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層建築的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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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精神是氏族聯帶的公産制，這在中國的古代學者早就明了了的。
《禮運篇》上有幾句孔子所說的話——《禮記》本來是漢儒的纂集，說話者究竟是否孔子雖然是一個問題，但本文的眼目不重在言說的人，是重在言說的本身。
所以這下面的幾句話即使是漢儒的言論也很值得征引。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是謂大同。
這幾句話中有一二點是後人的臆說，如“矜寡孤獨”是後來的現象，“男有分，女有歸”也應該掉轉來說，因為當時是女子承家，男子出嫁。
但除掉這一二點的臆說外，大體上道破了原始公社社會的秘密。
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現象，其實也就是親多子多的彭那魯亞的家族。
在這種社會裡面一切都有聯帶性，一個社會直截了當地說時便如現在的一個家庭。
每個家庭都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小規模的大同社會，這兒不容許有個人積攢私房的現象。
但如普通的家庭在産業漸漸發展的途中，便有積攢私房的現象發生；終至于公開的容許私有（分爨），原始氏族社會也就因産業發達的結果，終不能不容許财産的私有了。
殷代，大約就在它的末年，已經有私有财産的成立，如本論第一章中論商行為的一項所舉出的各項錫貝的記事，便是這項重大事變的證明。
那時的王侯雖然以極少數的貨貝寶物賜予其臣下，但那證明族的公有物俨然成為了王的私有，而臣庶也能有私有物的公然的權利。
王的這種賞賜權不消說本是社會的反映，可知當時的社會已漸漸的在脫出氏族制的藩籬。
錫朋的紀錄在蔔辭中僅一見。
“庚戌貞錫多女有貝朋。
”（“後”下八，五） 朋上不冠以數目當系一朋，蔔辭之已著錄者就餘所見已将及萬片，而錫貝之事僅此一見。
可見品物私有之權雖已出現而為時未久。
又蔔辭中無攘盜竊奪等類之文字，然無幾何時《商書》之《微子篇》便有下列數語：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
……小民方興，相為敵仇。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末句《史記·宋微子世家》引作“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
） 此文可信與否尚屬疑問，惟“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補注4〕，王國維于《殷周制度論》中已早有揭發。
惟王氏于社會學惜未有涉曆，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遂盛稱“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
此亦時代限人無可隐諱之一實例。
殷、周之際當即所謂“突變”之時期，如水然，水由攝氏零度至九十九度為漸變，其變化之迹不甚顯著，至百度則突變而為沸騰。
二 階級制度的萌芽 個人間攘奪的行為在蔔辭中雖不可見，而族與族間的攘奪行為則異常劇烈。
蔔辭中為征伐貞蔔的事項極多，羅氏所考釋者已有六十餘條，王氏《戬釋》亦有二十餘條，此外殘缺不全及散見于諸家著錄者尚不止此數。
從這多數的征伐事項中，可以抽繹出下列的幾項知見： （一）殷民族的敵人 殷民族的根據地在現在河南的黃河流域一帶，其四圍的敵人有土方、方、狗方、井方、洗方、人方、馬方、羊方、苴方、林方、二封方、三封方、盂方、下勺、糞方等族。
就中土方與方二者與殷人所發生之關系最多，戰争也是頻繁、最劇烈；均遠在殷之西北部，當即狁之二族。
（詳《甲骨文字研究·釋臣宰篇》附《土方考》。
） （二）參加戰争之人數 人數至多有上五千者，其次為三千，其餘多不言人數。
〔補注5〕 （1）“丁酉蔔貞今者王人五千征土方，受有祐。
三月。
（“後”上三一，五） （2）“丁酉蔔貞今者，王人五千方。
”（“後”下一，三） （3）“貞今者，王伐敔方（登）人五千乎（戰）。
”（“前”七，一五，四） （4）“庚子蔔賓貞勿登人三千乎方，弗受有祐。
”（“前”七，二，三） （5）“（上缺）人三千乎伐方，受。
”（“後”上一七，一） （6）“（上缺）登人三千乎戰。
”（“前”六，三八，四） （7）“丁酉蔔貞勿登人四千（下缺）。
”（“鐵”二五八，一） 五千三千為數似甚微末，然蔔辭殺人有一次至二千以上者： “八日辛亥，允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後”下最末一片） 此所伐者當系俘虜。
俘虜一次可殺至二千六百以上，則戰征之劇烈殊可想見，參加戰争之人數也當不止三千五千。
《史記·周本紀》載牧野之戰“帝纣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此雖不免誇張，然亦有說。
蓋當時乃整族之行動，猶言動員全殷人以與武王為敵。
詩《大雅·大明》言“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此亦言其多。
古人之原始林與後人對于林字之觀感，當尤有不同。
（三）俘虜的用途 俘虜于殺戮之外蔔辭中多有用為犧牲之紀錄。
今略舉二事以示例： “甲寅蔔貞三，蔔用血，三羊，冊，伐廿，鬯卅，牢卅，三，于妣庚。
（“前”八，一二，六） “癸未蔔禦妣庚，伐廿，鬯卅，卅牢，“”三，三。
”（“前”四，八，二） 此所謂“二”“三”之“”字（在原文為以手捕人之形）與古“孚”字同意（古金中“俘”字均作“孚”，從爪子），“服”字從此。
此與牢鬯之數同列，自為人牲無疑〔補注6〕。
然除殺戮用牲之外，蔔辭已有奚奴臣仆等字。
奚奴之從俘虜而來于字形已顯著，今将俘奚奴四字之字形揭示如下，一目即可了然。
（四）奴隸的用途 奴仆臣妾等字既已存在，可見當時确已有階級存在。
其奴隸的用途亦約略可以考見。
其一，用作服禦 此于仆字之字形表現得最為分明。
骨文“仆”字作象人形，頭上負辛，辛者，天也，黥也。
黥形不能表示，故以施黥之刑具以表示之。
辛即古之剞劂（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幹》之辛字下）。
人形，頭上有黥，臀下有尾，手中所奉者為糞除之物（箕中盛塵垢形），可知仆即古人所用以司箕帚之賤役。
其二，用于牧畜耕作 用于牲畜者本論第一章中曾舉“戊戌蔔大占奴，癸巳蔔令牧坐”一事。
牧與奴同列于一片，則當如《左傳》“馬有圉，牛有牧”（昭七年）之牧。
用于耕作者由下列一事可以推察。
“貞叀小臣令衆黍。
一月。
”（“前”四，三〇，二） 小臣即是奴隸，此為小臣所命令之“衆”亦為奴隸無疑。
其三，常備軍警 當時似已有常備軍警之設置。
如屢見之“”字（或從女）即後之“豎”字，似為國境上四方之戍卒。
如曰“有來自西”，“有來自北”（見“菁華”）。
又“三日丙申允有來自東”（“前”七，四〇，二），“貞其自南有”（“鐵”一一五，三），“貞雲來自南？”（“戬”三五，一二）是東西南北皆有，而來報者則為疆理殺伐之事。
“”即“豎”字，由後義以推之，則殷人已用奴隸為戍卒〔補注7〕。
又有“臣”字。
臣亦奴隸之古稱。
《左氏》僖十七年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蔔辭言臣者有下舉諸例： “乎多臣伐方。
”（“前”六，三一，三） “貞乎多臣〔伐〕。
”（“戬”一二，一一） “貞勿乎多臣伐方，弗〔受有右〕。
”（“林”二，二七，七） 此以“多臣”從事戰争，亦用奴隸為軍警之一例。
用奴隸為軍警事，希臘、羅馬的古代均有之，今人亦猶是，如英國人用印度人為巡捕，法國人之用安南人為巡捕。
中國俗諺有“好鐵不打釘，好兒不當兵”之語，或即此古代風俗之遺意。
（五）奴隸的私有 在氏族社會之末期亦不能無奴隸，然其奴隸與他種生産品物相同，必為族所公有。
待他種生産品物已可成為私有，則奴隸亦可成私有。
奴隸私有乃周代經常之制度，周彜中錫人民臣仆之例至多，惟于殷彜中則少見。
前舉《陽亥簋》有“休（錫）臣三家”語，惟此是否殷器，不敢斷言《鼎》有“公錫仆”語，大約因其中有“作文父日乙寶尊彜”語之故，羅氏收入《殷文存》，然其銘首為“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初吉乃周制（王國維說，見《生霸死霸考》），則此器當是周初之制作。
蔔辭亦無錫臣仆之紀錄。
上舉“貞錫多女有貝朋”一例，“多女”不識為受錫之人，抑所錫之物，如“多女”與“貝朋”為同例，則以人為錫之事便僅此一見。
此外有如下列二語： “子漁有從。
”（“前”五，四四，三） “貞子漁亡其從。
”（“後”上二七，二） 子漁系人名，已見前。
此二從字不知是否即為奴隸，如此作仆從解，則殷代當時奴隸已可私
《禮運篇》上有幾句孔子所說的話——《禮記》本來是漢儒的纂集，說話者究竟是否孔子雖然是一個問題，但本文的眼目不重在言說的人，是重在言說的本身。
所以這下面的幾句話即使是漢儒的言論也很值得征引。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是謂大同。
這幾句話中有一二點是後人的臆說，如“矜寡孤獨”是後來的現象，“男有分，女有歸”也應該掉轉來說，因為當時是女子承家，男子出嫁。
但除掉這一二點的臆說外，大體上道破了原始公社社會的秘密。
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現象，其實也就是親多子多的彭那魯亞的家族。
在這種社會裡面一切都有聯帶性，一個社會直截了當地說時便如現在的一個家庭。
每個家庭都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小規模的大同社會，這兒不容許有個人積攢私房的現象。
但如普通的家庭在産業漸漸發展的途中，便有積攢私房的現象發生；終至于公開的容許私有（分爨），原始氏族社會也就因産業發達的結果，終不能不容許财産的私有了。
殷代，大約就在它的末年，已經有私有财産的成立，如本論第一章中論商行為的一項所舉出的各項錫貝的記事，便是這項重大事變的證明。
那時的王侯雖然以極少數的貨貝寶物賜予其臣下，但那證明族的公有物俨然成為了王的私有，而臣庶也能有私有物的公然的權利。
王的這種賞賜權不消說本是社會的反映，可知當時的社會已漸漸的在脫出氏族制的藩籬。
錫朋的紀錄在蔔辭中僅一見。
“庚戌貞錫多女有貝朋。
”（“後”下八，五） 朋上不冠以數目當系一朋，蔔辭之已著錄者就餘所見已将及萬片，而錫貝之事僅此一見。
可見品物私有之權雖已出現而為時未久。
又蔔辭中無攘盜竊奪等類之文字，然無幾何時《商書》之《微子篇》便有下列數語：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
……小民方興，相為敵仇。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末句《史記·宋微子世家》引作“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
） 此文可信與否尚屬疑問，惟“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補注4〕，王國維于《殷周制度論》中已早有揭發。
惟王氏于社會學惜未有涉曆，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遂盛稱“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
此亦時代限人無可隐諱之一實例。
殷、周之際當即所謂“突變”之時期，如水然，水由攝氏零度至九十九度為漸變，其變化之迹不甚顯著，至百度則突變而為沸騰。
二 階級制度的萌芽 個人間攘奪的行為在蔔辭中雖不可見，而族與族間的攘奪行為則異常劇烈。
蔔辭中為征伐貞蔔的事項極多，羅氏所考釋者已有六十餘條，王氏《戬釋》亦有二十餘條，此外殘缺不全及散見于諸家著錄者尚不止此數。
從這多數的征伐事項中，可以抽繹出下列的幾項知見： （一）殷民族的敵人 殷民族的根據地在現在河南的黃河流域一帶，其四圍的敵人有土方、方、狗方、井方、洗方、人方、馬方、羊方、苴方、林方、二封方、三封方、盂方、下勺、糞方等族。
就中土方與方二者與殷人所發生之關系最多，戰争也是頻繁、最劇烈；均遠在殷之西北部，當即狁之二族。
（詳《甲骨文字研究·釋臣宰篇》附《土方考》。
） （二）參加戰争之人數 人數至多有上五千者，其次為三千，其餘多不言人數。
〔補注5〕 （1）“丁酉蔔貞今者王人五千征土方，受有祐。
三月。
（“後”上三一，五） （2）“丁酉蔔貞今者，王人五千方。
”（“後”下一，三） （3）“貞今者，王伐敔方（登）人五千乎（戰）。
”（“前”七，一五，四） （4）“庚子蔔賓貞勿登人三千乎方，弗受有祐。
”（“前”七，二，三） （5）“（上缺）人三千乎伐方，受。
”（“後”上一七，一） （6）“（上缺）登人三千乎戰。
”（“前”六，三八，四） （7）“丁酉蔔貞勿登人四千（下缺）。
”（“鐵”二五八，一） 五千三千為數似甚微末，然蔔辭殺人有一次至二千以上者： “八日辛亥，允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後”下最末一片） 此所伐者當系俘虜。
俘虜一次可殺至二千六百以上，則戰征之劇烈殊可想見，參加戰争之人數也當不止三千五千。
《史記·周本紀》載牧野之戰“帝纣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此雖不免誇張，然亦有說。
蓋當時乃整族之行動，猶言動員全殷人以與武王為敵。
詩《大雅·大明》言“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此亦言其多。
古人之原始林與後人對于林字之觀感，當尤有不同。
（三）俘虜的用途 俘虜于殺戮之外蔔辭中多有用為犧牲之紀錄。
今略舉二事以示例： “甲寅蔔貞三，蔔用血，三羊，冊，伐廿，鬯卅，牢卅，三，于妣庚。
（“前”八，一二，六） “癸未蔔禦妣庚，伐廿，鬯卅，卅牢，“”三，三。
”（“前”四，八，二） 此所謂“二”“三”之“”字（在原文為以手捕人之形）與古“孚”字同意（古金中“俘”字均作“孚”，從爪子），“服”字從此。
此與牢鬯之數同列，自為人牲無疑〔補注6〕。
然除殺戮用牲之外，蔔辭已有奚奴臣仆等字。
奚奴之從俘虜而來于字形已顯著，今将俘奚奴四字之字形揭示如下，一目即可了然。
（四）奴隸的用途 奴仆臣妾等字既已存在，可見當時确已有階級存在。
其奴隸的用途亦約略可以考見。
其一，用作服禦 此于仆字之字形表現得最為分明。
骨文“仆”字作象人形，頭上負辛，辛者，天也，黥也。
黥形不能表示，故以施黥之刑具以表示之。
辛即古之剞劂（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幹》之辛字下）。
人形，頭上有黥，臀下有尾，手中所奉者為糞除之物（箕中盛塵垢形），可知仆即古人所用以司箕帚之賤役。
其二，用于牧畜耕作 用于牲畜者本論第一章中曾舉“戊戌蔔大占奴，癸巳蔔令牧坐”一事。
牧與奴同列于一片，則當如《左傳》“馬有圉，牛有牧”（昭七年）之牧。
用于耕作者由下列一事可以推察。
“貞叀小臣令衆黍。
一月。
”（“前”四，三〇，二） 小臣即是奴隸，此為小臣所命令之“衆”亦為奴隸無疑。
其三，常備軍警 當時似已有常備軍警之設置。
如屢見之“”字（或從女）即後之“豎”字，似為國境上四方之戍卒。
如曰“有來自西”，“有來自北”（見“菁華”）。
又“三日丙申允有來自東”（“前”七，四〇，二），“貞其自南有”（“鐵”一一五，三），“貞雲來自南？”（“戬”三五，一二）是東西南北皆有，而來報者則為疆理殺伐之事。
“”即“豎”字，由後義以推之，則殷人已用奴隸為戍卒〔補注7〕。
又有“臣”字。
臣亦奴隸之古稱。
《左氏》僖十七年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蔔辭言臣者有下舉諸例： “乎多臣伐方。
”（“前”六，三一，三） “貞乎多臣〔伐〕。
”（“戬”一二，一一） “貞勿乎多臣伐方，弗〔受有右〕。
”（“林”二，二七，七） 此以“多臣”從事戰争，亦用奴隸為軍警之一例。
用奴隸為軍警事，希臘、羅馬的古代均有之，今人亦猶是，如英國人用印度人為巡捕，法國人之用安南人為巡捕。
中國俗諺有“好鐵不打釘，好兒不當兵”之語，或即此古代風俗之遺意。
（五）奴隸的私有 在氏族社會之末期亦不能無奴隸，然其奴隸與他種生産品物相同，必為族所公有。
待他種生産品物已可成為私有，則奴隸亦可成私有。
奴隸私有乃周代經常之制度，周彜中錫人民臣仆之例至多，惟于殷彜中則少見。
前舉《陽亥簋》有“休（錫）臣三家”語，惟此是否殷器，不敢斷言《鼎》有“公錫仆”語，大約因其中有“作文父日乙寶尊彜”語之故，羅氏收入《殷文存》，然其銘首為“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初吉乃周制（王國維說，見《生霸死霸考》），則此器當是周初之制作。
蔔辭亦無錫臣仆之紀錄。
上舉“貞錫多女有貝朋”一例，“多女”不識為受錫之人，抑所錫之物，如“多女”與“貝朋”為同例，則以人為錫之事便僅此一見。
此外有如下列二語： “子漁有從。
”（“前”五，四四，三） “貞子漁亡其從。
”（“後”上二七，二） 子漁系人名，已見前。
此二從字不知是否即為奴隸，如此作仆從解，則殷代當時奴隸已可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