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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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
士以此方數千裡争往歸之，緻食客三千人”。
又《春申君傳》：“春申君為楚相，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蹑珠履。
”又《呂不韋傳》稱：“呂不韋家僮萬人。
以信陵、春申、平原、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
不韋……羞不如，亦招賢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 蘇轼論此事，至謂六國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蓋出于此[10]。
雖未必盡然，然亦不可謂非一因也。
戰國之君，權勢之隆，過于周之天子。
即其公卿大臣，亦不下于周之諸侯。
徒以養士之風，陰弭貴賤之階級，而王公貴人之權威，轉有不敵匹夫之名譽者。
《說苑·尊賢篇》：“魏擊遇田無擇于途，下車趨谒，無擇坐乘如故。
擊意不說，因問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抑貧賤者驕人乎？’無擇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
士貧賤，行不合，言不用，則蹑履而适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富貴者奈何能同之哉？’擊乃再拜而後退。
”《戰國策》：“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
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
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 觀戰國時人之議論，可想見其時士氣之盛，故戰國雖為極殘暴極混亂之時，然亦可謂極平等極自由之時。
有挾策以幹時者，有隐居而遁迹者。
王公貴人不屈己以求士，士不之附；即屈己以求之，亦有終不可得而屈者。
而貴賤之位乃相反，此亦他國史策所罕見者也。
戰國之時，不獨重士，且甚重民。
蓋當時有國者，雖日事戰争，殘民以逞，而國家常備之兵，非有百萬或數十萬，必不足以一戰。
兵出于民，民多則兵多，故恒以地狹民寡為慮，而于來民及養民之術，不憚勤求，而民遂為有國者之所重矣。
《商子·算地篇》：“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
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
民勝其地，務開。
地勝其民，事來。
”《徕民篇》：“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
彼土狹而民衆……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今利其田宅，而複之三世，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
” 秦既重民，三晉也知重之。
觀趙威後之言，尤為深識立國之本。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後，書未發，威後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後，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後曰：‘不然。
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 正不獨《孟子》有“民貴君輕”，《呂覽》有“順民心而立功名”之說也。
《孟子·盡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 《呂氏春秋·順民篇》：“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者，上古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 國家知對外之本于民力，又由民力之盛衰，推及于政法之良否，則政法因以革新，而吏治亦必整肅，此皆相緣而為因果者也。
春秋之時，惟管仲知改革政法，其餘列國之卿大夫，大都因循舊制，圖補敝救偏之計，或因私利而更舊制。
如魯之用田賦作丘甲之類，止可以為民病，不能有利于國與民也。
戰國時國家之形式，既與春秋時迥殊，故其立國之精神，亦不得不變。
而凡有識之士，多緻意于改革，新舊争執，相因以生。
如商鞅、申不害、趙武靈王、楚懷王，皆力圖改革，而秦、趙二國新舊之鬥最烈。
《周季編略》：“韓申不害既相，以韓地墽民險，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古相反，前後相缪，百官皆亂，不知所用，于是更定其法。
韓侯問曰：‘行法何其難乎？’不害對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
今君設法而徇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
’韓侯曰：‘吾自今知行法矣。
’” 《史記·商君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
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于民。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
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
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
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又《趙世家》：“趙武靈王曰：‘吾欲胡服。
’樓緩曰：‘善。
’群臣皆不欲。
于是肥義侍。
王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骜民之怨。
今吾将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
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
……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
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
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
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
’于是遂胡服矣。
……公子成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财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之圖之也。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
士以此方數千裡争往歸之，緻食客三千人”。
又《春申君傳》：“春申君為楚相，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蹑珠履。
”又《呂不韋傳》稱：“呂不韋家僮萬人。
以信陵、春申、平原、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
不韋……羞不如，亦招賢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 蘇轼論此事，至謂六國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蓋出于此[10]。
雖未必盡然，然亦不可謂非一因也。
戰國之君，權勢之隆，過于周之天子。
即其公卿大臣，亦不下于周之諸侯。
徒以養士之風，陰弭貴賤之階級，而王公貴人之權威，轉有不敵匹夫之名譽者。
《說苑·尊賢篇》：“魏擊遇田無擇于途，下車趨谒，無擇坐乘如故。
擊意不說，因問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抑貧賤者驕人乎？’無擇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
士貧賤，行不合，言不用，則蹑履而适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富貴者奈何能同之哉？’擊乃再拜而後退。
”《戰國策》：“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
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
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 觀戰國時人之議論，可想見其時士氣之盛，故戰國雖為極殘暴極混亂之時，然亦可謂極平等極自由之時。
有挾策以幹時者，有隐居而遁迹者。
王公貴人不屈己以求士，士不之附；即屈己以求之，亦有終不可得而屈者。
而貴賤之位乃相反，此亦他國史策所罕見者也。
戰國之時，不獨重士，且甚重民。
蓋當時有國者，雖日事戰争，殘民以逞，而國家常備之兵，非有百萬或數十萬，必不足以一戰。
兵出于民，民多則兵多，故恒以地狹民寡為慮，而于來民及養民之術，不憚勤求，而民遂為有國者之所重矣。
《商子·算地篇》：“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
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
民勝其地，務開。
地勝其民，事來。
”《徕民篇》：“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
彼土狹而民衆……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今利其田宅，而複之三世，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
” 秦既重民，三晉也知重之。
觀趙威後之言，尤為深識立國之本。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後，書未發，威後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後，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後曰：‘不然。
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 正不獨《孟子》有“民貴君輕”，《呂覽》有“順民心而立功名”之說也。
《孟子·盡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 《呂氏春秋·順民篇》：“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者，上古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 國家知對外之本于民力，又由民力之盛衰，推及于政法之良否，則政法因以革新，而吏治亦必整肅，此皆相緣而為因果者也。
春秋之時，惟管仲知改革政法，其餘列國之卿大夫，大都因循舊制，圖補敝救偏之計，或因私利而更舊制。
如魯之用田賦作丘甲之類，止可以為民病，不能有利于國與民也。
戰國時國家之形式，既與春秋時迥殊，故其立國之精神，亦不得不變。
而凡有識之士，多緻意于改革，新舊争執，相因以生。
如商鞅、申不害、趙武靈王、楚懷王，皆力圖改革，而秦、趙二國新舊之鬥最烈。
《周季編略》：“韓申不害既相，以韓地墽民險，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古相反，前後相缪，百官皆亂，不知所用，于是更定其法。
韓侯問曰：‘行法何其難乎？’不害對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
今君設法而徇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
’韓侯曰：‘吾自今知行法矣。
’” 《史記·商君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
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于民。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
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
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
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又《趙世家》：“趙武靈王曰：‘吾欲胡服。
’樓緩曰：‘善。
’群臣皆不欲。
于是肥義侍。
王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骜民之怨。
今吾将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
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
……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
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
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
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
’于是遂胡服矣。
……公子成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财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之圖之也。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