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變遷
關燈
小
中
大
三百五十；除社闾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
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
”[4] 然自文侯至孟子時，不過百年上下（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惠王三十六年，襄王十六年），而各國已皆呈經界不正之象，則其變遷之速可想矣。
《孟子·滕文公》：“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 商鞅與孟子同時，獨屍開阡陌之名， 《史記·商君列傳》：“為田開阡陌封疆。
”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
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複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于内，而使秦人應敵于外。
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 《開阡陌辨》（朱子）：“《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
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
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
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不免有煩擾欺隐之奸。
而阡陌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
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辟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
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複歸授，以絕煩擾欺隐之奸；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核陰據自私之幸。
此其為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者同。
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于此盡矣。
故《秦紀》《鞅傳》皆雲‘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
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
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鏟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
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
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隐竊據之奸也。
所謂靜民生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
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
” 度他國亦必仿行，而史文不具耳。
《七國考》（明董說）引《水利拾遺》雲：“李悝以溝洫為墟，自謂過于周公，未知其說所本。
若依此說，則魏之廢溝洫，必廢阡陌，其事尚早于商鞅矣。
” 田制既變，人民之生計，遂至貧富相懸甚遠。
《漢書·食貨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王制遂滅，僭差亡度。
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
”又引董仲舒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又颛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 國有之地變為民有，其害在生計不均，其利則在以競争而促進人之智力。
經濟之發展，當以此期為最大之關鍵矣。
春秋之時，惟《管子》有黃金一斤直食若幹之語，他書未有言金粟交易之價值者。
蓋人皆有田，不須購粟，故亦無市價可言。
至計然為越王勾踐謀國，始以谷價高下相較。
《史記·貨殖列傳》：“計然曰：‘夫粜，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末病則财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粜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5] 粟石僅值二三十錢，較之今日，似為極廉。
然以家有餘粟之人，至于日日購米而食，亦可謂之巨變矣。
史稱秦并天下，始用二等之币。
《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币為二等：黃金以镒為名，上币；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 實則戰國之時，已專用黃金，或以镒計， 《孟子·公孫醜》：“于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饋七十镒而受；于薛，饋五十镒而受。
” 《戰國策》：“蘇秦為趙相，白璧萬雙，黃金萬镒。
” 或以斤計， 《戰國策》：“姚賈出使四國，資車百乘，金千斤。
”“孟嘗君予馮谖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
梁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
” 或不言斤镒，而但稱金若幹。
《戰國策》：“溫囿之禮，歲八十金。
”“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
”[6] 《史記·貨殖列傳》：“朱公……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緻千金。
” 虞、夏、商、周雖有金币，未聞用金如是之多。
戰國之時，号為亂世，而各國用金，動辄千百斤镒者，又經濟之大變也。
吾意春秋百數十國，至戰國時僅餘數十國，各國之府藏儲蓄，悉數流衍，此金多之一因也；農夫變而為商賈，治生之術日精，貨币與實物交易之量驟增，二因也；僻遠之地，以次開辟，礦産必多發見，三因也。
史稱：周顯王六年，天雨金于秦之栎陽，四月至八月，秦自以為得金瑞，作畦畤于栎陽，祀白帝。
世無雨金之事，此必礦産之溢出于外者，為風雨鼓蕩，而飛于空，故以為雨金耳。
又稱：蜀王與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遺之。
又作石牛五，朝寫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人請石牛，秦許之，乃遣五丁開道迎石牛，所謂“金牛道”也。
此事雖近于小說，然亦可見其時秦國金多矣。
世道離衰，物力進步，雖謂戰國為黃金時代，非溢詞也。
春秋之時，列國交兵，其數之多，不過數萬，至多亦不過十萬耳。
至戰國而競以衆勝，靡國不然，蘇、張之徒，盛稱其數。
《史記·蘇秦傳》：“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餘裡，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
”“說趙肅侯曰：趙地方二千餘裡，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
”“說韓宣王曰：韓地方九百餘裡，帶甲數十萬。
”“說魏襄王曰
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
”[4] 然自文侯至孟子時，不過百年上下（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惠王三十六年，襄王十六年），而各國已皆呈經界不正之象，則其變遷之速可想矣。
《孟子·滕文公》：“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 商鞅與孟子同時，獨屍開阡陌之名， 《史記·商君列傳》：“為田開阡陌封疆。
”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
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複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于内，而使秦人應敵于外。
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 《開阡陌辨》（朱子）：“《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
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
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
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不免有煩擾欺隐之奸。
而阡陌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
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辟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
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複歸授，以絕煩擾欺隐之奸；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核陰據自私之幸。
此其為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者同。
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于此盡矣。
故《秦紀》《鞅傳》皆雲‘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
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
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鏟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
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
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隐竊據之奸也。
所謂靜民生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
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
” 度他國亦必仿行，而史文不具耳。
《七國考》（明董說）引《水利拾遺》雲：“李悝以溝洫為墟，自謂過于周公，未知其說所本。
若依此說，則魏之廢溝洫，必廢阡陌，其事尚早于商鞅矣。
” 田制既變，人民之生計，遂至貧富相懸甚遠。
《漢書·食貨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王制遂滅，僭差亡度。
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
”又引董仲舒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又颛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 國有之地變為民有，其害在生計不均，其利則在以競争而促進人之智力。
經濟之發展，當以此期為最大之關鍵矣。
春秋之時，惟《管子》有黃金一斤直食若幹之語，他書未有言金粟交易之價值者。
蓋人皆有田，不須購粟，故亦無市價可言。
至計然為越王勾踐謀國，始以谷價高下相較。
《史記·貨殖列傳》：“計然曰：‘夫粜，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末病則财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粜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5] 粟石僅值二三十錢，較之今日，似為極廉。
然以家有餘粟之人，至于日日購米而食，亦可謂之巨變矣。
史稱秦并天下，始用二等之币。
《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币為二等：黃金以镒為名，上币；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 實則戰國之時，已專用黃金，或以镒計， 《孟子·公孫醜》：“于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饋七十镒而受；于薛，饋五十镒而受。
” 《戰國策》：“蘇秦為趙相，白璧萬雙，黃金萬镒。
” 或以斤計， 《戰國策》：“姚賈出使四國，資車百乘，金千斤。
”“孟嘗君予馮谖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
梁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
” 或不言斤镒，而但稱金若幹。
《戰國策》：“溫囿之禮，歲八十金。
”“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
”[6] 《史記·貨殖列傳》：“朱公……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緻千金。
” 虞、夏、商、周雖有金币，未聞用金如是之多。
戰國之時，号為亂世，而各國用金，動辄千百斤镒者，又經濟之大變也。
吾意春秋百數十國，至戰國時僅餘數十國，各國之府藏儲蓄，悉數流衍，此金多之一因也；農夫變而為商賈，治生之術日精，貨币與實物交易之量驟增，二因也；僻遠之地，以次開辟，礦産必多發見，三因也。
史稱：周顯王六年，天雨金于秦之栎陽，四月至八月，秦自以為得金瑞，作畦畤于栎陽，祀白帝。
世無雨金之事，此必礦産之溢出于外者，為風雨鼓蕩，而飛于空，故以為雨金耳。
又稱：蜀王與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遺之。
又作石牛五，朝寫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人請石牛，秦許之，乃遣五丁開道迎石牛，所謂“金牛道”也。
此事雖近于小說，然亦可見其時秦國金多矣。
世道離衰，物力進步，雖謂戰國為黃金時代，非溢詞也。
春秋之時，列國交兵，其數之多，不過數萬，至多亦不過十萬耳。
至戰國而競以衆勝，靡國不然，蘇、張之徒，盛稱其數。
《史記·蘇秦傳》：“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餘裡，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
”“說趙肅侯曰：趙地方二千餘裡，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
”“說韓宣王曰：韓地方九百餘裡，帶甲數十萬。
”“說魏襄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