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變遷
關燈
小
中
大
”杜《注》：“周禮四邑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
”《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産作丘賦。
”杜《注》：“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
今子産别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又哀公十一年亦稱：“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君子之行也，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将又不足。
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 齊桓之霸，尤重在變更軍制。
《國語·齊語》：“管子對桓公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
’桓公曰：‘善。
’管子于是制國。
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裡，裡有司；四裡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裡，故五十人為小戎，裡有司帥之；四裡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 晉文禦狄，則作五軍；成公賞功，則作六軍。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成公三年：“晉作六軍……賞鞌之功也。
” 其後吳、晉争長，至以甲車四千乘自豪。
《左傳》昭公十三年：“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 （按杜《注》：“四千乘，三十萬人。
”其數雖不确，即以二十五人一乘計之，亦十萬人矣。
）亦周制之變更之大者也。
兵事既重，則兵為專業，而工商之業以分， 《國語·齊語》：“管子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韋昭《注》：“此士，軍士也。
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
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雲五鄙是也。
” 四民之名以立。
《國語·齊語》：“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
’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
令夫士群萃而州處……士之子恒為士；工群萃而州處……工之子恒為工；商群萃而州處……商之子恒為商；農群萃而州處……農之子恒為農。
’” 按《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考工記》稱“國有六職”，雖亦分農、工、商，而未嘗别立士之一職。
《逸周書·程典》曰：“士大夫不雜于工商，（孔晁《注》：商不厚，工不朽，農不力，不可成治。
）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别，不可以入惠。
”雖以士大夫别于農、工、商，亦未名為四民。
四民之别，蓋在春秋之時。
《穀梁》成公元年《傳》：“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雖所稱古者，與《管子》所謂“昔聖王”雲者，皆若不始于春秋之時。
然士皆授田，則與農無别。
别立士之名，必為授田之制已廢。
故愚意春秋之時，授田之制漸廢，始有士、農、工、商之分。
否則，無此區别也。
軍旅之事，苟非危急，專業者率可不與。
《左傳》宣公十二年：“士會論楚曰：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 按此是楚國之兵已皆常隸營伍，國雖舉兵，不取之于農、商、工、賈也。
業分而專，故多能者， 《管子·山權數篇》：“民之能明于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裕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痛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日歲豐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蠶桑不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民無所與。
”又《輕重甲篇》：“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
” 而國家且竭力保護之。
《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産謂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 按鄭有保商之法，故其商人如弦高者，能卻敵而衛國，蓋前此之所未有。
蓋國力膨脹，則各種職業皆因而發達，不獨兵事一端，為立國所重也。
國家之興亡，影響于社會至巨，愚者推求其故而不得，則歸之于運數，而星相蔔筮之術昌。
觀《左氏傳》所載，多前知之言，如懿氏蔔妻敬仲，知其将育于姜[13]；畢萬筮仕于晉，決其子孫必複其始[14]；虢公之奔，兆之童謠[15]；曹社之亡，始以妖夢[16]；以及季友手文[17]，谷也豐下[18]之類，一人一家之休咎，均若有前定者。
蓋其時之人考索興衰之理，不盡關于人事，故廣求之于術數，從而附會之也。
然社會心理雖多迷信，而賢哲之士，轉因之而知盡力于人事。
如季梁， 《左傳》桓公六年：
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
”《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産作丘賦。
”杜《注》：“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
今子産别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又哀公十一年亦稱：“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君子之行也，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将又不足。
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 齊桓之霸，尤重在變更軍制。
《國語·齊語》：“管子對桓公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
’桓公曰：‘善。
’管子于是制國。
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裡，裡有司；四裡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裡，故五十人為小戎，裡有司帥之；四裡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 晉文禦狄，則作五軍；成公賞功，則作六軍。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成公三年：“晉作六軍……賞鞌之功也。
” 其後吳、晉争長，至以甲車四千乘自豪。
《左傳》昭公十三年：“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 （按杜《注》：“四千乘，三十萬人。
”其數雖不确，即以二十五人一乘計之，亦十萬人矣。
）亦周制之變更之大者也。
兵事既重，則兵為專業，而工商之業以分， 《國語·齊語》：“管子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韋昭《注》：“此士，軍士也。
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
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雲五鄙是也。
” 四民之名以立。
《國語·齊語》：“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
’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
令夫士群萃而州處……士之子恒為士；工群萃而州處……工之子恒為工；商群萃而州處……商之子恒為商；農群萃而州處……農之子恒為農。
’” 按《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考工記》稱“國有六職”，雖亦分農、工、商，而未嘗别立士之一職。
《逸周書·程典》曰：“士大夫不雜于工商，（孔晁《注》：商不厚，工不朽，農不力，不可成治。
）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别，不可以入惠。
”雖以士大夫别于農、工、商，亦未名為四民。
四民之别，蓋在春秋之時。
《穀梁》成公元年《傳》：“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雖所稱古者，與《管子》所謂“昔聖王”雲者，皆若不始于春秋之時。
然士皆授田，則與農無别。
别立士之名，必為授田之制已廢。
故愚意春秋之時，授田之制漸廢，始有士、農、工、商之分。
否則，無此區别也。
軍旅之事，苟非危急，專業者率可不與。
《左傳》宣公十二年：“士會論楚曰：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 按此是楚國之兵已皆常隸營伍，國雖舉兵，不取之于農、商、工、賈也。
業分而專，故多能者， 《管子·山權數篇》：“民之能明于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裕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痛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日歲豐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蠶桑不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民無所與。
”又《輕重甲篇》：“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
” 而國家且竭力保護之。
《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産謂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 按鄭有保商之法，故其商人如弦高者，能卻敵而衛國，蓋前此之所未有。
蓋國力膨脹，則各種職業皆因而發達，不獨兵事一端，為立國所重也。
國家之興亡，影響于社會至巨，愚者推求其故而不得，則歸之于運數，而星相蔔筮之術昌。
觀《左氏傳》所載，多前知之言，如懿氏蔔妻敬仲，知其将育于姜[13]；畢萬筮仕于晉，決其子孫必複其始[14]；虢公之奔，兆之童謠[15]；曹社之亡，始以妖夢[16]；以及季友手文[17]，谷也豐下[18]之類，一人一家之休咎，均若有前定者。
蓋其時之人考索興衰之理，不盡關于人事，故廣求之于術數，從而附會之也。
然社會心理雖多迷信，而賢哲之士，轉因之而知盡力于人事。
如季梁， 《左傳》桓公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