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周室之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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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鳏寡。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鹹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 見于《詩》者如： 《詩·文王》：“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
”《詩·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 皆可見其人立身處事，處處敬慎之狀。
周公之性質，殆最似文王，其戒成王、康叔、召公及殷之士民，無在不含有戒慎恐懼之意。
合觀《詩》《書》諸文，其原因蓋有三端： 一則唐、虞以來相傳之道德，皆以敬慎為主。
如《臯陶谟》稱“慎厥身修，兢兢業業”，《商頌》稱“溫恭朝夕，聖敬日跻”之類，皆從收斂抑制立論。
似吾國國民性，自來以此為尚，與西人之崇尚自由發展者正相反對。
文王、周公受累世之教育，秉國民之同性，故其言行若此。
一則曆史事迹多可鑒戒，陳古刺今，時時危悚。
如《召诰》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曆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曆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詩·蕩》曰“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之類，皆以前人之不德，為後人之鑒戒。
故文王、周公之敬慎，即夏殷末造之君臣放恣縱肆之反感也。
一則自古以來寅畏天命，常以戒慎恐懼為事天引年之法。
如《商頌》稱“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之類，是商人之心理也。
文王、周公承受此說，益以天命不常為懼。
故昭事上帝必矢之以小心。
後世儒家、道家、墨家畏天、法天、事天之說，皆本于此。
周之《書》《詩》言天、言上帝者，指不勝屈，其淵源甚遠，并非後世儒者假稱天命以恐吓帝王，蓋自古相承之說。
君相之賢者，時時以此自勵自戒也。
綜觀《詩》《書》之文，雖似含有宗教之意，而以天為勉勵道德之用，非以天為惑世愚民之用，亦與宗教有别。
文王、周公之學，以《易》之卦爻為最邃。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
其囚羑裡，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 《周易正義》：“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
” 蓋伏羲畫卦之後，累世相傳，有占蔔之書。
至文王時，乃演其辭，而名為《易》。
《系辭》：“《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纣之事耶？”[7]《周禮》：“太蔔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8] 易，一名而含三義。
鄭玄《易贊》：“易，一名而含三義。
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 有聖人之道四，不專為蔔筮之用。
《系辭》：“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蔔筮者尚其占。
” 故為吾國哲學書之首。
夫以哲學家主持國政，是實吾國之特色也。
《中國哲學史》（謝無量）：“希臘柏拉圖著《新共和國》，謂當以哲學者宰制天下而出政教。
蓋僅出于想望，非謂必可見諸實事也。
獨吾國自羲、農以來以至堯、舜，皆以一世之大哲，出任元首。
故在中國曆史中，為治化最隆之世，後世靡得而幾焉。
”（按伏羲僅畫卦象，無文字。
堯、舜僅修道德，亦無著作。
以哲學家宰制天下者，惟文王、周公耳。
） 周公自稱多材多藝。
《書·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 《尚書大傳·康诰》稱其“制禮作樂”。
《尚書大傳》：“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周公将作禮樂，優遊之三年不能作。
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随。
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
将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
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
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于其庭。
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
’此之謂也。
” 其于《詩》，有《七月》《鸱鸮》《常棣》《時邁》諸篇。
《詩·小序》：“《七月》，陳王業也。
周公遭變故，陳後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緻，王業之艱難也。
”“《鸱鸮》，周公救亂也。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焉。
”《國語·周語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鳏寡。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鹹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 見于《詩》者如： 《詩·文王》：“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
”《詩·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 皆可見其人立身處事，處處敬慎之狀。
周公之性質，殆最似文王，其戒成王、康叔、召公及殷之士民，無在不含有戒慎恐懼之意。
合觀《詩》《書》諸文，其原因蓋有三端： 一則唐、虞以來相傳之道德，皆以敬慎為主。
如《臯陶谟》稱“慎厥身修，兢兢業業”，《商頌》稱“溫恭朝夕，聖敬日跻”之類，皆從收斂抑制立論。
似吾國國民性，自來以此為尚，與西人之崇尚自由發展者正相反對。
文王、周公受累世之教育，秉國民之同性，故其言行若此。
一則曆史事迹多可鑒戒，陳古刺今，時時危悚。
如《召诰》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曆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曆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詩·蕩》曰“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之類，皆以前人之不德，為後人之鑒戒。
故文王、周公之敬慎，即夏殷末造之君臣放恣縱肆之反感也。
一則自古以來寅畏天命，常以戒慎恐懼為事天引年之法。
如《商頌》稱“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之類，是商人之心理也。
文王、周公承受此說，益以天命不常為懼。
故昭事上帝必矢之以小心。
後世儒家、道家、墨家畏天、法天、事天之說，皆本于此。
周之《書》《詩》言天、言上帝者，指不勝屈，其淵源甚遠，并非後世儒者假稱天命以恐吓帝王，蓋自古相承之說。
君相之賢者，時時以此自勵自戒也。
綜觀《詩》《書》之文，雖似含有宗教之意，而以天為勉勵道德之用，非以天為惑世愚民之用，亦與宗教有别。
文王、周公之學，以《易》之卦爻為最邃。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
其囚羑裡，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 《周易正義》：“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
” 蓋伏羲畫卦之後，累世相傳，有占蔔之書。
至文王時，乃演其辭，而名為《易》。
《系辭》：“《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纣之事耶？”[7]《周禮》：“太蔔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8] 易，一名而含三義。
鄭玄《易贊》：“易，一名而含三義。
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 有聖人之道四，不專為蔔筮之用。
《系辭》：“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蔔筮者尚其占。
” 故為吾國哲學書之首。
夫以哲學家主持國政，是實吾國之特色也。
《中國哲學史》（謝無量）：“希臘柏拉圖著《新共和國》，謂當以哲學者宰制天下而出政教。
蓋僅出于想望，非謂必可見諸實事也。
獨吾國自羲、農以來以至堯、舜，皆以一世之大哲，出任元首。
故在中國曆史中，為治化最隆之世，後世靡得而幾焉。
”（按伏羲僅畫卦象，無文字。
堯、舜僅修道德，亦無著作。
以哲學家宰制天下者，惟文王、周公耳。
） 周公自稱多材多藝。
《書·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 《尚書大傳·康诰》稱其“制禮作樂”。
《尚書大傳》：“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周公将作禮樂，優遊之三年不能作。
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随。
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
将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
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
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于其庭。
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
’此之謂也。
” 其于《詩》，有《七月》《鸱鸮》《常棣》《時邁》諸篇。
《詩·小序》：“《七月》，陳王業也。
周公遭變故，陳後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緻，王業之艱難也。
”“《鸱鸮》，周公救亂也。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焉。
”《國語·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