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 彜考釋》論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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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供），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裡居（裡居即裡君，居乃字之訛，《史頌簋》亦有“裡君百生”字），罔敢湎于酒。
”（《酒诰》） “汝劼毖殷獻（民獻）臣，侯甸男衛。
”（同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召诰》）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王人當即王官，周金有《王人獻》）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併）侯甸矧鹹奔走。
”（《君奭》） 以上均《周書》所見殷代官制，百僚、庶尹、宗工、裡君，與此卿事寮、諸尹、裡君、百工一緻，侯甸男邦伯與此諸侯侯田男一緻；田即是甸，《盂鼎》亦雲“隹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
惟此有可稽考者。
《尚書》僞孔傳于《康诰》之侯甸男邦采衛釋為五服，并列舉裡數，謂“與《禹貢》異制”。
羅釋《彜》亦竟謂侯、田、男為侯服、甸服、男服，俨若殷代已有五服之制。
案，此實大有可疑。
以《彜》言，侯、田、男統攝于諸侯之下，與卿士、諸尹、裡君、百工對言，《盂鼎》亦以侯田對言百辟，則侯田男當為職位之名，而非畿服之名。
《酒诰》、《召诰》之侯甸男邦伯當為侯甸男等之邦伯，邦伯即諸侯。
《康诰》之“侯甸男邦采衛”，《酒诰》之“侯甸男衛”，以侯甸男邦伯例之，則采或衛與伯同義，采當即是宰。
或言邦伯，或言邦采衛，或衛，與《彜》之諸侯同是一事。
《禹貢》為儒家所僞托，全無可疑；特其甸、侯、綏、要、荒之五服，得此可知亦略有所本。
蓋甸服侯服男邦之名取于侯甸男，非侯甸男即侯服甸服男服。
由此論述亦若殷代已有封建制度者然，然此可稱為封建制度之萌芽，不必即是後世儒家所稱之封建制度，更不必如現代觀點以封建的經濟組織為基礎之封建制度。
蓋所謂侯田男排即出于天子之分封，以當時社會基礎推之，當為當時大宗小族之酋長或軍侯。
各族之名稱不一，或稱侯，或稱田，或稱男，而統稱之則曰諸侯，曰邦伯，曰邦采衛。
故古之諸侯亦有異于春秋戰國時代之諸侯，更有異于秦、漢以後之諸侯王。
名稱雖相近似，性質則大異。
如今之大總統與古之冢宰，由字義而言二者并無懸殊，然大總統與冢宰之異不待辯而自明。
又儒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男，曩餘以為全出于杜撰，得此彜亦知其略有所本。
考周初之所謂封建實無殊于今之所謂殖民。
如定四年傳言封魯公則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之虛；康叔則取于有閻之土，取于相土之東都而封于殷虛；唐叔則封于夏虛；均略取敵人之土地而另成一新國。
然其經濟基礎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懷同愧，乃狄姓），固純然為奴隸制度。
統制方略亦各不同，如魯衛則“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晉唐則：“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索者法也。
所謂周法戎法，所謂商政夏政，要不過農業與牧畜之分而已。
唐封夏虛而用夏政戎索，可知夏民族實即戎狄，此當為中國之先住民族。
《史記·匈奴列傳》謂匈奴本夏禹之後，于此可得一證據。
以上論述《彜》訖，因此器之出，于中國古代史上大有啟發，故備論之如此。
又同出之《令簋》聞有一百零八字，想與此彜必饒有相互發明之處，惜餘于羅釋附說中僅得識其一句（已補入第四篇中），其全文之考核請俟異日。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裡居（裡居即裡君，居乃字之訛，《史頌簋》亦有“裡君百生”字），罔敢湎于酒。
”（《酒诰》） “汝劼毖殷獻（民獻）臣，侯甸男衛。
”（同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召诰》）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王人當即王官，周金有《王人獻》）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併）侯甸矧鹹奔走。
”（《君奭》） 以上均《周書》所見殷代官制，百僚、庶尹、宗工、裡君，與此卿事寮、諸尹、裡君、百工一緻，侯甸男邦伯與此諸侯侯田男一緻；田即是甸，《盂鼎》亦雲“隹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
惟此有可稽考者。
《尚書》僞孔傳于《康诰》之侯甸男邦采衛釋為五服，并列舉裡數，謂“與《禹貢》異制”。
羅釋《彜》亦竟謂侯、田、男為侯服、甸服、男服，俨若殷代已有五服之制。
案，此實大有可疑。
以《彜》言，侯、田、男統攝于諸侯之下，與卿士、諸尹、裡君、百工對言，《盂鼎》亦以侯田對言百辟，則侯田男當為職位之名，而非畿服之名。
《酒诰》、《召诰》之侯甸男邦伯當為侯甸男等之邦伯，邦伯即諸侯。
《康诰》之“侯甸男邦采衛”，《酒诰》之“侯甸男衛”，以侯甸男邦伯例之，則采或衛與伯同義，采當即是宰。
或言邦伯，或言邦采衛，或衛，與《彜》之諸侯同是一事。
《禹貢》為儒家所僞托，全無可疑；特其甸、侯、綏、要、荒之五服，得此可知亦略有所本。
蓋甸服侯服男邦之名取于侯甸男，非侯甸男即侯服甸服男服。
由此論述亦若殷代已有封建制度者然，然此可稱為封建制度之萌芽，不必即是後世儒家所稱之封建制度，更不必如現代觀點以封建的經濟組織為基礎之封建制度。
蓋所謂侯田男排即出于天子之分封，以當時社會基礎推之，當為當時大宗小族之酋長或軍侯。
各族之名稱不一，或稱侯，或稱田，或稱男，而統稱之則曰諸侯，曰邦伯，曰邦采衛。
故古之諸侯亦有異于春秋戰國時代之諸侯，更有異于秦、漢以後之諸侯王。
名稱雖相近似，性質則大異。
如今之大總統與古之冢宰，由字義而言二者并無懸殊，然大總統與冢宰之異不待辯而自明。
又儒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男，曩餘以為全出于杜撰，得此彜亦知其略有所本。
考周初之所謂封建實無殊于今之所謂殖民。
如定四年傳言封魯公則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之虛；康叔則取于有閻之土，取于相土之東都而封于殷虛；唐叔則封于夏虛；均略取敵人之土地而另成一新國。
然其經濟基礎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懷同愧，乃狄姓），固純然為奴隸制度。
統制方略亦各不同，如魯衛則“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晉唐則：“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索者法也。
所謂周法戎法，所謂商政夏政，要不過農業與牧畜之分而已。
唐封夏虛而用夏政戎索，可知夏民族實即戎狄，此當為中國之先住民族。
《史記·匈奴列傳》謂匈奴本夏禹之後，于此可得一證據。
以上論述《彜》訖，因此器之出，于中國古代史上大有啟發，故備論之如此。
又同出之《令簋》聞有一百零八字，想與此彜必饒有相互發明之處，惜餘于羅釋附說中僅得識其一句（已補入第四篇中），其全文之考核請俟異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