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諸子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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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天下方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轲稱太王去邠。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圓鑿，其能入乎？”又《老莊列傳》：“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所不窺，然則要本歸于老子之言……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 講學著書皆無與于當時之風氣，而其及于後世之影響，乃轉過于諸家，是知公理自在人心，不可徒以一時之盛衰計也。
諸子之學，大都相因而生。
有因前人之學，而研之益深者；有因他人之說，而攻之甚力者。
如楊朱、列禦寇之學，皆出于老聃，而其言天人性命之故，則進于老子；墨翟學說，既與楊、列相反。
（墨子攻擊儒家最甚，攻楊子者頗少，惟《兼愛》下篇别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
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驷馳而過隙也”雲雲，正是指斥楊家之言。
）又專攻孔子，而以先聖之學，别立一宗。
孟子承孔子之學，言性言政，皆進于孔子，而力辟楊、墨二家之說。
然其痛恨當世窮兵黩武之風，則與墨子同。
宋钘、尹文救民之鬥，禁攻寝兵，似與墨同矣，而其以心為主與墨異， 《莊子·天下篇》：“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歡，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為主。
”是宋钘、尹文之主張，專以人心之不樂戰鬥為主，不似墨之歸本于“天志”也。
以利為言與孟異。
《孟子·告子》：“宋牼将之楚。
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将見楚王，說而罷之。
楚王不悅，我将見秦王，說而罷之。
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号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于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于利也。
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 莊子之學，又進于楊朱、列禦寇，亦稱述孔、墨，而以《齊物論》為歸，然與慎到等之齊萬物者又不同。
（按慎到等齊萬物以為首，笑天下之尚賢，非天下之大聖，莊子斥為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蓋莊子之齊物，自有所謂内聖外王之道在，慎到等惟持萬物平等之觀，而于原始之道未有所見也。
）荀子宗孔而非墨，而其言性惡，與孟子相反。
其治名學，又進于孔、孟而與墨同源焉。
故諸子之學，固皆角立不相下，然綜合而觀之，适可為學術演進之證。
其所因于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究極其歸宿，反者乃益搜集其剩餘，而其為進步，乃正相等也。
諸子之書，家别人異。
欲究其全，當别為專書。
近人喜言諸子之學，尤喜掇拾其破碎不完者，以傅會西人之說。
（如清季學者，震于西人制造之學，則盛稱墨子之格術。
如劉嶽雲《墨子格術解》曰：“日光具紅、黃、綠、紫、橙黃、靛、藍七色，試以三棱透鏡即見。
若物盡受全日之光，則為白色；若滅其入質之光線，則為黑色。
照相之巧，全在用其白、黑二色，以為陰陽向背之别，而數千年前之墨子已發其理。
”[26]近人習于西人邏輯之學，則又标舉墨子及惠施、公孫龍等之名學，如梁啟超《墨學微》曰：“墨子所謂名，即論理學所謂名辭；墨子所謂辭，即論理學所謂名題；墨子所謂說，即論理學所謂前提等。
”） 而于牖民覺世之大義，或反棄之不講。
如孟子之辯義利，（孟子時功利主義極盛，如商君曰：“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禮。
”以社會進化曆史變遷之理觀之，固亦可成一說。
然專以強利為目的，其流極必至于不顧人道群德；易言之，則可曰：苟可以強國，不顧公理；苟可以利民，不問人格[27]。
今世強國侵略主義，即此耳。
孟子生其時，力持正義，如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也。
”又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欤？”皆極端與功利論相反。
當時雖不見從，而後世服習其說，凡士大夫之所主張，皆以重義輕利為立國根本。
）墨子及孟子之非攻戰，（孟子、墨子皆抱非兵主義，惟墨子尚欲以器械制善戰者，孟子則一律斥之，此其異也。
《孟子》曰：“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以戰，殺人盈城。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其言痛切極矣。
後世人君，雖多有以武功立國者，而凡儒者之言論，史家之記載，文人之歌詠，恒斥其非，而專以尚德恤民為美。
此亦可證之近事，而知吾民德之高尚有自來矣[28]。
近世西人之誤，在以國家與個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強食之謀，而墨子則早見及之。
其《非攻篇》曰：“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今至大為攻國不義，則不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又曰：“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
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可為知義與不知義之辨乎？”蓋墨子以國家與個人無别，悉當以義為斷，其理至明；而當時謂攻國為義者，殆亦必有如近世國家學者之說，歧國家道德與人民道德為二也。
吾國兵禍之烈，極于戰國，而其時之學者，即大倡反對之論，此亦可見吾民覺悟之早，與其愛好和平之性之獨優矣[29]。
）子思、孟子之論性，（子思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即示人以性善也。
性如不善，則率之不得為道矣。
孟子暢言性善之旨，其原實出于子思。
然當舉世大亂之時，不因人類之殘賊兇惡，而懷憎惡厭棄之意，且極力推明人皆可以為堯、舜，尤有功于教育。
蓋人心之觀念，每因環境而變，見環境之多善人，則以人性為善；見環境之多惡人，則以人性為不善。
惟究極性道之原者，能不為環境所囿，不就人心之現狀及結果而論，而就第一念指示人群，使人憬然有以自勉，而絕去其自暴自棄之萌，其為功于人類何如哉！荀子言性惡，已為當世惡人所囿，而不能免于憤激，而欲以禮義教化矯之。
如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争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争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
故必将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于辭讓。
合于文理，而歸于治。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蓋荀子之時，争奪殘賊淫亂之人，殆又甚于孟子之時。
荀子疾其所為，因謂其性固如此，而不知是說已大悖于教育原理。
使人之性本不具有辭讓合理之德，雖有師法，何能動之？郝蘭臯等解“僞”字作“為”字，以為荀子辯護；不知“為”字亦是強勉矯飾，非出于自然也。
）列子、荀子之論學，（《列子》書中，教人為學之法最多。
如壺丘子示季鹹以未始出吾宗，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又學于老商九年，然後心凝形釋，既自以其為學诏人。
又如《湯問篇》所述師文學琴，薛譚學讴，紀昌學射，造父學禦等，皆示人以專心壹志學道之功，非徒教人以虛無誕妄之說也。
荀子言性雖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天下方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轲稱太王去邠。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圓鑿，其能入乎？”又《老莊列傳》：“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所不窺，然則要本歸于老子之言……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 講學著書皆無與于當時之風氣，而其及于後世之影響，乃轉過于諸家，是知公理自在人心，不可徒以一時之盛衰計也。
諸子之學，大都相因而生。
有因前人之學，而研之益深者；有因他人之說，而攻之甚力者。
如楊朱、列禦寇之學，皆出于老聃，而其言天人性命之故，則進于老子；墨翟學說，既與楊、列相反。
（墨子攻擊儒家最甚，攻楊子者頗少，惟《兼愛》下篇别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
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驷馳而過隙也”雲雲，正是指斥楊家之言。
）又專攻孔子，而以先聖之學，别立一宗。
孟子承孔子之學，言性言政，皆進于孔子，而力辟楊、墨二家之說。
然其痛恨當世窮兵黩武之風，則與墨子同。
宋钘、尹文救民之鬥，禁攻寝兵，似與墨同矣，而其以心為主與墨異， 《莊子·天下篇》：“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歡，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為主。
”是宋钘、尹文之主張，專以人心之不樂戰鬥為主，不似墨之歸本于“天志”也。
以利為言與孟異。
《孟子·告子》：“宋牼将之楚。
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将見楚王，說而罷之。
楚王不悅，我将見秦王，說而罷之。
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号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于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于利也。
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 莊子之學，又進于楊朱、列禦寇，亦稱述孔、墨，而以《齊物論》為歸，然與慎到等之齊萬物者又不同。
（按慎到等齊萬物以為首，笑天下之尚賢，非天下之大聖，莊子斥為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蓋莊子之齊物，自有所謂内聖外王之道在，慎到等惟持萬物平等之觀，而于原始之道未有所見也。
）荀子宗孔而非墨，而其言性惡，與孟子相反。
其治名學，又進于孔、孟而與墨同源焉。
故諸子之學，固皆角立不相下，然綜合而觀之，适可為學術演進之證。
其所因于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究極其歸宿，反者乃益搜集其剩餘，而其為進步，乃正相等也。
諸子之書，家别人異。
欲究其全，當别為專書。
近人喜言諸子之學，尤喜掇拾其破碎不完者，以傅會西人之說。
（如清季學者，震于西人制造之學，則盛稱墨子之格術。
如劉嶽雲《墨子格術解》曰：“日光具紅、黃、綠、紫、橙黃、靛、藍七色，試以三棱透鏡即見。
若物盡受全日之光，則為白色；若滅其入質之光線，則為黑色。
照相之巧，全在用其白、黑二色，以為陰陽向背之别，而數千年前之墨子已發其理。
”[26]近人習于西人邏輯之學，則又标舉墨子及惠施、公孫龍等之名學，如梁啟超《墨學微》曰：“墨子所謂名，即論理學所謂名辭；墨子所謂辭，即論理學所謂名題；墨子所謂說，即論理學所謂前提等。
”） 而于牖民覺世之大義，或反棄之不講。
如孟子之辯義利，（孟子時功利主義極盛，如商君曰：“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禮。
”以社會進化曆史變遷之理觀之，固亦可成一說。
然專以強利為目的，其流極必至于不顧人道群德；易言之，則可曰：苟可以強國，不顧公理；苟可以利民，不問人格[27]。
今世強國侵略主義，即此耳。
孟子生其時，力持正義，如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也。
”又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欤？”皆極端與功利論相反。
當時雖不見從，而後世服習其說，凡士大夫之所主張，皆以重義輕利為立國根本。
）墨子及孟子之非攻戰，（孟子、墨子皆抱非兵主義，惟墨子尚欲以器械制善戰者，孟子則一律斥之，此其異也。
《孟子》曰：“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以戰，殺人盈城。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其言痛切極矣。
後世人君，雖多有以武功立國者，而凡儒者之言論，史家之記載，文人之歌詠，恒斥其非，而專以尚德恤民為美。
此亦可證之近事，而知吾民德之高尚有自來矣[28]。
近世西人之誤，在以國家與個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強食之謀，而墨子則早見及之。
其《非攻篇》曰：“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今至大為攻國不義，則不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又曰：“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
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可為知義與不知義之辨乎？”蓋墨子以國家與個人無别，悉當以義為斷，其理至明；而當時謂攻國為義者，殆亦必有如近世國家學者之說，歧國家道德與人民道德為二也。
吾國兵禍之烈，極于戰國，而其時之學者，即大倡反對之論，此亦可見吾民覺悟之早，與其愛好和平之性之獨優矣[29]。
）子思、孟子之論性，（子思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即示人以性善也。
性如不善，則率之不得為道矣。
孟子暢言性善之旨，其原實出于子思。
然當舉世大亂之時，不因人類之殘賊兇惡，而懷憎惡厭棄之意，且極力推明人皆可以為堯、舜，尤有功于教育。
蓋人心之觀念，每因環境而變，見環境之多善人，則以人性為善；見環境之多惡人，則以人性為不善。
惟究極性道之原者，能不為環境所囿，不就人心之現狀及結果而論，而就第一念指示人群，使人憬然有以自勉，而絕去其自暴自棄之萌，其為功于人類何如哉！荀子言性惡，已為當世惡人所囿，而不能免于憤激，而欲以禮義教化矯之。
如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争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争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
故必将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于辭讓。
合于文理，而歸于治。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蓋荀子之時，争奪殘賊淫亂之人，殆又甚于孟子之時。
荀子疾其所為，因謂其性固如此，而不知是說已大悖于教育原理。
使人之性本不具有辭讓合理之德，雖有師法，何能動之？郝蘭臯等解“僞”字作“為”字，以為荀子辯護；不知“為”字亦是強勉矯飾，非出于自然也。
）列子、荀子之論學，（《列子》書中，教人為學之法最多。
如壺丘子示季鹹以未始出吾宗，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又學于老商九年，然後心凝形釋，既自以其為學诏人。
又如《湯問篇》所述師文學琴，薛譚學讴，紀昌學射，造父學禦等，皆示人以專心壹志學道之功，非徒教人以虛無誕妄之說也。
荀子言性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