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會基礎的生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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牝,曰骍曰。

    ” (二)用牲的數目 “其用牲數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六或九,或十或十五,或二十或三十,或三十三,或三十七,或四十,而止于百。

    ” (三)用牲的方法 “其用牲之法曰,曰埋,曰沉,曰卯,曰俎。

    祭時或僅用,或僅用埋,或僅用沉,或僅用卯;或兼用與埋,或兼用與沉,或兼用與卯,或兼用與俎,或兼用埋與與卯,或兼用卯與沉。

    ”(《考釋》下六〇——六二) 就這樣已經是一個驚人的現象了。

    六畜中的牛、羊、犬、豕都用作犧牲,其他的馬與雞羅氏雖不曾列舉,但在蔔辭中也有用作犧牲的痕迹。

    《殷虛書契》中有一片(“前”一,一九,六)上端有下列二辭: (1)“用。

    ” (2)“癸巳蔔貞祖甲丁其牢用。

    ” 下端整整齊齊的骈畫十馬,上五下五。

    這十馬當然便是馬牲。

    祭牲用馬在春秋時的宋人都還有此遺習,《左氏》襄九年傳:“春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 用雞的痕迹在彜字中可以看出,彜字在古金文及蔔辭均作二手奉雞的形式。

    雞在六畜中應是最先為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彜字竟為雞所專用,也就是最初用的犧牲是雞的表現。

     用牲之數羅氏也有遺漏: (一)有用四者: “辛巳蔔貞埋三犬,五犬五彘,卯四牛,一月。

    ”(“前”七,三,三) “(缺)貞四羊四豕,卯四牛,四(缺)。

    ”(“戬”二五,八) (二)有用七者: “貞求宗其七牛。

    ”(“戬”二四,一二) “又于甲七牡。

    ”(“拾遺”一,四) (三)有用八者: “又于祖辛八。

    ”(“林”一,一二,一七) (四)有用五十者: “五十犬  五十羊  五十豚 “三十犬  三十羊  三十豚 “二十犬  二十羊  二十豚 “十五犬  十五羊  十五豚”(“前”三,二三,六) “貞挈牛五十。

    ”(“前”一,二九,一) (此四“五十”字羅氏均譯作十五,非。

    詳《甲骨文字研究·釋五十篇》。

    ) (五)有用三百四百者: “貞禦畝牛三百。

    ”(“前”四,八,四) “丁亥蔔貞,昔日乙酉,箙武禦〔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

    ”(“後”上二八,三) (凡蔔辭用卯字例限于牛羊,偶言“卯彘”,僅一例,見下二三一頁第一五行。

    此例已有百羊,“故卯三百”下所缺一字當系牛。

    百羊與三百牛相合,則為四百。

    ) 由上的分析,六畜均用作犧牲,且一次确實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時候,這不是牲畜最盛的時代決難辦到。

    用三百牛的紀錄,後來的文獻中曾見一例: “秦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

    ”(《漢書·郊祀志》上,又見《史記·秦本紀》) 但這已要算是很少見的一例了,而在蔔辭中則不僅一次。

    故即由此祭牲一項破天荒的濫用,已可斷定商代是牧畜最蕃盛的時代。

     商代是牧畜最蕃盛的時代,舊史料中所得到的一些史料,可算得到了古物上的證明。

    但這裡有一個疑團,在本章的開端即已曾提及的,便是在這樣蕃盛的牧畜時代,為什麼專為刍牧貞蔔的紀錄卻很少見? 我對于這個問題有兩個解答。

     第一,蔔辭中蔔年蔔風雨的紀錄很多。

    蔔風雨者多至不可勝舉,其蔔年者有言明是“蔔受黍年”,當然是屬于農業種植一方面的事情,但亦有單言蔔年者,如: “貞于王亥求年。

    ”(“後”上一,一) “壬申貞求年于夒。

    ”(“後”上二二,四) “貞求年于嶽。

    ”(“前”一,五〇,一) “癸醜蔔貞求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

    ”(“後”上二七,六) “壬申貞求年于河。

    ”(“後”上二二,三) 像這些紀錄,我想,和牧畜一定大有關系,刍牧也應該求年。

    《詩·小雅·無羊篇》專詠牧人生活,但末章便有“衆維魚矣,實維豐年”的話。

     風雨和牧畜也大有關系,那是可無須乎叙述了。

     第二,當時牧畜已有用奴隸擔任的痕迹。

    例如《藏龜之餘》第二頁有下列一片(“戬”三三,一四同): (一)“戊戌蔔大占奴。

    ” (二)“癸巳蔔令牧坐。

    ” “坐”字原文象二人相向而坐,張口而言,應即坐訟、坐獄之“坐”。

    二事相隔僅六日,且同在一片,一條言“牧”,一條言“奴”,二者應系同樣的性質。

    牧在春秋成為最下等的奴隸,所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馬有圉,牛有牧。

    ”(《左傳》昭七年,楚無宇語。

    )在殷代雖不必如此過甚,但用奴民牧畜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

     牧畜用奴隸經營,則支配者少為牧畜貞蔔的理由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以上二說,我覺得均可适用。

    結論是:殷代毫無疑問是牧畜最蕃盛的時期。

     第三節 農業 牧畜愈見蕃盛,則牧畜的刍料必然成為問題;這是使農業出現的主要的契機。

    大抵在牧畜最初發明的時候,牧畜的刍料隻仰給于自然生的野草,所以當時的人民是逐水草而居,古代民族的發展多是随着河流而下。

    但到牧畜太多,自然生的野草會到了不能敷給的時候,而屢屢遷徙亦不勝其煩,當時的牧人必漸漸有刍秣的種植。

    所以在中國的文字上最初的田字不是後來的禾、黍、粟、麥的田,而是供刍牧狩獵的田。

    這在蔔辭中很可得到不少的證據。

     “土方牧我田十人。

    ”(“菁華”六) “方亦牧我西鄙田。

    ”(同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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