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會基礎的生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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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十）角……一五（十一）斝&hellip一〇（十二）……八
（十三）……七（十四）壺……五（十五）鬲……五
（十六）罍……四（十七）……三（十八）盤……三
（十九）觥……二（二十）豆……一
這些器皿隻要有一個即足以證明殷代當時已有青銅器，更何況有這許多的個數呢？商代的彜器其形式、镂刻、文字，均極精巧，因而近世學者，特别是歐美人，很懷疑于它的曆史性，很多想把它們斷成周代或更後期的作品，但自有蔔辭出土以後，這個問題可以說完全解決了。
一方面青銅器雖已發達，而另一方面則石器、骨器尚盛見使用，《殷虛古器物圖錄》中之各種石骨器即其鐵證。
而且尤可注意者則殷虛中無鐵器出現。
由此種種證據，可斷然作一結論，便是殷虛時代還是考古學上所說的“金石并用時代”（EneolithicAge）。
第五節 貿易 貿易的發生應在漁獵社會向牧畜社會轉換的時期。
牧畜發明之後，生産與需要的狀态發生出差異，由是漁獵民族與牧畜民族間發生出第一次的交易行為以互相滿足。
這種原始的交易起初自然是物對物的交易，後來便漸漸生出等價物的貨币來。
這種學理上的推論在中國的古代史上可以說是得着了實物的證明。
中國的貨币字樣多從貝，這顯然是由漁獵民族提供出來的東西，而物品字樣則從牛，物件的提供者可知是牧畜民族。
商代由前列各項所分析已經是牧畜最盛時代，而且農業種植已逐漸在發展了，在這樣的社會中當然早有商行為的存在。
此事由貝之存在即可得其證明。
貝字于蔔辭屢見，如曰： “戌申蔔貞大有其囚貝。
”（“前”五，一〇，四） “貞土方貝。
”（同上二） 貝好像都是由敵人得來。
此外從貝之字如“寶”、如“”、如“貯”、如“得”（蔔辭從貝），均由貝義所孳乳。
由貝所制之器物有朋。
朋乃古人的頸飾，字于骨文、金文均作“”或“”，而骨文更作“”、“”，即肖頸飾之形。
（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朋篇》。
） 古金中每多錫貝朋之事，其疑是殷彜者（至遲當在周初）有如下諸例： （一）“侯錫中貝三朋，用作祖癸寶鼎。
”（《中鼎》）（《殷文存》上七，五） （二）“丁卯王令宜子會西方于省，惟反，王賞戍貝一朋，用作父乙鼎。
”（《戍鼎》）（同上八，三——《愙齋》六，五，又一二，二簋，銘同，雲是“李山農藏器”。
） （三）“陽亥曰遣叔休于小臣貝三朋，臣三家，對厥休，用作父丁尊彜。
”（《陽亥彜》）（《愙齋》一二，八） （四）“庚申王在東間，王格，宰椃從，錫貝五朋，用作父丁尊彜，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
”（《宰椃角》）（《殷文存》下二三，六） （五）“癸巳王錫臣邑貝十朋，用作母癸尊彜。
隹王六祀肜日，在四月。
”（《邑斝》）（《陶齋吉金錄》五，三二） 錫貝之數以十朋為最多，十朋以上者未見。
入周以後則錫朋之數每每二十（《效卣》、《匽侯鼎》），三十（《剌鼎》、《呂鼎》），五十（《效卣》）。
蔔辭已著錄者已近萬片，而錫朋之紀錄則僅一見： “庚戌貞錫多女有貝朋。
”（“後”下八，五） （單言朋當即一朋之義。
） 由上可知貝朋在初為物尚少，僅用以作頸飾，入後始化為一般之貨币單位。
其事當在殷、周之間。
貝之實物于殷虛中已有發現，《古器物圖錄》中有真貝一，石貝一，羅氏附有試說一段極重要，今鈔錄之如次： 前人古泉譜錄有所謂蟻鼻錢者，予嘗定為銅制之貝，然苦無證。
往歲又于磁州得銅制之貝無文字，則确為貝形。
已又于磁州得骨制之貝，染以綠色或褐色，狀與真貝不異，而有兩穿或一穿，以便貫系。
最後又得真貝，摩平其背，與骨制貝狀畢肖。
此所圖之貝均出殷虛，一為真貝，與常貝形頗異；一為人造之貝，以珧制，狀與骨貝同而穿形略殊。
蓋骨貝之穿在中間，此在兩端也。
合觀先後所得，始知初蓋用天生之貝，嗣以其貝難得，故以珧制之。
又後則以骨，又後鑄以銅。
世所謂蟻鼻錢者又銅貝中之尤晚者也。
蟻鼻錢間有有文字者，驗其書體乃晚周時物，則傳世之骨貝殆在商、周之間矣。
這是一段極重要的文字，為談中國古代社會史若經濟史者所不可不知。
大抵貝朋用為通行貨币之事即起源于殷人，其貝形由圖錄及我所見之實物（日本東京博物館有真貝、石貝、銅貝諸事陳列）觀察，實為海貝，即學名所稱為貨貝（Cypraeamoneta）者，此決非黃河流域中部所能産。
雖其初必有用為頸飾之一階段，然其來源則必出于濱海民族之交易或搶劫。
故此可作一結論：便是中國古代的貿易行為必始于商人。
第六節 結論 由上各段的分析，可知： （一）商代是金石并用時代。
（二）産業狀況已經超過了漁獵時期，而進展到牧畜的最盛時期。
（三）農業已經出現，但尚未十分發達。
（四）在産業界的一隅已經有商行為的存在，然其事尚在實物交易與貨币交易之推移中。
以上四項再總結一句，便是商代的産業是由牧畜進展到農業的時期。
———————————————————— 〔補注1〕“狐”字原作“”，羅振玉釋為“狼”，案，宜釋為“狐”，“亡”字古多讀為“無”。
〔補注2〕此五例中，如“在漁”或“在圃漁”，依蔔辭文例，凡“在”字下多系地名，故“漁”與“圃漁”亦當為地名。
“圃漁”以音求之，當即彭衙。
故此五例中，有四例又當除去。
一方面青銅器雖已發達，而另一方面則石器、骨器尚盛見使用，《殷虛古器物圖錄》中之各種石骨器即其鐵證。
而且尤可注意者則殷虛中無鐵器出現。
由此種種證據，可斷然作一結論，便是殷虛時代還是考古學上所說的“金石并用時代”（EneolithicAge）。
第五節 貿易 貿易的發生應在漁獵社會向牧畜社會轉換的時期。
牧畜發明之後，生産與需要的狀态發生出差異，由是漁獵民族與牧畜民族間發生出第一次的交易行為以互相滿足。
這種原始的交易起初自然是物對物的交易，後來便漸漸生出等價物的貨币來。
這種學理上的推論在中國的古代史上可以說是得着了實物的證明。
中國的貨币字樣多從貝，這顯然是由漁獵民族提供出來的東西，而物品字樣則從牛，物件的提供者可知是牧畜民族。
商代由前列各項所分析已經是牧畜最盛時代，而且農業種植已逐漸在發展了，在這樣的社會中當然早有商行為的存在。
此事由貝之存在即可得其證明。
貝字于蔔辭屢見，如曰： “戌申蔔貞大有其囚貝。
”（“前”五，一〇，四） “貞土方貝。
”（同上二） 貝好像都是由敵人得來。
此外從貝之字如“寶”、如“”、如“貯”、如“得”（蔔辭從貝），均由貝義所孳乳。
由貝所制之器物有朋。
朋乃古人的頸飾，字于骨文、金文均作“”或“”，而骨文更作“”、“”，即肖頸飾之形。
（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朋篇》。
） 古金中每多錫貝朋之事，其疑是殷彜者（至遲當在周初）有如下諸例： （一）“侯錫中貝三朋，用作祖癸寶鼎。
”（《中鼎》）（《殷文存》上七，五） （二）“丁卯王令宜子會西方于省，惟反，王賞戍貝一朋，用作父乙鼎。
”（《戍鼎》）（同上八，三——《愙齋》六，五，又一二，二簋，銘同，雲是“李山農藏器”。
） （三）“陽亥曰遣叔休于小臣貝三朋，臣三家，對厥休，用作父丁尊彜。
”（《陽亥彜》）（《愙齋》一二，八） （四）“庚申王在東間，王格，宰椃從，錫貝五朋，用作父丁尊彜，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
”（《宰椃角》）（《殷文存》下二三，六） （五）“癸巳王錫臣邑貝十朋，用作母癸尊彜。
隹王六祀肜日，在四月。
”（《邑斝》）（《陶齋吉金錄》五，三二） 錫貝之數以十朋為最多，十朋以上者未見。
入周以後則錫朋之數每每二十（《效卣》、《匽侯鼎》），三十（《剌鼎》、《呂鼎》），五十（《效卣》）。
蔔辭已著錄者已近萬片，而錫朋之紀錄則僅一見： “庚戌貞錫多女有貝朋。
”（“後”下八，五） （單言朋當即一朋之義。
） 由上可知貝朋在初為物尚少，僅用以作頸飾，入後始化為一般之貨币單位。
其事當在殷、周之間。
貝之實物于殷虛中已有發現，《古器物圖錄》中有真貝一，石貝一，羅氏附有試說一段極重要，今鈔錄之如次： 前人古泉譜錄有所謂蟻鼻錢者，予嘗定為銅制之貝，然苦無證。
往歲又于磁州得銅制之貝無文字，則确為貝形。
已又于磁州得骨制之貝，染以綠色或褐色，狀與真貝不異，而有兩穿或一穿，以便貫系。
最後又得真貝，摩平其背，與骨制貝狀畢肖。
此所圖之貝均出殷虛，一為真貝，與常貝形頗異；一為人造之貝，以珧制，狀與骨貝同而穿形略殊。
蓋骨貝之穿在中間，此在兩端也。
合觀先後所得，始知初蓋用天生之貝，嗣以其貝難得，故以珧制之。
又後則以骨，又後鑄以銅。
世所謂蟻鼻錢者又銅貝中之尤晚者也。
蟻鼻錢間有有文字者，驗其書體乃晚周時物，則傳世之骨貝殆在商、周之間矣。
這是一段極重要的文字，為談中國古代社會史若經濟史者所不可不知。
大抵貝朋用為通行貨币之事即起源于殷人，其貝形由圖錄及我所見之實物（日本東京博物館有真貝、石貝、銅貝諸事陳列）觀察，實為海貝，即學名所稱為貨貝（Cypraeamoneta）者，此決非黃河流域中部所能産。
雖其初必有用為頸飾之一階段，然其來源則必出于濱海民族之交易或搶劫。
故此可作一結論：便是中國古代的貿易行為必始于商人。
第六節 結論 由上各段的分析，可知： （一）商代是金石并用時代。
（二）産業狀況已經超過了漁獵時期，而進展到牧畜的最盛時期。
（三）農業已經出現，但尚未十分發達。
（四）在産業界的一隅已經有商行為的存在，然其事尚在實物交易與貨币交易之推移中。
以上四項再總結一句，便是商代的産業是由牧畜進展到農業的時期。
———————————————————— 〔補注1〕“狐”字原作“”，羅振玉釋為“狼”，案，宜釋為“狐”，“亡”字古多讀為“無”。
〔補注2〕此五例中，如“在漁”或“在圃漁”，依蔔辭文例，凡“在”字下多系地名，故“漁”與“圃漁”亦當為地名。
“圃漁”以音求之，當即彭衙。
故此五例中，有四例又當除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