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兩漢之學術及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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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學術思想，至兩漢而結局。
凡漢人之所從事，大抵為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别有所創造。
然因古代文明之遞嬗，亦能于保存之中演為新制，而國基大定，疆域遼廓，又足以生國民宏大優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襲鄙之也。
又凡漢人之著作，與其所研究者，不盡傳于後，觀《漢書·藝文志》及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其書之亡逸者夥矣。
以今所存，遽下定論，殊為未安。
姑就著于世者，比而論之，其學術文藝，猶有千門萬戶之觀。
是可知漢人于吾國之文明，既善繼往，兼能開來，非如後之言漢學者，第以經義訓诂為一朝之學也。
世多謂漢武帝绌諸子，崇儒學，為束縛思想之主因。
然古先聖哲思想之流傳，實武帝之功。
以功為罪，正與事實相反。
觀《藝文志》，即可知其說之不然。
《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稱曰：‘朕甚闵焉。
’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 蓋漢初猶存挾書之律，惠帝雖除之， 《漢書·惠帝紀》：“四年，除挾書律。
” 其民間之收藏隐秘，猶未盡敢公布。
至孝武而後，諸子傳說與六藝之文，始并充于秘府。
惡得以董仲舒、衛绾之言，遽謂武帝“罷黜百家”乎？ 《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又《漢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
丞相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奏可。
” 武帝以後，學者猶兼治諸子百家之學，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谒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诏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每一書已，向辄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會向卒，哀帝複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
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
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 使武帝時禁人攻習異端，則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諸書乎？ 漢以經書立學官，亦沿古者官學之法，如《王制》所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非漢人之創制也。
至平帝時，廣征學者。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轺傳，遣詣京師。
至者數千人。
” 複不限于經生。
足知西漢末年，人之為學，廣出諸途，不第專以經學教授也。
漢初已有博士，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
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韓嬰，燕人也。
孝文時為博士。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
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
” 《後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 武帝時，初置五經博士，至東漢時，凡十四家。
《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
本仆射，中興轉為祭酒。
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
”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
《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
《禮》二：大小戴氏。
《春秋》二：公羊、嚴顔氏。
掌教弟子。
國有疑事，掌承問對。
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 其任用出于保舉， 《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
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
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
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
隐居樂道，不求聞達。
身無金痍痼疾，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
行應四科，經任博士。
’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 然後策試，蓋重其選也。
《後漢書·朱浮傳》：“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 學官弟子，初置五十人，後以次增至數千人。
《漢書·儒林傳》：“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
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裡，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更為設員千人。
”“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
”“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
”[1] 後漢國學尤盛，順帝以降，太學至三萬餘生。
《後漢書·儒林傳》：“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其後複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疏。
”“順帝……更修黉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 按東漢太學，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蓋從古未有之大學校也。
以三萬餘學生，居千八百室，殆六室而居百人。
就《後漢書》考之，其時太學生所居之室，蓋甚寬大。
如《仇覽傳》稱：“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
覽常自守，不與融言。
融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守之何固！’覽不與言。
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床為拜。
”是學生所居之室，日中可接賓客，夜可留賓止宿，必大于今日學校寄宿舍矣。
又其時講舍與宿舍異處，如《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
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
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是其學生宿舍，與講舍不連之證。
宿舍中有客至，而學生升舍聽講，不與賓相勞苦，殆講授有定時，不敢缺席之故欤？學生之勢力，至于左右朝政，則興學之效也。
《後漢書·黨锢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論，不隐豪強。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 武帝以前，郡國未有學校，而闾裡自有書師[2]。
自文翁在蜀立學堂， 《漢書·循吏傳》：“文翁，盧江舒人也。
……景帝末，為蜀郡守。
……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饬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
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
”[3]顔師古曰：“文翁學堂，在今益州城内。
”《水經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于城南。
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
” 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王莽柄國，特尚學術，郡國鄉聚，皆有學校。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學官。
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
校、學置經師一人。
鄉曰庠，聚曰序。
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 東漢開國君臣，大都其時學校所養成也。
《後漢書·光
凡漢人之所從事，大抵為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别有所創造。
然因古代文明之遞嬗，亦能于保存之中演為新制，而國基大定，疆域遼廓，又足以生國民宏大優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襲鄙之也。
又凡漢人之著作，與其所研究者，不盡傳于後，觀《漢書·藝文志》及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其書之亡逸者夥矣。
以今所存，遽下定論，殊為未安。
姑就著于世者，比而論之，其學術文藝，猶有千門萬戶之觀。
是可知漢人于吾國之文明，既善繼往，兼能開來，非如後之言漢學者，第以經義訓诂為一朝之學也。
世多謂漢武帝绌諸子，崇儒學，為束縛思想之主因。
然古先聖哲思想之流傳，實武帝之功。
以功為罪，正與事實相反。
觀《藝文志》，即可知其說之不然。
《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稱曰：‘朕甚闵焉。
’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 蓋漢初猶存挾書之律，惠帝雖除之， 《漢書·惠帝紀》：“四年，除挾書律。
” 其民間之收藏隐秘，猶未盡敢公布。
至孝武而後，諸子傳說與六藝之文，始并充于秘府。
惡得以董仲舒、衛绾之言，遽謂武帝“罷黜百家”乎？ 《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又《漢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
丞相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奏可。
” 武帝以後，學者猶兼治諸子百家之學，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谒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诏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每一書已，向辄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會向卒，哀帝複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
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
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 使武帝時禁人攻習異端，則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諸書乎？ 漢以經書立學官，亦沿古者官學之法，如《王制》所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非漢人之創制也。
至平帝時，廣征學者。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轺傳，遣詣京師。
至者數千人。
” 複不限于經生。
足知西漢末年，人之為學，廣出諸途，不第專以經學教授也。
漢初已有博士，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
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韓嬰，燕人也。
孝文時為博士。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
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
” 《後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 武帝時，初置五經博士，至東漢時，凡十四家。
《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
本仆射，中興轉為祭酒。
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
”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
《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
《禮》二：大小戴氏。
《春秋》二：公羊、嚴顔氏。
掌教弟子。
國有疑事，掌承問對。
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 其任用出于保舉， 《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
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
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
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
隐居樂道，不求聞達。
身無金痍痼疾，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
行應四科，經任博士。
’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 然後策試，蓋重其選也。
《後漢書·朱浮傳》：“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 學官弟子，初置五十人，後以次增至數千人。
《漢書·儒林傳》：“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
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裡，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更為設員千人。
”“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
”“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
”[1] 後漢國學尤盛，順帝以降，太學至三萬餘生。
《後漢書·儒林傳》：“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其後複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疏。
”“順帝……更修黉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 按東漢太學，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蓋從古未有之大學校也。
以三萬餘學生，居千八百室，殆六室而居百人。
就《後漢書》考之，其時太學生所居之室，蓋甚寬大。
如《仇覽傳》稱：“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
覽常自守，不與融言。
融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守之何固！’覽不與言。
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床為拜。
”是學生所居之室，日中可接賓客，夜可留賓止宿，必大于今日學校寄宿舍矣。
又其時講舍與宿舍異處，如《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
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
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是其學生宿舍，與講舍不連之證。
宿舍中有客至，而學生升舍聽講，不與賓相勞苦，殆講授有定時，不敢缺席之故欤？學生之勢力，至于左右朝政，則興學之效也。
《後漢書·黨锢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論，不隐豪強。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 武帝以前，郡國未有學校，而闾裡自有書師[2]。
自文翁在蜀立學堂， 《漢書·循吏傳》：“文翁，盧江舒人也。
……景帝末，為蜀郡守。
……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饬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
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
”[3]顔師古曰：“文翁學堂，在今益州城内。
”《水經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于城南。
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
” 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王莽柄國，特尚學術，郡國鄉聚，皆有學校。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學官。
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
校、學置經師一人。
鄉曰庠，聚曰序。
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 東漢開國君臣，大都其時學校所養成也。
《後漢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