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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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

    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

    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即使自今以後,吾國國民同化于世界各國之新文化,然過去時代之與孔子之關系,要為曆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

    故雖老子與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時,同為中國之大哲,而其影響于全國國民,則老猶遠遜于孔,其他諸子,更不可以并論。

    觀夏德(F.Hirth)《中國古代史》(TheAncientHistoryofChina)[1],所引德人加擺倫資(G.vonderGabelentz)之言[2],則知孔子之地位矣。

     《孔子與其學說》(ConfuciusundSeineLehre)(加擺倫資):“吾人欲測定史的人物之偉大之程度,其适當之法,即觀其人物所及于人民者感化之大小、存續之長短及強弱之程度三者之如何是也。

    以此方法測定孔子,彼實不可不謂為人類中最大人物之一人。

    蓋經過二千年以上之歲月,至于今日,使全人類三分之一于道德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之點,全然存續于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也。

    ”[3] 孔子之生年月日,說者不一。

     《春秋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世本》:“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先聖生卒年月日考》(孔廣牧):“謹案先聖之生,年從《史記》,月從《穀梁》,日從《公羊》《穀梁》。

    年從《史記》者,凡《世本》所述春秋卿大夫世系,悉與《左傳》合;龍門撰《史記》,于先聖生年,根據《世本》為說,誠以其可信也。

    月從《穀梁》者,以《穀梁》與《世本》同故。

    日從《公羊》《穀梁》者,以《經義骈枝》據《周曆》《三統曆》及古《四分曆》推得也。

    ” 《經義骈枝》(成蓉鏡):“世傳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今之八月二十七日,然以古曆步之,實八月二十八日。

    ” 要其生卒灼然可見。

     《春秋》哀公十六年續經:“夏四月己醜,孔丘卒。

    ” 《經義骈枝》(成蓉鏡):“孔子卒日,集古今諸曆步之,十六年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醜。

    ” 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日考》:“先聖卒于魯哀公十六年,由是歲上溯之襄公二十二年,實七十三歲;他書謂為年七十四者,蓋從襄公二十一年起算,失之。

    ” 非若老子、釋迦之生死無從稽考也。

    谶緯諸書,多言孔子生有異征, 《論語撰考谶》:“叔梁纥與徵在禱于尼山,感黑龍精以生仲尼。

    ” 死有遺谶。

     《易緯通卦驗》:“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

    ’” 《春秋》家又謂孔子受命制作, 《公羊》哀公十四年注:獲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

     自号“素王”。

     《六藝論》(鄭玄):“孔子既西狩獲麟,自号‘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 《春秋序》(賈逵):“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

    ” 皆視孔子為神奇不經之人,迄今日而稱述其說者不衰。

    欲比孔子于耶稣、穆罕默德,以孔教為标幟,是皆不知孔子者也。

    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而卓然立人之極,故為生民以來所未有。

     《孟子·公孫醜》述有若之言曰:“聖人之于民,亦類也。

    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

    ” 學者欲知孔子,當自人事求之,不可神奇其說也。

     孔子之學,有得之于家庭者, 《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雲:‘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餘敢侮。

    于是,鬻于是,以糊餘口。

    ’其共也如是。

    臧孫纥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今其将在孔丘乎!” 有得之于社會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魯南宮敬叔言于魯君曰:‘請與孔子适周。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适周問禮,蓋見老子雲。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

    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

    ’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雲《文王操》也。

    ’” 《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産;于魯,孟公綽。

    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并世。

    ” 蓋其時雖曰“世衰道微”,然必家庭社會猶有前代禮教學說流傳,其國土之風氣,有特殊于他國者[4]。

    其遊蹤所至,多得賢士大夫之益[5],然後可以鼓舞奮發,而出一命世之大哲。

    不可徒謂春秋之時,社會紛亂,政法黑暗,民生痛苦,邪說橫行,始因此等反應産生聖哲之思想也。

    然家庭之遺傳,社會之影響,雖亦有關于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為孔子者,仍在其自身之好學。

    故其自言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忠信之資,初不足以過人,惟好學為所自信。

    自十五至七十,無一息不學,知行之功,與年俱進,是則非平生師友所可幾矣。

    前乎孔子者,雖有傅說始終典學之語,然未嘗有言之親切詳備如孔子者,則雖謂吾民知學自孔子始,可也。

     孔子自言其學之程序,且述其學之功效,然隻自明其身心所造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