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 令簋”考釋
關燈
小
中
大
；果科皆歌部字，元部之陰聲（即羅馬字母之a音）。
故、炎、奄，當同是一地之異譯。
蓋奄人自稱為奄者，而周人或稱之為炎，或稱之為。
且十九年王在，與史實亦相符。
今将周初伐淮夷踐奄前後數年事揭錄如下： 十六祀（既克商五年，成王三年） 《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
” 十七祀（既克商六年，成王四年） 《尚書·金滕》：“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 《尚書大傳》：“二年克殷。
” 十八祀（既克商七年，成王五年） 《詩·幽風》（我徂東山）：“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 《孟子》：“伐奄，三年讨其君。
” 《尚書大傳》：“三年踐奄。
” 十九祀（既克商八年，成王六年） 《尚書大傳》：“四年建侯衛。
” （摘錄自《周開國年表》） 此十九年在與“三年踐奄”事約略相當，舊史料中均約舉成數而言，并無詳細之月日。
《袁鹵》亦僅紀年，與此表雖似相差一年，然并不能作為堅決之反證，則《袁鹵》“王姜命作冊袁安夷伯”，當即“遷其君薄姑”事。
夷伯即楚伯，以楚本蠻夷，亦即淮夷，故稱為夷伯。
别有《遣尊》（《周金文存》五，四）及《遣鹵》（同上五，九〇）亦有“王在”之文，其銘雲： “隹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厈，錫遣采，曰錫貝五朋。
遣對王休，用作姞寶彜。
” 此與《袁鹵》亦當系同時之器。
年終置閏稱“十三月”，與蔔辭同。
“錫貝五朋”為數甚少，足見其時代之近古。
此等雖非究極之證明，然亦足為輔助“王在”一語之旁證。
（此等器物惜餘僅見銘文，如能就原物以研究，則由花紋形式上必能得到更堅确之證明。
又出土處大有關系，惜亦無可稽考。
） 《己酉方彜》之稱“王十祀”，則當即武王三年之器。
其時殷尚未滅，故銘文全仿殷人（薛氏《款識》列為商器，謂文類《兄癸鹵》）。
此亦一有意義之剔發。
蓋周未得天下以前之器物迄今未見，今得此可雲創獲矣。
又楚曾稱王稱公稱子，餘曩已言之，今《禽彜》複稱為楚侯，《令簋》複稱為楚伯，是則王公侯伯子乃古國君之通稱，此其最完整之一例證。
以上論《令彜》之時代及其史料上之重要性已畢，其中尚有少數奇字奇句，就餘所推測者附釋之于下。
故、炎、奄，當同是一地之異譯。
蓋奄人自稱為奄者，而周人或稱之為炎，或稱之為。
且十九年王在，與史實亦相符。
今将周初伐淮夷踐奄前後數年事揭錄如下： 十六祀（既克商五年，成王三年） 《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
” 十七祀（既克商六年，成王四年） 《尚書·金滕》：“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 《尚書大傳》：“二年克殷。
” 十八祀（既克商七年，成王五年） 《詩·幽風》（我徂東山）：“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 《孟子》：“伐奄，三年讨其君。
” 《尚書大傳》：“三年踐奄。
” 十九祀（既克商八年，成王六年） 《尚書大傳》：“四年建侯衛。
” （摘錄自《周開國年表》） 此十九年在與“三年踐奄”事約略相當，舊史料中均約舉成數而言，并無詳細之月日。
《袁鹵》亦僅紀年，與此表雖似相差一年，然并不能作為堅決之反證，則《袁鹵》“王姜命作冊袁安夷伯”，當即“遷其君薄姑”事。
夷伯即楚伯，以楚本蠻夷，亦即淮夷，故稱為夷伯。
别有《遣尊》（《周金文存》五，四）及《遣鹵》（同上五，九〇）亦有“王在”之文，其銘雲： “隹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厈，錫遣采，曰錫貝五朋。
遣對王休，用作姞寶彜。
” 此與《袁鹵》亦當系同時之器。
年終置閏稱“十三月”，與蔔辭同。
“錫貝五朋”為數甚少，足見其時代之近古。
此等雖非究極之證明，然亦足為輔助“王在”一語之旁證。
（此等器物惜餘僅見銘文，如能就原物以研究，則由花紋形式上必能得到更堅确之證明。
又出土處大有關系，惜亦無可稽考。
） 《己酉方彜》之稱“王十祀”，則當即武王三年之器。
其時殷尚未滅，故銘文全仿殷人（薛氏《款識》列為商器，謂文類《兄癸鹵》）。
此亦一有意義之剔發。
蓋周未得天下以前之器物迄今未見，今得此可雲創獲矣。
又楚曾稱王稱公稱子，餘曩已言之，今《禽彜》複稱為楚侯，《令簋》複稱為楚伯，是則王公侯伯子乃古國君之通稱，此其最完整之一例證。
以上論《令彜》之時代及其史料上之重要性已畢，其中尚有少數奇字奇句，就餘所推測者附釋之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