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兩漢之學術及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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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本紀》：“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鄧禹傳》：“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
時光武亦遊學京師。
”《耿純傳》：“父艾，為王莽濟平尹。
純學于長安，因除為納言士。
”《景丹傳》：“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
”《卓茂傳》：“茂，元帝時，學于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曆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
”《東觀漢記》：“光武受《尚書》于中大夫盧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
” 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以《後漢書》諸傳證之，北至武威， 《後漢書·任延傳》：“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習業。
” 南至桂陽， 《後漢書·衛飒傳》：“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儀。
” 僻壤蠻陬，并有學校。
《後漢書·李忠傳》：“為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為起學校，習禮容。
” 《金石萃編》（王昶）：“《溧陽長潘乾校官碑》雲：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廛。
既來安之，複役三年。
惟泮宮之教，反失俗之禮。
構修學官，宗懿招德。
”[4] 信其語為不誣矣。
西漢大師，弟子之多，不過千餘人。
《漢書·儒林傳》：“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複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
” 東漢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勝屈，其弟子之多，亦過于西漢之經師。
《後漢書·牟長傳》：“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
”《宋登傳》：“教授數千人。
”《杜撫傳》：“弟子千餘人。
”《丁恭傳》：“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
”《樓望傳》：“諸生著錄九千餘人。
”《謝該傳》：“門徒數百千人。
”《蔡玄傳》：“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
” 師各有錄，載其門徒。
《後漢書·李膺傳》：“膺詣诏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時侍禦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于譴。
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 門徒之多，不能遍教，則使高業弟子，以次相傳。
《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
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
……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鄭玄傳》：“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于玄。
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于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 私家傳授之盛，古所未有也。
漢人講學，必從師者，以家無書籍，傳寫不易，非專家之師，授以章句，無由得師而成學也。
《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
聞伏生治之，欲召。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5]“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
諸儒以此耀之。
” 《後漢書·荀悅傳》：“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牍，一覽多能誦記。
” 後漢時雖已有賣書于肆者，疑亦隻京師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無書。
《後漢書·王充傳》：“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辄能誦憶。
” 以此之故，從師受業者，往往不遠千裡，或傭作執苦，以助讀書之資。
其時書籍，尚多用簡帛。
《漢書補注》（沈欽韓）：“劉向上《晏子》《列子》奏，并雲以殺青書可繕寫。
然則其錄奏者，并先殺青書簡也。
《禦覽》六百六引《風俗通》雲：劉向《别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
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先火上炙幹之，陳、楚間謂之汗。
汗者，去其汁也。
吳、越曰殺，殺亦治也。
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
”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
祐年十二，随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谏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 後漢時，始有蔡侯紙， 《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缣帛者，謂之為紙。
缣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
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
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
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 是實吾國文化之一大利器也[6]。
顧傳寫雖便，而經籍未有定本亦難免于訛誤，于是有石經之刻。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谏議大夫馬日、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飏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學門外。
于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
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注引《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
堂前《石經》四部。
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
《禮記》碑上有谏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名。
” 其議倡于蔡邕，而成于李巡等。
《金石萃編》：“《蔡邕傳》稱：同奏者有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谏議大夫馬日、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飏等，而《公羊傳》後别有谏議大夫趙、議郎劉宏、郎中張文、蘇陵、傅桢；《論語》後别有博士左立、郎中孫表。
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尚多，而史略不載也。
考《盧植傳》，植由廬江太守征拜議郎，與谏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傳記，是楊彪、盧植亦嘗同校《五經》。
又《呂強傳》稱：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蔡邕等正定其文。
則刻經之議，雖創于邕，而其得蒙诏許，實由李巡之功。
” 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凡九年始畢。
其工之艱巨，亦自古所未有也。
迄今閱千七百餘年，而是經之殘字猶存于世，是豈宋、元闆本所可及耶！ 《金石萃編》：“漢石經殘字，共十二段。
翁方綱彙摹其文，刻于南昌官舍，石經殘字存者止此。
而讀其遺文，猶可以見鴻都之舊。
” 兩漢同重經學，而學術風氣不同。
西漢多治今文，罕治古文；東漢則今古文并立。
前漢今文說，專尚微言大義，後漢治古文，多詳章句訓诂。
此兩漢經學之别也。
《經學曆史》（皮錫瑞）：“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古文者，今所謂籀書……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籀書，漢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
……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
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
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為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
故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别立今文之名。
《史記·儒林傳》雲：‘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乃就《尚書》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雲今文家也。
至劉歆始增置《古
”《鄧禹傳》：“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
時光武亦遊學京師。
”《耿純傳》：“父艾，為王莽濟平尹。
純學于長安，因除為納言士。
”《景丹傳》：“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
”《卓茂傳》：“茂，元帝時，學于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曆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
”《東觀漢記》：“光武受《尚書》于中大夫盧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
” 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以《後漢書》諸傳證之，北至武威， 《後漢書·任延傳》：“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習業。
” 南至桂陽， 《後漢書·衛飒傳》：“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儀。
” 僻壤蠻陬，并有學校。
《後漢書·李忠傳》：“為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為起學校，習禮容。
” 《金石萃編》（王昶）：“《溧陽長潘乾校官碑》雲：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廛。
既來安之，複役三年。
惟泮宮之教，反失俗之禮。
構修學官，宗懿招德。
”[4] 信其語為不誣矣。
西漢大師，弟子之多，不過千餘人。
《漢書·儒林傳》：“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複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
” 東漢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勝屈，其弟子之多，亦過于西漢之經師。
《後漢書·牟長傳》：“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
”《宋登傳》：“教授數千人。
”《杜撫傳》：“弟子千餘人。
”《丁恭傳》：“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
”《樓望傳》：“諸生著錄九千餘人。
”《謝該傳》：“門徒數百千人。
”《蔡玄傳》：“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
” 師各有錄，載其門徒。
《後漢書·李膺傳》：“膺詣诏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時侍禦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于譴。
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 門徒之多，不能遍教，則使高業弟子，以次相傳。
《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
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
……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鄭玄傳》：“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于玄。
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于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 私家傳授之盛，古所未有也。
漢人講學，必從師者，以家無書籍，傳寫不易，非專家之師，授以章句，無由得師而成學也。
《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
聞伏生治之，欲召。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5]“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
諸儒以此耀之。
” 《後漢書·荀悅傳》：“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牍，一覽多能誦記。
” 後漢時雖已有賣書于肆者，疑亦隻京師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無書。
《後漢書·王充傳》：“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辄能誦憶。
” 以此之故，從師受業者，往往不遠千裡，或傭作執苦，以助讀書之資。
其時書籍，尚多用簡帛。
《漢書補注》（沈欽韓）：“劉向上《晏子》《列子》奏，并雲以殺青書可繕寫。
然則其錄奏者，并先殺青書簡也。
《禦覽》六百六引《風俗通》雲：劉向《别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
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先火上炙幹之，陳、楚間謂之汗。
汗者，去其汁也。
吳、越曰殺，殺亦治也。
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
”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
祐年十二，随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谏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 後漢時，始有蔡侯紙， 《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缣帛者，謂之為紙。
缣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
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
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
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 是實吾國文化之一大利器也[6]。
顧傳寫雖便，而經籍未有定本亦難免于訛誤，于是有石經之刻。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谏議大夫馬日、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飏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學門外。
于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
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注引《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
堂前《石經》四部。
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
《禮記》碑上有谏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名。
” 其議倡于蔡邕，而成于李巡等。
《金石萃編》：“《蔡邕傳》稱：同奏者有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谏議大夫馬日、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飏等，而《公羊傳》後别有谏議大夫趙、議郎劉宏、郎中張文、蘇陵、傅桢；《論語》後别有博士左立、郎中孫表。
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尚多，而史略不載也。
考《盧植傳》，植由廬江太守征拜議郎，與谏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傳記，是楊彪、盧植亦嘗同校《五經》。
又《呂強傳》稱：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蔡邕等正定其文。
則刻經之議，雖創于邕，而其得蒙诏許，實由李巡之功。
” 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凡九年始畢。
其工之艱巨，亦自古所未有也。
迄今閱千七百餘年，而是經之殘字猶存于世，是豈宋、元闆本所可及耶！ 《金石萃編》：“漢石經殘字，共十二段。
翁方綱彙摹其文，刻于南昌官舍，石經殘字存者止此。
而讀其遺文，猶可以見鴻都之舊。
” 兩漢同重經學，而學術風氣不同。
西漢多治今文，罕治古文；東漢則今古文并立。
前漢今文說，專尚微言大義，後漢治古文，多詳章句訓诂。
此兩漢經學之别也。
《經學曆史》（皮錫瑞）：“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古文者，今所謂籀書……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籀書，漢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
……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
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
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為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
故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别立今文之名。
《史記·儒林傳》雲：‘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乃就《尚書》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雲今文家也。
至劉歆始增置《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