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忠孝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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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以降，國家統一，政治組織，漸臻完備。
于是立國行政，始有确定之方針。
其方針大抵因時勢之需要而定，救弊補偏，必有所尚。
時移勢異，偏弊不同，則所尚亦因之而異。
其時無所謂政綱政策，故但名之曰道、曰尚。
虞、夏、商、周所尚之道，詳于《禮記·表記》：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
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
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
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夏道未渎辭，不求備，不大望于民，民未厭其親。
殷人未渎禮，而求備于民。
周人強民，未渎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虞夏之道，寡怨于民。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
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
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
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
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
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
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
據此，是一代有一代所尚之道，其道各有所敝。
而夏道近于虞，故虞、夏往往連言。
後世遂隻稱夏、商、周三教而不稱虞。
《說苑·修文篇》：“夏後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
” 《白虎通義》：“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
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
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
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
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
三教改易自夏後氏始。
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
” 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
……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 夏、商、周三代綿亘二千年，其政教風俗之變遷多矣。
近世混而言之，不複加以區别，不知周、漢之人論三代史事，研究其性質，則立國行政之方針，固各有其截然不同者在。
而其利弊得失，亦直言之而不為諱，足知昔人之論史，初非一意崇奉古人，不敢一議其失也。
商、周之事以俟後論，茲先言虞、夏所尚之道。
夏道尚忠，本于虞。
以孔子所言味之，如“忠利之教”，“忠而不犯”，“近人而忠”，則言君主及官吏之忠于民者二，而言官吏忠于君主者一。
孔《疏》：“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
以忠恕養于民，是忠焉也。
”此二者皆指君主官吏盡忠于民而言。
“忠利之教”當以《左傳》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及《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二義解之。
孔《疏》：“忠而不犯者，盡心于君，是其忠也。
無違政教，是不犯也。
”此則為官吏對君上之忠。
足見夏時所尚之忠，非專指臣民盡心事上，更非專指見危授命。
第謂居職任事者，當盡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
人人求利于人而不自恤其私，則犧牲主義、勞動主義、互助主義悉赅括于其中，而國家社會之幸福，自由此而烝烝日進矣。
夏書不盡傳，故夏道之證不多。
周時專倡夏道者，墨子也。
觀墨子所稱道，即可以推知夏道。
《莊子·天下篇》：“
于是立國行政，始有确定之方針。
其方針大抵因時勢之需要而定，救弊補偏，必有所尚。
時移勢異，偏弊不同，則所尚亦因之而異。
其時無所謂政綱政策，故但名之曰道、曰尚。
虞、夏、商、周所尚之道，詳于《禮記·表記》：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
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
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
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夏道未渎辭，不求備，不大望于民，民未厭其親。
殷人未渎禮，而求備于民。
周人強民，未渎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虞夏之道，寡怨于民。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
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
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
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
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
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
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
據此，是一代有一代所尚之道，其道各有所敝。
而夏道近于虞，故虞、夏往往連言。
後世遂隻稱夏、商、周三教而不稱虞。
《說苑·修文篇》：“夏後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
” 《白虎通義》：“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
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
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
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
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
三教改易自夏後氏始。
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
” 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
……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 夏、商、周三代綿亘二千年，其政教風俗之變遷多矣。
近世混而言之，不複加以區别，不知周、漢之人論三代史事，研究其性質，則立國行政之方針，固各有其截然不同者在。
而其利弊得失，亦直言之而不為諱，足知昔人之論史，初非一意崇奉古人，不敢一議其失也。
商、周之事以俟後論，茲先言虞、夏所尚之道。
夏道尚忠，本于虞。
以孔子所言味之，如“忠利之教”，“忠而不犯”，“近人而忠”，則言君主及官吏之忠于民者二，而言官吏忠于君主者一。
孔《疏》：“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
以忠恕養于民，是忠焉也。
”此二者皆指君主官吏盡忠于民而言。
“忠利之教”當以《左傳》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及《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二義解之。
孔《疏》：“忠而不犯者，盡心于君，是其忠也。
無違政教，是不犯也。
”此則為官吏對君上之忠。
足見夏時所尚之忠，非專指臣民盡心事上，更非專指見危授命。
第謂居職任事者，當盡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
人人求利于人而不自恤其私，則犧牲主義、勞動主義、互助主義悉赅括于其中，而國家社會之幸福，自由此而烝烝日進矣。
夏書不盡傳，故夏道之證不多。
周時專倡夏道者，墨子也。
觀墨子所稱道，即可以推知夏道。
《莊子·天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