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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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诰》：“古者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裡，五裡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
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 《史記·五帝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 其民殆多聚族而居。
《書序》：“帝厘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
”[4] 無姓者則賜之以姓。
《禹貢》：“錫土姓。
”[5] 人民之職業甚多， 《淮南子·齊俗訓》：“堯之治天下，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
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
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
” 《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
”（《禹貢》詳載各州貢品，知其時畜牧、田漁、漆桑、紡織、商礦諸業皆備） 《考工記》：“有虞氏上陶。
” 大要以農業為本，有甽田之制。
《漢書·食貨志》：“後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
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
” 其民大率春夏皆處于野，秋冬則邑居。
《堯典》：“春厥民析[6]，夏厥民因[7]，秋厥民夷，冬厥民燠。
” 按《漢書·食貨志》述古制：“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
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
’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
’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可與《堯典》相證[8]。
後世傳其時墾田甚多，而人口甚少，雖多出于臆測，然以地域及史事觀之，計亦約略相等。
《後漢書·郡國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紀》：“禹平洪水時，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定墾者九百三十萬六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
” 按皇甫谧不知據何書而能言唐、虞時田土人口之數鑿鑿如此，似不可信。
然九州之地，墾辟不足一千萬頃，似亦非過言。
以《尚書大傳》一州四十三萬二千家計之，九州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家，平均一家五口，亦不過一千九百四十四萬人。
況九州之都邑，未必一一皆如其數。
則其時之人口，自不過一千數百萬。
觀舜所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則舜未居其地之前，皆空曠之地，無都邑也。
土曠人稀，而生計進步，此尤其時号稱郅治之大原。
吾輩讀史，不可徒研究其政教，而不就當時土地人民之數，一究其因果也。
唐、虞政教之梗概，及其社會之狀況，具如上述。
其尤重要者，則敬天愛民之義為後世立國根本。
雖有專制之君、暴虐之主、剛愎自用之大臣，間亦違反此信條，而自恣其意，然大多數之人誦習典谟，認為立國惟一要義，反複引申，以制暴君污吏之毒焰。
于是柄政者，賢固益以自勉，不肖亦有所懲。
即異族入主中國，亦不能不本斯義，以臨吾民。
故制度可變，方法可變，而此立國之根本不可變。
如： 《堯典》：“欽若昊天。
”“敬授民時。
”“欽哉，惟時亮天功。
”《臯陶谟》：“在知人，在安民。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天工人其代之。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 等等諸語，以天與民合為一事，欲知天意，但順民心。
凡人君之立政施教，不過就天道自然之秩序，闡發而推行之，直無所用其一人之主張。
此尤治史者所當深考者也。
*** [1] 杜《注》：諸侯執玉，附庸執帛。
[2] 上下庠各一，四郊之庠四。
[3] 《史記》作安爾汝。
[4] 劉師培曰：别生，猶言别姓，所以辨别其氏姓耳。
[5] 劉師培曰：古人從母得姓，自禹錫土姓，其所謂姓，始不從母而從父。
[6]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曰：“高誘注《呂覽·仲春紀》引《書》此文，說之雲：散布于野。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隐》引如淳雲：析，分也。
言使民分散耕種。
” [7] 孫曰：《爾雅·釋诂》：儴，因也。
《說文》雲：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蓋謂民相就而助成耕耨事。
[8] 《豳風》述後稷、公劉，當是虞、夏時風俗。
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 《史記·五帝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 其民殆多聚族而居。
《書序》：“帝厘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
”[4] 無姓者則賜之以姓。
《禹貢》：“錫土姓。
”[5] 人民之職業甚多， 《淮南子·齊俗訓》：“堯之治天下，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
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
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
” 《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
”（《禹貢》詳載各州貢品，知其時畜牧、田漁、漆桑、紡織、商礦諸業皆備） 《考工記》：“有虞氏上陶。
” 大要以農業為本，有甽田之制。
《漢書·食貨志》：“後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
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
” 其民大率春夏皆處于野，秋冬則邑居。
《堯典》：“春厥民析[6]，夏厥民因[7]，秋厥民夷，冬厥民燠。
” 按《漢書·食貨志》述古制：“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
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
’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
’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可與《堯典》相證[8]。
後世傳其時墾田甚多，而人口甚少，雖多出于臆測，然以地域及史事觀之，計亦約略相等。
《後漢書·郡國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紀》：“禹平洪水時，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定墾者九百三十萬六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
” 按皇甫谧不知據何書而能言唐、虞時田土人口之數鑿鑿如此，似不可信。
然九州之地，墾辟不足一千萬頃，似亦非過言。
以《尚書大傳》一州四十三萬二千家計之，九州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家，平均一家五口，亦不過一千九百四十四萬人。
況九州之都邑，未必一一皆如其數。
則其時之人口，自不過一千數百萬。
觀舜所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則舜未居其地之前，皆空曠之地，無都邑也。
土曠人稀，而生計進步，此尤其時号稱郅治之大原。
吾輩讀史，不可徒研究其政教，而不就當時土地人民之數，一究其因果也。
唐、虞政教之梗概，及其社會之狀況，具如上述。
其尤重要者，則敬天愛民之義為後世立國根本。
雖有專制之君、暴虐之主、剛愎自用之大臣，間亦違反此信條，而自恣其意，然大多數之人誦習典谟，認為立國惟一要義，反複引申，以制暴君污吏之毒焰。
于是柄政者，賢固益以自勉，不肖亦有所懲。
即異族入主中國，亦不能不本斯義，以臨吾民。
故制度可變，方法可變，而此立國之根本不可變。
如： 《堯典》：“欽若昊天。
”“敬授民時。
”“欽哉，惟時亮天功。
”《臯陶谟》：“在知人，在安民。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天工人其代之。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 等等諸語，以天與民合為一事，欲知天意，但順民心。
凡人君之立政施教，不過就天道自然之秩序，闡發而推行之，直無所用其一人之主張。
此尤治史者所當深考者也。
*** [1] 杜《注》：諸侯執玉，附庸執帛。
[2] 上下庠各一，四郊之庠四。
[3] 《史記》作安爾汝。
[4] 劉師培曰：别生，猶言别姓，所以辨别其氏姓耳。
[5] 劉師培曰：古人從母得姓，自禹錫土姓，其所謂姓，始不從母而從父。
[6]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曰：“高誘注《呂覽·仲春紀》引《書》此文，說之雲：散布于野。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隐》引如淳雲：析，分也。
言使民分散耕種。
” [7] 孫曰：《爾雅·釋诂》：儴，因也。
《說文》雲：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蓋謂民相就而助成耕耨事。
[8] 《豳風》述後稷、公劉，當是虞、夏時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