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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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的倫理,總是要無過無不及的合乎其中。

    這在《帝典》上便敷衍成為: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 在《臯陶谟》更擴張成為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 第六點,三年之喪的出現。

     三年之喪事實上是儒家所規定的,這在韓非子的《顯學篇》上說得非常明白: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

    ……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

    ……夫是墨子之儉,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

    ……” 這明明是說三年的服制是孔子所創設的了。

    《淮南子》的《齊俗訓》上也有同樣的話: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人〕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

    ” 所以在儒家裡面也早已感覺着不便,《論語》裡面便有宰予短喪之議,說是“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孟子在勸滕文公行三年之喪的時候,滕國的父老反對,以為“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

    可見這種制度就在孟子時代,都還沒有行通。

    但在《帝典》裡面卻公然有“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的話了。

    就是考妣對言也是東周以後的用語,古人以祖妣為對,以考母為對(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篇》)。

     第七點,大一統觀念的表現。

     周、秦之際的學者苦于天下的争奪攘亂,在政治思想上便發生兩種傾向:一種是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一種是孔子的大一統的理想。

    《帝典》、《臯陶谟》、《禹貢》三篇,特别是《禹貢》,可以說整個是這個大一統理想的表現。

     此外可舉的證據還多不勝數,我們權且就舉出這七點來作一個結論吧。

    就是《帝典》、《臯陶谟》、《禹貢》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創作,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資料,但要作為古代的信史,那是斷斷乎不可! 剩下的還有《甘誓》一篇,這篇文字本來極簡單,而且也沒有什麼大道理在裡面,大約總不會是僞作。

    《墨子·明鬼篇》裡也整錄了這篇文字,雖然有些大同小異的地方。

    不過這篇文章的作者和時代卻是一個問題。

    《書》序裡面是說“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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