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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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疑其碎矣。
物雖小别，非無會通。
内思必心者，由異而觀其同也。
” 夫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屬于知識。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屬于行為。
二者各有分際，不可混為一談。
《大戴記·小辨篇》雖言忠有九知，然其上文明言行為： 《小辯》：“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
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于中而發于外，刑于民而放于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丘言之，君發之于朝，行之于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強避？丘聞之，忠有九知。
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息必知備。
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不知，安與知忠信！内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外内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 所謂明忠信之備者，知也；而又能行之者，行也。
朝而行忠信，發之于朝，行之于國者，皆行也。
徒明忠信而不行，得謂之忠信乎？知中、知恕、知外、知德、知政、知官、知事、知患、知備九者，皆須實行，故曰“動而無備，患而弗知，安與知忠信”？試思備患恃知乎？抑持行乎？章氏偏重知識，匪惟誤解《論語》，抑亦誤解《戴記》，斷章取義，贻誤後人，匪淺鮮也。
孔子論治之書，以《春秋》為主，而《春秋》之學，為最難講，當時門弟子已不能贊一辭。
《史記·孔子世家》：“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 孟子則推其懼亂賊之功： 《孟子·滕文公》：“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 莊子則稱其為先王之志： 《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 班固則謂口受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漢書·藝文志》：“仲尼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
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皆形于傳，是以隐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 自漢以來，三《傳》傳而《鄒》《夾》不傳。
《漢書·藝文志》：“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 于是說《春秋》者，各依傳以為說，訖無定論。
《春秋穀梁傳序》（範甯）：“《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則一。
臧否不同，褒貶殊緻。
蓋九流分而微言隐，異端作而大義乖。
《左傳》以鬻拳兵谏為愛君，文公納币為用禮。
《穀梁》以衛辄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内惡。
《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
以兵谏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
以納币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
以不納子糾為内惡，是仇仇可得而容也。
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
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
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滞，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而漢興以來，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争之說。
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讷，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大抵孔子當時屬辭比事，自有其詳細解釋。
今所存之經文，特其辭之大綱。
而其詳細解釋者，不可得見。
三《傳》所傳，各有其微言大義，亦有各安其意以成口說者，不能盡以為得孔子之意，亦不能盡以為非孔子之意也。
《春秋》之義，在正名分，寓褒貶，其影響所及，有非他書可比者。
觀皮錫瑞之《春秋通論》可見：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何以《春秋》之後，亂臣賊子不絕于世？然則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全無所懼。
自《春秋》大義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義在其胸中，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極兇悖之徒，亦有魂夢不安之隐；雖極飾辭巧說，以為塗人耳目之計，而耳目仍不能塗，邪說雖橫，不足以蔽《春秋》大義。
亂賊既懼當時義士聲罪緻讨，又懼後世史官據事直書，如王莽者，多方掩飾，窮極詐僞，以蓋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馬炎者，妄托禅讓，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蕭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憾，深悔為人所誤者也；如朱溫者，公行篡弑，猶畏人言，歸罪于人以自解者也。
他如王敦、桓溫謀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孫。
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盡泯滅，亦由《春秋》之義深入人心。
故或遲之久而後發；或遲之又久而卒不敢發；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韪，終不能坦懷而自安。
如蕭衍見吳均作史，書其助蕭道成篡逆，遂怒而擯吳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诏，孝孺大書“燕賊篡位”，遂怒而族滅孝孺。
其怒也，即其懼也，蓋雖不懼國法，而不能不懼公論也。
蓋《春秋》之義，亦至難言，後世所執者，僅得其半，而尤嚴于亂臣。
若以《左傳凡例》論，則君臣相對，《春秋》未嘗不責無道之君。
《左傳》宣公四年：“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杜預《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系命。
若高亢自肆，群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
人心苟離，則位号雖有，無以自固。
故《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
’稱君者，唯書君命，而稱國人以弑，衆之所共絕也。
” 孔子對齊景公以君臣并言： 《論語·顔淵》：“齊景公問政于孔子。
孔子對曰：‘
物雖小别，非無會通。
内思必心者，由異而觀其同也。
” 夫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屬于知識。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屬于行為。
二者各有分際，不可混為一談。
《大戴記·小辨篇》雖言忠有九知，然其上文明言行為： 《小辯》：“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
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于中而發于外，刑于民而放于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丘言之，君發之于朝，行之于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強避？丘聞之，忠有九知。
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息必知備。
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不知，安與知忠信！内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外内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 所謂明忠信之備者，知也；而又能行之者，行也。
朝而行忠信，發之于朝，行之于國者，皆行也。
徒明忠信而不行，得謂之忠信乎？知中、知恕、知外、知德、知政、知官、知事、知患、知備九者，皆須實行，故曰“動而無備，患而弗知，安與知忠信”？試思備患恃知乎？抑持行乎？章氏偏重知識，匪惟誤解《論語》，抑亦誤解《戴記》，斷章取義，贻誤後人，匪淺鮮也。
孔子論治之書，以《春秋》為主，而《春秋》之學，為最難講，當時門弟子已不能贊一辭。
《史記·孔子世家》：“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 孟子則推其懼亂賊之功： 《孟子·滕文公》：“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 莊子則稱其為先王之志： 《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 班固則謂口受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漢書·藝文志》：“仲尼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
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皆形于傳，是以隐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 自漢以來，三《傳》傳而《鄒》《夾》不傳。
《漢書·藝文志》：“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 于是說《春秋》者，各依傳以為說，訖無定論。
《春秋穀梁傳序》（範甯）：“《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則一。
臧否不同，褒貶殊緻。
蓋九流分而微言隐，異端作而大義乖。
《左傳》以鬻拳兵谏為愛君，文公納币為用禮。
《穀梁》以衛辄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内惡。
《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
以兵谏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
以納币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
以不納子糾為内惡，是仇仇可得而容也。
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
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
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滞，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而漢興以來，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争之說。
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讷，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大抵孔子當時屬辭比事，自有其詳細解釋。
今所存之經文，特其辭之大綱。
而其詳細解釋者，不可得見。
三《傳》所傳，各有其微言大義，亦有各安其意以成口說者，不能盡以為得孔子之意，亦不能盡以為非孔子之意也。
《春秋》之義，在正名分，寓褒貶，其影響所及，有非他書可比者。
觀皮錫瑞之《春秋通論》可見：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何以《春秋》之後，亂臣賊子不絕于世？然則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全無所懼。
自《春秋》大義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義在其胸中，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極兇悖之徒，亦有魂夢不安之隐；雖極飾辭巧說，以為塗人耳目之計，而耳目仍不能塗，邪說雖橫，不足以蔽《春秋》大義。
亂賊既懼當時義士聲罪緻讨，又懼後世史官據事直書，如王莽者，多方掩飾，窮極詐僞，以蓋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馬炎者，妄托禅讓，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蕭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憾，深悔為人所誤者也；如朱溫者，公行篡弑，猶畏人言，歸罪于人以自解者也。
他如王敦、桓溫謀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孫。
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盡泯滅，亦由《春秋》之義深入人心。
故或遲之久而後發；或遲之又久而卒不敢發；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韪，終不能坦懷而自安。
如蕭衍見吳均作史，書其助蕭道成篡逆，遂怒而擯吳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诏，孝孺大書“燕賊篡位”，遂怒而族滅孝孺。
其怒也，即其懼也，蓋雖不懼國法，而不能不懼公論也。
蓋《春秋》之義，亦至難言，後世所執者，僅得其半，而尤嚴于亂臣。
若以《左傳凡例》論，則君臣相對，《春秋》未嘗不責無道之君。
《左傳》宣公四年：“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杜預《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系命。
若高亢自肆，群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
人心苟離，則位号雖有，無以自固。
故《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
’稱君者，唯書君命，而稱國人以弑，衆之所共絕也。
” 孔子對齊景公以君臣并言： 《論語·顔淵》：“齊景公問政于孔子。
孔子對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