孟，塗雖不同，沿襲一也。
惟漢人之詩文辭賦，則多創為新體。
枚乘、蘇武為五言詩，武帝及諸臣為七言詩，而樂府之三言、四言詩體，亦于三百篇之外，别成一格。
降及後漢，詩人益多，而《孔雀東南飛》一篇，為焦仲卿妻作者，凡千七百四十五字，實為叙事詩之絕唱，雖不知作者之名，然可以見漢之詩人，實多開創，無所謂定格成法也。
詩之外，創制之體，如《答客難》《封禅書》《七發》之類，亦多新格。
而賦體之多，尤為漢人所獨擅；大之宮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鋪陳刻畫，窮形盡相，而其瑰偉宏麗之緻，實與漢之國勢相應。
蓋人類之思想，不用于此，必注于彼。
以兩周之經籍、子家衡兩漢，誠覺漢人之思想迥不及古，而就其所獨至者觀之，則前人僅構其萌芽，至漢而始發榮滋長者，亦未易偻數。
故論史者貴觀其通，而不可限于一曲之見也。
*** [1] 《三國志·王朗傳》注稱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蓋指西漢末年博士弟子也。
[2] 見《漢書·藝文志》。
[3] 觀此，可知漢時各地學者受業博士者，須自出費。
蜀中學生，由官選派，故文翁以官款買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
[4] 今此碑尚在溧水縣學。
[5] 衛宏定《古文尚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
齊人語多與颍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
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 [6] 韓愈《毛穎傳》以毛筆為蒙恬所造，是亦文明利器之一。
然恬傳未載，不若紙之始于蔡倫，明見史傳也。
[7] 治今學者，隻許據此表書，不得雜古學。
[8] 《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聘禮》《祭統》《主言》《哀公問》《禮三本》《喪服四制》。
[9] 皆今存本。
[10] 治古學者，隻許據此表書，不得雜今學。
[11] 皆今存本。
[12] 據《漢書·藝文志》。
[13] 見《曹參傳》。
[14] 《司馬遷傳》注：“景帝時人也。
”《儒林傳》謂之黃生。
[15] 本傳。
[16] 《耿弇傳》。
[17] 本傳。
[18] 本傳。
[19] 本傳。
[20] 此純為秦以前之道家，若燕、秦、西漢之方士，則出于陰陽家，與道家不同。
後漢張陵及子衡、孫魯等，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則後世道家之祖，亦非秦以前道家之學，是宜分别考之。
[21] 本傳。
[22] 本傳。
[23] 虞初，河南人。
武帝時以方士侍中，号黃車使者，其說以《周書》為本。
[24] 均見《後漢書》本傳。
[25] 宋《崇文總目》即稱《難經》為秦越人撰。
[26] 《三公山》《開母廟石阙》等皆篆書。
[27] 此“義法”二字，本指春秋書法，後世治古文者，借以為文章組織之目，故有“義法”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