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隋唐佛教勢力之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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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隋 朝
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毀滅佛法，其禍及于關内及長江上遊。
後四年（578）滅齊，而大河南北之寺像悉夷。
江南自侯景作亂以後疊生變故，陳代佛法亦未有梁時勢力之盛。
佛教之再張，實有賴于隋之高祖。
蓋楊堅之誕生，傳言有尼名智仙者護持之，故早信佛法。
〔1〕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下诏複興佛、道二教，則堅之力也。
〔2〕及受周禅（581），即獎挹佛法。
故《龍藏寺碑》〔3〕有曰： 往者四魔毀聖，六師謗法。
……慧殿仙宮，寂寥安在。
珠台銀閣，荒涼無處。
……大隋……上應帝命，下順民心。
……澍茲法雨，使潤道身。
燒此戒香，令薰佛慧。
修第一之果，建取勝之幢。
拯既滅之文，匡已墜之典。
高祖文皇帝即位之年（開皇元年）即普诏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
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諸大都邑，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内，又别寫藏于秘閣。
天下之人，從風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
〔4〕又因沙門智周等自西城赍經論至，敕付有司翻譯。
〔5〕又下诏度千餘人，從僧人昙延之請也。
〔6〕開皇元年閏三月，诏于五嶽之下各立一寺。
七月又诏在其父建功之處襄陽、隋郡、江陵、晉陽各立寺一所，建碑頌德。
又當文帝為相，輔周攻破邺城，故七月（《房錄》為“八月”）敕于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立碑記事。
〔7〕三年又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自八日至十五日，凡京州諸寺均令行道，行道之日，悉不得殺。
〔8〕四年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毀之像再行安置。
〔9〕五年受戒大赦，召僧入宮講經。
〔10〕十一年令天下之寺應無分公私，混同施造。
〔11〕同年令天下州縣各立僧尼二寺。
〔12〕十三年發露忏悔，參與者日十萬人。
〔13〕十五年敕撰《衆經法式》十卷，約束僧尼。
〔14〕十九年十二月下诏禁毀佛、道等像。
〔15〕又曾二次敕撰《衆經目錄》。
〔16〕又因少時得尼智仙之養育，及即帝位，每謂群臣曰：我興由佛法。
命史臣王劭為尼作傳。
其潛龍所經四十五州，皆同為大興國寺。
〔17〕仁壽元年以後，立舍利塔，普及天下（下詳）。
佛教之廣被，蓋可見矣。
隋炀帝為晉王時，于平陳之日，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灰燼，是以遠命各軍，随方收聚。
未及期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士高僧整理。
在王邸中，立寶台經藏，共四藏，将十萬軸。
寶台正藏，躬自受持。
次藏以下，則在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刹。
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并斟酌分付。
〔18〕炀帝在藩時，嘗囚沙門智果，令守寶台經藏。
〔19〕及即位命沙門慧覺掌之，又于其中圖高僧形像。
〔20〕又嘗立四道場（疑即前文之慧日等），由晉國司供給。
〔21〕改稱佛寺曰道場，道觀曰玄壇。
〔22〕又曾于智者大師受戒，法名總持，而稱蕭後曰莊嚴。
對于智者，禮意優渥，不能詳述。
〔23〕又常度人，〔24〕建寺造像。
最著者為文帝造西禅定寺，于高陽造隆聖寺，于并州造弘善寺，揚州造慧日道場（隋時兩京亦有慧日寺），京師造清禅寺、日嚴寺、香台寺。
〔25〕又令智果（想即前守藏者）于東内道場（想系慧日）撰諸經目錄。
分别條貫，為十一項。
經、律、論各分為大乘、小乘、雜三類，而于經後列疑經錄，于末列記一項（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為記，共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都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内收經、律、論疏九十五部，六百六十三卷，亦可謂大備矣。
〔26〕炀帝雖于大業三年（607）令沙門緻敬王者，但此令因明瞻抗議不行。
〔27〕五年（609）诏汰僧道，因大志抗議不行。
〔28〕然炀帝始終對佛法甚緻敬禮。
又嘗遣韋節、杜行滿使西蕃，雖意在開邊，而于王舍城得佛經還。
隋亡後五十一年唐僧道世總計隋朝興佛之功行如下：〔29〕 隋文帝開皇三年周朝廢寺，鹹乃興立之。
名山之下，各為立寺。
一百餘州，立舍利塔。
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區。
自餘别造不可具知之矣。
隋炀帝于長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十所，官供十年。
修故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萬另一千區，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區，度僧六千二百人。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八十二部。
此總計是否誇大不可知之矣。
但隋代佛史上之最大事件有二：一關中興佛法，一舍利塔之建立。
隋文帝提倡佛教，名僧大集長安，遂成重鎮。
而因晉王（炀帝）之弘法，江都為南方僧人北遊駐錫之地。
及大業時營東都，洛陽亦為佛教中心。
然究以西京為最要。
開皇二年徙都于龍首原，名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園曰大興園，以文帝初封大興公故名。
而盡以靖善坊立寺，寺本名遵善，文帝乃取城名二字坊名一字，名為大興善寺。
寺殿崇廣，為京城之最，号曰大興佛殿。
制度與太廟同，名僧之住其中者甚多。
并所翻新經及維舊本合七十五部四百六十二卷經為《皇隋大興錄目》。
〔30〕而日嚴、勝光、延興、禅定、真寂、淨影亦為名刹。
日嚴，仁壽元年晉王所立。
勝光，為蜀王所立。
文帝移都之始，于廣恩坊給地為昙延立寺，開皇四年敕名延興。
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二門改名延興、延平，均取延名也。
〔31〕而永陽坊之禅定寺，乃文帝為獻後立。
據僧傳所載，中住名僧之多，不亞于大興善寺。
〔32〕真寂寺者，高颎舍宅造，三階教祖信行住此，唐為化度寺，則三階教寺之最大者也。
隋時慧遠，僧中碩望，初居大興善寺，後以其寺法會實繁，置寺别居，名為淨影。
海内慕風，名僧居此者亦多。
計京城内有寺百二十所。
而都城附近之寺亦不少，如常見于僧傳者有終南山之至相寺。
〔33〕炀帝營東都，其寺院想亦甚壯麗。
惟唐太宗入洛，焚隋宮殿，廢諸道場，記載湮滅，亦不可考矣。
文帝于京師大興善寺，炀帝于洛都上林園，請達磨笈多、彥琮等譯經。
〔34〕而長安自羅什以後，洛陽自流支以後，譯事再盛。
至若義學沙門，尤來自四方。
夫劉宋以後，南北佛理，多不相參，至此而聚于一堂。
其促進思想之發達，蓋更可注意。
開皇時，敕立五衆主，又立二十五衆主。
〔35〕其名之可考見者，有講律衆主洪遵，十地衆主慧遷，涅槃衆主童真、法總、善胄，大論衆主法彥、寶襲等。
〔36〕而講筵法會，尤無虛日。
各方名德，互相辯論，如智脫之與吉藏、吉藏之與僧粲，當惠啟後學不少。
開皇七年（587）召六大德入關，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陽寶鎮、汲郡洪遵、太原昙遷是也。
随慧遠、洪遵、昙遷入關者各有弟子名僧十人，随慧藏入關者有智隐，文帝之意自在聚遠方之英華。
〔37〕而江都智脫，在邺習華嚴、十地于穎法師，在江都學成實、毗昙于強法師，在金陵習成實于嚼法師。
晉王延居江都，複随入京，住日嚴寺，大業之初複随駕洛邑。
建業道莊聽成實于彭城寶瓊，聽四論于興皇法朗，亦為晉王所重，征入京師，後亦随駕入洛。
陳留僧粲遊學河北、江南、東西關隴，涉曆三國，備齊陳周，開皇十年，迎住興善寺。
豫州智凝學于彭城靖嵩，後亦入隋京。
靖嵩者北人學于北，而亦學于南者也。
嘉祥大師吉藏為興皇上首，亦為晉王所緻禮，後入京師。
太原昙遷初學于北，而複得攝論于南，開皇七年召六大德入關，遷其一也。
其餘受學南方而入關者，見之僧傳尚不乏人，不能盡述。
而北人遊南，多由于周武毀法，避難南渡。
及晉王平陳，征選精英，在南者複群北趣。
由是而關中複為佛法之中心，且融會南北之異說也。
隋文帝極好瑞應，《曆代三寶記》記載數事，如群鹿來馴仁壽宮門，因為之下诏。
〔38〕帝昔在潛龍，得舍利一裹。
仁壽元年（601）令于三十一州立舍利塔藏之。
〔39〕二年又于五十餘州立塔。
〔40〕四年又下敕造塔，送舍利往博、绛等三十餘州。
〔41〕蓋前後共立塔于百餘州。
分送舍利者，均選名僧。
據王劭所記，仁壽元年天下各塔于十月十五日午時安入塔内石函；據安德王雄等記，二年于四月八日午時入函，禮式均極隆重。
令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
因是遠近争獻舍利。
〔42〕安舍利後，各地均以當時瑞應聞。
諸塔中有一在岐州鳳泉寺，而舍利塔工尤壯麗。
其後唐代諸帝，常迎佛骨，即在鳳泉鄉之法門寺，未知二者是一否。
又法門寺後改名重真，不悉是否有二真身，故得此名。
〔43〕又今在攝山栖霞寺之舍利塔，謂猶是仁壽元年所造之舊基也。
〔44〕 第二節 唐高祖、唐太宗 唐高祖早年亦信佛法。
隋炀帝大業初，嘗為子世民祈疾造像，時太宗年九歲。
〔45〕高祖起義之初，曾在華陰祀佛求福。
及即帝位，立寺造像，設齋行道。
〔46〕武德二年，于京師立十大德，統攝僧尼，其見于僧傳可考者有保恭、慧因、海藏等。
〔47〕秦王平王世充，稍借嵩山少林寺僧之威力。
〔48〕武德七年，敕許僧法雅發京寺骁悍千僧用充軍伍〔49〕，則僧人亦為帝王所利用。
時有太史令傅奕者，數上疏請除去釋教。
前此隋朝佛道之争，文帝時李世謙有三教優劣之論，炀帝時有惠淨、餘永通之問答，不一而足。
〔50〕武德七年奕上疏亟言佛法害國，謂六朝祚短，悉因信佛，梁武、齊襄，足為明鏡。
奕好老莊，且尊儒學，疏中亦緻意華夷之辯，疏有曰：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書，恣其假托。
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
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吓愚夫，詐欺庸品。
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
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将來之福。
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
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
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
且生死壽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
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雲由佛。
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
其為害政，良可悲矣！〔51〕 武德至貞觀間，傅奕于反佛至為盡力。
曾上書十一條于高祖〔52〕，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于世。
〔53〕助之者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
言論想頗傾動一時，故佛教徒亦謂當時，“秃丁之诮，闾裡盛傳；胡鬼之謠，昌言酒席”〔54〕。
其時護法之首領，則稱法琳，作《破邪論》以彈奕疏。
〔55〕附和者有沙門普應、慧乘等。
〔56〕雙方辯論，至為激烈。
故高祖于武德九年春，下诏詢皇太子曰： 朕惟佛教之興，其來自昔。
但僧尼入道，本斷俗緣，調課不輸，丁役俱免，理應盡形寺觀，履德居真，沒命釋門，清身養素。
比年沙門，乃多有愆過，違條犯章，幹煩正術。
未能益國利化，翻乃左道是修。
佛戒雖有嚴科，違者都無懼犯。
以此詳之，似非誠谛。
今欲散除形像，廢毀僧尼，辄爾為之，恐駭凡聽。
佇子明言，可乎不可。
〔57〕 诏下，朝臣贊否不一。
揣高祖本意，實欲從傅奕之議，全滅佛法。
惟一因恐駭凡聽，二因帝起義之初，曾憑借佛法。
裴寂進谏略雲：“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雲安九五，誓啟玄門。
今陛下……欲……毀廢佛僧，……理不可也。
”〔58〕且太宗亦以為不可（詳下）。
又因道士敗檢與佛徒同，遂下诏沙汰僧尼，并及道士。
诏曰： 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
深思利益，情在護持。
欲使玉石區分，薰莸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
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
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阙者，不堪供養，并令罷道，各還桑梓。
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
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皆一所，餘悉罷之。
〔59〕 時武德九年（626）五月也。
〔60〕六月高祖退位，太宗攝政，大赦天下，事竟不行。
太宗雖未行武德毀法之诏，但貞觀初年，疊有檢校。
《續高僧傳·明導傳》謂，貞觀初導行達陳州，逢敕簡僧，唯留三十。
導以德聲久被，遂應斯舉。
〔61〕又《智實傳》謂，貞觀元年遣治書侍禦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
〔62〕又《法沖傳》謂，貞觀初年下敕，有私度者，處以極刑。
時峄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雲雲。
〔63〕又《法向傳》謂，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甯（隋恭帝年号）私度，不出者斬，聞此鹹畏。
得頭巾者并依還俗，其不得者現今出家。
〔64〕觀此則太宗即位之初，禁令仍嚴峻也。
自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佛法，恒加讪謗。
卿作《十異九迷論》，喜著《顯正論》。
貞觀中，釋法琳乃作《辯正論》八卷以駁之。
有太子中舍人辛谞著《齊物論》，破難釋宗。
慧淨、法琳，又複作答。
當時唐帝自謂為老子之後，故道士之氣甚張。
而常因定佛、道之先後，緻生二教争執。
貞觀十三年，道士秦世英指斥《辯正論》，謂實謗皇室。
〔65〕帝下诏汰沙門，并下琳于獄按問。
琳辯答往複，語極質直，其言有曰： 竊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達阇達系，陰山貴種。
經雲，以金易??石，以絹易褛褐，如舍寶女與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
棄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即其事也。
後太宗降敕，謂汝所著論，言念觀音者，臨刃不傷，朕赦汝七日，爾其念哉。
七日旦，複敕問。
法琳答曰，七日以來，未念觀音，唯念陛下。
并曰： 琳所著《辯正》，爰與書史符同。
一句參差，甘從斧钺。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有伏屍之痛。
後太宗卒免其死，放之蜀部，于道中卒，年六十九。
〔66〕 傅奕在貞觀朝仍極力反佛。
貞觀六年，奕上疏，令僧吹螺，不合擊鐘。
又言佛法妖僞。
〔67〕太宗常臨朝謂傅奕曰： 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征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 奕對曰： 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
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
模寫老莊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
于百姓無補，于國家有害。
太宗頗然其言。
〔68〕 近世頗有謂太宗弘贊釋教者，即歐陽永叔亦惜其牽于多愛，複立浮屠，評此為“中材庸主之常為”〔69〕。
但唐太宗實不以信佛見稱，如睿宗時辛替否反佛之疏及武宗毀法之诏均引太宗為法式（詳下）。
上文謂太宗頗然傅奕之言，實亦其乏笃信之明征。
太宗讨王世充，雖常用少林寺僧人，然及破洛陽，乃廢隋朝寺院，大沙汰僧人。
〔70〕武德中，法琳著《破邪論》，上書太子建成，有曰：“殿下往借三歸，久資十善。
”而上秦主書中，則僅頌其文德，未言信佛，是亦太宗本不信佛之證。
及即皇帝位，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
貞觀三年之設齋，憂五谷之不登也。
〔71〕為太武皇帝造龍田寺，為穆太後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懷也。
〔72〕為戰亡人設齋行道，于戰場置伽藍十有餘寺。
今所知者，破薛舉于豳州，立昭仁寺；破宋老生于呂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覺寺；破窦建德于鄭州，立等慈寺；破劉黑闼于洺州，立招福寺；征高麗後，于幽州立憫忠寺，均為陣亡将士造福也。
〔73〕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
〔74〕貞觀初年，延波頗于大興善寺譯經，或僅為聖朝點綴，但似亦有政治關系（說見下）。
綜計太宗一生，并未誠心獎挹佛法，僅于晚年或稍有改變。
此或在僧人之敗德，道士如秦世英之進讒。
〔75〕但太宗所以抑佛者，亦更有其理由。
一曰，帝崇文治，認佛法無益于平天下。
貞觀二年，太宗語謂侍臣，梁武父子好釋老，緻使國破家亡，足為鑒戒。
曰： 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
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76〕 故貞觀五年，诏僧道緻拜父母，則仍以禮教為先。
〔77〕貞觀二十年，太宗手诏斥蕭瑀曰： 朕以無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
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樸。
至于佛教，非意所遵。
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
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于将來；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
至若梁武窮心于釋氏，簡文銳意于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廟。
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于熊蹯，引殘魂于雀。
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傾而為墟。
報施之征，何其缪也。
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按：瑀為梁武後人）。
棄公就私，未明隐顯之際。
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
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
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
〔78〕 二曰，帝自以為系李老君之後，故嘗先道後佛。
亦自謂不好老莊玄談，神仙方術。
貞觀二年，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無，空有其名。
”又雲：“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
……孝元帝在于江陵，為萬紐于謹所圍，帝猶講《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聽。
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
”〔79〕然敦本系、尊祖宗，其有益于治化，自不待言。
故貞觀十一年诏有曰： 至如佛教之興，基于西域。
爰自東漢，方被中華。
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
暨乎近世，崇信滋深。
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
由是滞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谛而争歸。
始波湧于闾裡，終風靡于朝廷。
……遂使殊俗之典，郁為衆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
流遁忘返，于茲累代。
朕夙夜夤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
況朕之本系，出自柱下。
……宜有解張，闡茲玄化。
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于講論，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庶敦本系之化，暢于九有，尊祖宗之風，贻諸萬葉。
〔80〕 總之太宗所為，如為陣亡者立寺，為高祖、太穆皇後造福，蓋皆具有政治作用。
《佛道論衡》載貞觀十五年，太宗躬幸弘福宗，與僧人論佛道先後，有曰：“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雲雲，此皆從其政治需要出發也。
〔81〕故其于佛法，雖“非意所遵”，但仍未為傅奕、秦世英言論所動，而毀法者，蓋一則視佛法為“國之常經”，明主以不擾民為務，二則帝留心學問，旁及釋典，亦常與義學僧接。
如慧休、慧乘、明瞻、智實等。
〔82〕瞻“内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
貞觀初召入内殿對诏，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昏主制禦之術，兼陳釋門大極以慈救為宗。
太宗之重明瞻，非僅因其為高僧，實亦因其為大學問家也。
其餘慧乘等，皆博通内外，涉獵子史，故為太宗所接納。
然最為其所敬重者，則為玄奘法師。
貞觀十九年春，玄奘法師歸自西域。
憑絕人之毅力，博得西域各國之隆禮。
其學問，其事功，其令譽，其風儀，均足欣動人君。
〔83〕然奘師初到，請立譯場，搜擢賢明。
太宗曰：“法師唐梵俱瞻，詞理通敏，将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
”玄奘固請乃許。
〔84〕夫翻譯佛典，六朝視為國之大事。
遑論二秦之譯，門徒三幹，太宗知之已熟。
而隋朝興善、上林之規式，猶近在人耳目。
太宗果有心提倡，必不至拒奘所請。
據此可知其對于譯經，非有熱誠。
按貞觀初年，波頗至自西突厥，朝廷曾為之立譯場。
審波頗初至，太宗适欲遠交近攻，思聯西突厥。
波頗深得葉護信伏，或因此為太宗所垂青。
而其譯經時，僧傳雖言禮意優厚，然時沙門靈佳即論其事曰：“昔苻、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
”〔85〕而道宣于《波頗傳》亦一則曰：“其本志頹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
”再則曰：“人喪法崩，歸??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
”吾人觀乎波頗譯經之蕭索，而應恍然于太宗謝絕奘師之請之故也。
太宗自征遼之後，氣力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遂頗留心佛法。
親制《聖教序》，敕令天下度僧尼，計一萬八幹五十人，均從玄奘之請也。
又曾共師聽瑜伽大意，論金剛般若，其興趣似首在學問。
崩禦之年，數告法師曰：“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86〕可知太宗晚年，因遭遇奘師，或較前信佛。
但察其對于奘師所以特加優禮，實亦由于愛才，故曾兩次請法師還俗，共謀朝政。
此則勸人棄缁還素，與梁武帝之舍身歸佛者，自迥不相侔也。
第三節 玄奘法師 玄奘法師（602—664）俗姓陳，名祎。
隋仁壽二年生于缑氏之陳堡谷，即在嵩山少林寺之西北。
兄弟四人，法師最幼。
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于東都淨土寺。
因其獎勸，法師十三歲出家于洛。
好學不倦，跋涉陝、蜀，就學名師（其師承詳第四章）。
武德五年（623），法師二十一歲，于成都受具後，東下荊州，止天皇寺，講攝論、毗昙各三遍，深為漢陽王所敬禮。
後又往相州、趙州，複至長安問學。
法師既遍谒諸師，備餐衆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隐顯有異，莫知适從。
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以釋衆疑。
常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迹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
遂結侶陳表。
有诏不許。
諸人鹹退，唯法師不屈。
乃于唐太宗貞觀三年（629）秋首途，時年二十八也。
〔87〕 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
至秦州，停一宿。
逢蘭州伴，又偕至蘭州。
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随至彼。
時國政尚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
涼州都督李大亮，因止不聽行。
有慧威法師，遣其弟子慧琳、道整二人，潛送向西。
不敢公出，晝伏夜行，乃達瓜州。
刺史獨孤達優禮之。
居月餘，涼州訪牒至，候捉玄奘。
州吏李昌密促早去。
幸訪得一胡人相引渡玉門關。
又得一胡老翁贈一瘦老赤馬，馬極谙西路，來去伊吾凡十五度。
未至玉門關，胡人即生異心，引還，法師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
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
經過烽候四處，幾中箭射。
惟得校尉王祥之維護，得安然西去。
再前即渡莫賀延碛，古曰沙河，長八百餘裡。
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複無水草。
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
四顧茫然，人馬俱絕。
中經四夜五日無滴水沾喉，幾死。
忽遇水得救，後遂得到伊吾，止一寺。
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
抱法師号哭曰：“豈期今日，重見鄉人。
” 适高昌王麴文泰聞法師至伊吾，特遠迎住高昌王城。
夜半到，王及妃嫔出宮親緻敬禮，其供養極盛。
并言曰：“朕與先王（按：文泰父伯雅于隋時入朝，尚華容公主）遊大國，從隋帝曆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
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
拟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
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并使執經充師聽衆。
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
”法師再四謝之。
後王竟欲強力相當，法師乃絕食四日，以死自誓。
文泰深生愧悔，稽首禮謝。
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為兄弟。
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
講訖，為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
制法衣三十具。
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
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绫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
給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并遣殿中侍禦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
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
每一封書，附大绫一匹為信。
又以绫絹五百匹，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
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
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邬落馬，遞送出境。
蓋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
後玄奘于素葉城逢葉護可汗，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玄奘到。
于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
中途經國，道次參候，供給頓具，倍勝于初。
玄奘法師自高昌西行，因須見突厥可汗，乃經大清池迂回過中亞細亞達印度，此中路程最為艱險。
然前因高昌王之護送，後因葉護可汗之通告，屈支國、活國、縛喝國、梵衍那國、迦畢試國諸王均優禮之。
而其間過大雪山之險，
後四年（578）滅齊，而大河南北之寺像悉夷。
江南自侯景作亂以後疊生變故，陳代佛法亦未有梁時勢力之盛。
佛教之再張，實有賴于隋之高祖。
蓋楊堅之誕生，傳言有尼名智仙者護持之，故早信佛法。
〔1〕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下诏複興佛、道二教，則堅之力也。
〔2〕及受周禅（581），即獎挹佛法。
故《龍藏寺碑》〔3〕有曰： 往者四魔毀聖，六師謗法。
……慧殿仙宮，寂寥安在。
珠台銀閣，荒涼無處。
……大隋……上應帝命，下順民心。
……澍茲法雨，使潤道身。
燒此戒香，令薰佛慧。
修第一之果，建取勝之幢。
拯既滅之文，匡已墜之典。
高祖文皇帝即位之年（開皇元年）即普诏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
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諸大都邑，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内，又别寫藏于秘閣。
天下之人，從風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
〔4〕又因沙門智周等自西城赍經論至，敕付有司翻譯。
〔5〕又下诏度千餘人，從僧人昙延之請也。
〔6〕開皇元年閏三月，诏于五嶽之下各立一寺。
七月又诏在其父建功之處襄陽、隋郡、江陵、晉陽各立寺一所，建碑頌德。
又當文帝為相，輔周攻破邺城，故七月（《房錄》為“八月”）敕于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立碑記事。
〔7〕三年又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自八日至十五日，凡京州諸寺均令行道，行道之日，悉不得殺。
〔8〕四年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毀之像再行安置。
〔9〕五年受戒大赦，召僧入宮講經。
〔10〕十一年令天下之寺應無分公私，混同施造。
〔11〕同年令天下州縣各立僧尼二寺。
〔12〕十三年發露忏悔，參與者日十萬人。
〔13〕十五年敕撰《衆經法式》十卷，約束僧尼。
〔14〕十九年十二月下诏禁毀佛、道等像。
〔15〕又曾二次敕撰《衆經目錄》。
〔16〕又因少時得尼智仙之養育，及即帝位，每謂群臣曰：我興由佛法。
命史臣王劭為尼作傳。
其潛龍所經四十五州，皆同為大興國寺。
〔17〕仁壽元年以後，立舍利塔，普及天下（下詳）。
佛教之廣被，蓋可見矣。
隋炀帝為晉王時，于平陳之日，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灰燼，是以遠命各軍，随方收聚。
未及期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士高僧整理。
在王邸中，立寶台經藏，共四藏，将十萬軸。
寶台正藏，躬自受持。
次藏以下，則在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刹。
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并斟酌分付。
〔18〕炀帝在藩時，嘗囚沙門智果，令守寶台經藏。
〔19〕及即位命沙門慧覺掌之，又于其中圖高僧形像。
〔20〕又嘗立四道場（疑即前文之慧日等），由晉國司供給。
〔21〕改稱佛寺曰道場，道觀曰玄壇。
〔22〕又曾于智者大師受戒，法名總持，而稱蕭後曰莊嚴。
對于智者，禮意優渥，不能詳述。
〔23〕又常度人，〔24〕建寺造像。
最著者為文帝造西禅定寺，于高陽造隆聖寺，于并州造弘善寺，揚州造慧日道場（隋時兩京亦有慧日寺），京師造清禅寺、日嚴寺、香台寺。
〔25〕又令智果（想即前守藏者）于東内道場（想系慧日）撰諸經目錄。
分别條貫，為十一項。
經、律、論各分為大乘、小乘、雜三類，而于經後列疑經錄，于末列記一項（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為記，共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都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内收經、律、論疏九十五部，六百六十三卷，亦可謂大備矣。
〔26〕炀帝雖于大業三年（607）令沙門緻敬王者，但此令因明瞻抗議不行。
〔27〕五年（609）诏汰僧道，因大志抗議不行。
〔28〕然炀帝始終對佛法甚緻敬禮。
又嘗遣韋節、杜行滿使西蕃，雖意在開邊，而于王舍城得佛經還。
隋亡後五十一年唐僧道世總計隋朝興佛之功行如下：〔29〕 隋文帝開皇三年周朝廢寺，鹹乃興立之。
名山之下，各為立寺。
一百餘州，立舍利塔。
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區。
自餘别造不可具知之矣。
隋炀帝于長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十所，官供十年。
修故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萬另一千區，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區，度僧六千二百人。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八十二部。
此總計是否誇大不可知之矣。
但隋代佛史上之最大事件有二：一關中興佛法，一舍利塔之建立。
隋文帝提倡佛教，名僧大集長安，遂成重鎮。
而因晉王（炀帝）之弘法，江都為南方僧人北遊駐錫之地。
及大業時營東都，洛陽亦為佛教中心。
然究以西京為最要。
開皇二年徙都于龍首原，名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園曰大興園，以文帝初封大興公故名。
而盡以靖善坊立寺，寺本名遵善，文帝乃取城名二字坊名一字，名為大興善寺。
寺殿崇廣，為京城之最，号曰大興佛殿。
制度與太廟同，名僧之住其中者甚多。
并所翻新經及維舊本合七十五部四百六十二卷經為《皇隋大興錄目》。
〔30〕而日嚴、勝光、延興、禅定、真寂、淨影亦為名刹。
日嚴，仁壽元年晉王所立。
勝光，為蜀王所立。
文帝移都之始，于廣恩坊給地為昙延立寺，開皇四年敕名延興。
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二門改名延興、延平，均取延名也。
〔31〕而永陽坊之禅定寺，乃文帝為獻後立。
據僧傳所載，中住名僧之多，不亞于大興善寺。
〔32〕真寂寺者，高颎舍宅造，三階教祖信行住此，唐為化度寺，則三階教寺之最大者也。
隋時慧遠，僧中碩望，初居大興善寺，後以其寺法會實繁，置寺别居，名為淨影。
海内慕風，名僧居此者亦多。
計京城内有寺百二十所。
而都城附近之寺亦不少，如常見于僧傳者有終南山之至相寺。
〔33〕炀帝營東都，其寺院想亦甚壯麗。
惟唐太宗入洛，焚隋宮殿，廢諸道場，記載湮滅，亦不可考矣。
文帝于京師大興善寺，炀帝于洛都上林園，請達磨笈多、彥琮等譯經。
〔34〕而長安自羅什以後，洛陽自流支以後，譯事再盛。
至若義學沙門，尤來自四方。
夫劉宋以後，南北佛理，多不相參，至此而聚于一堂。
其促進思想之發達，蓋更可注意。
開皇時，敕立五衆主，又立二十五衆主。
〔35〕其名之可考見者，有講律衆主洪遵，十地衆主慧遷，涅槃衆主童真、法總、善胄，大論衆主法彥、寶襲等。
〔36〕而講筵法會，尤無虛日。
各方名德，互相辯論，如智脫之與吉藏、吉藏之與僧粲，當惠啟後學不少。
開皇七年（587）召六大德入關，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陽寶鎮、汲郡洪遵、太原昙遷是也。
随慧遠、洪遵、昙遷入關者各有弟子名僧十人，随慧藏入關者有智隐，文帝之意自在聚遠方之英華。
〔37〕而江都智脫，在邺習華嚴、十地于穎法師，在江都學成實、毗昙于強法師，在金陵習成實于嚼法師。
晉王延居江都，複随入京，住日嚴寺，大業之初複随駕洛邑。
建業道莊聽成實于彭城寶瓊，聽四論于興皇法朗，亦為晉王所重，征入京師，後亦随駕入洛。
陳留僧粲遊學河北、江南、東西關隴，涉曆三國，備齊陳周，開皇十年，迎住興善寺。
豫州智凝學于彭城靖嵩，後亦入隋京。
靖嵩者北人學于北，而亦學于南者也。
嘉祥大師吉藏為興皇上首，亦為晉王所緻禮，後入京師。
太原昙遷初學于北，而複得攝論于南，開皇七年召六大德入關，遷其一也。
其餘受學南方而入關者，見之僧傳尚不乏人，不能盡述。
而北人遊南，多由于周武毀法，避難南渡。
及晉王平陳，征選精英，在南者複群北趣。
由是而關中複為佛法之中心，且融會南北之異說也。
隋文帝極好瑞應，《曆代三寶記》記載數事，如群鹿來馴仁壽宮門，因為之下诏。
〔38〕帝昔在潛龍，得舍利一裹。
仁壽元年（601）令于三十一州立舍利塔藏之。
〔39〕二年又于五十餘州立塔。
〔40〕四年又下敕造塔，送舍利往博、绛等三十餘州。
〔41〕蓋前後共立塔于百餘州。
分送舍利者，均選名僧。
據王劭所記，仁壽元年天下各塔于十月十五日午時安入塔内石函；據安德王雄等記，二年于四月八日午時入函，禮式均極隆重。
令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
因是遠近争獻舍利。
〔42〕安舍利後，各地均以當時瑞應聞。
諸塔中有一在岐州鳳泉寺，而舍利塔工尤壯麗。
其後唐代諸帝，常迎佛骨，即在鳳泉鄉之法門寺，未知二者是一否。
又法門寺後改名重真，不悉是否有二真身，故得此名。
〔43〕又今在攝山栖霞寺之舍利塔，謂猶是仁壽元年所造之舊基也。
〔44〕 第二節 唐高祖、唐太宗 唐高祖早年亦信佛法。
隋炀帝大業初，嘗為子世民祈疾造像，時太宗年九歲。
〔45〕高祖起義之初，曾在華陰祀佛求福。
及即帝位，立寺造像，設齋行道。
〔46〕武德二年，于京師立十大德，統攝僧尼，其見于僧傳可考者有保恭、慧因、海藏等。
〔47〕秦王平王世充，稍借嵩山少林寺僧之威力。
〔48〕武德七年，敕許僧法雅發京寺骁悍千僧用充軍伍〔49〕，則僧人亦為帝王所利用。
時有太史令傅奕者，數上疏請除去釋教。
前此隋朝佛道之争，文帝時李世謙有三教優劣之論，炀帝時有惠淨、餘永通之問答，不一而足。
〔50〕武德七年奕上疏亟言佛法害國，謂六朝祚短，悉因信佛，梁武、齊襄，足為明鏡。
奕好老莊，且尊儒學，疏中亦緻意華夷之辯，疏有曰：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書，恣其假托。
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
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吓愚夫，詐欺庸品。
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
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将來之福。
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
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
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
且生死壽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
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雲由佛。
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
其為害政，良可悲矣！〔51〕 武德至貞觀間，傅奕于反佛至為盡力。
曾上書十一條于高祖〔52〕，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于世。
〔53〕助之者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
言論想頗傾動一時，故佛教徒亦謂當時，“秃丁之诮，闾裡盛傳；胡鬼之謠，昌言酒席”〔54〕。
其時護法之首領，則稱法琳，作《破邪論》以彈奕疏。
〔55〕附和者有沙門普應、慧乘等。
〔56〕雙方辯論，至為激烈。
故高祖于武德九年春，下诏詢皇太子曰： 朕惟佛教之興，其來自昔。
但僧尼入道，本斷俗緣，調課不輸，丁役俱免，理應盡形寺觀，履德居真，沒命釋門，清身養素。
比年沙門，乃多有愆過，違條犯章，幹煩正術。
未能益國利化，翻乃左道是修。
佛戒雖有嚴科，違者都無懼犯。
以此詳之，似非誠谛。
今欲散除形像，廢毀僧尼，辄爾為之，恐駭凡聽。
佇子明言，可乎不可。
〔57〕 诏下，朝臣贊否不一。
揣高祖本意，實欲從傅奕之議，全滅佛法。
惟一因恐駭凡聽，二因帝起義之初，曾憑借佛法。
裴寂進谏略雲：“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雲安九五，誓啟玄門。
今陛下……欲……毀廢佛僧，……理不可也。
”〔58〕且太宗亦以為不可（詳下）。
又因道士敗檢與佛徒同，遂下诏沙汰僧尼，并及道士。
诏曰： 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
深思利益，情在護持。
欲使玉石區分，薰莸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
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
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阙者，不堪供養，并令罷道，各還桑梓。
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
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皆一所，餘悉罷之。
〔59〕 時武德九年（626）五月也。
〔60〕六月高祖退位，太宗攝政，大赦天下，事竟不行。
太宗雖未行武德毀法之诏，但貞觀初年，疊有檢校。
《續高僧傳·明導傳》謂，貞觀初導行達陳州，逢敕簡僧，唯留三十。
導以德聲久被，遂應斯舉。
〔61〕又《智實傳》謂，貞觀元年遣治書侍禦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
〔62〕又《法沖傳》謂，貞觀初年下敕，有私度者，處以極刑。
時峄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雲雲。
〔63〕又《法向傳》謂，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甯（隋恭帝年号）私度，不出者斬，聞此鹹畏。
得頭巾者并依還俗，其不得者現今出家。
〔64〕觀此則太宗即位之初，禁令仍嚴峻也。
自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佛法，恒加讪謗。
卿作《十異九迷論》，喜著《顯正論》。
貞觀中，釋法琳乃作《辯正論》八卷以駁之。
有太子中舍人辛谞著《齊物論》，破難釋宗。
慧淨、法琳，又複作答。
當時唐帝自謂為老子之後，故道士之氣甚張。
而常因定佛、道之先後，緻生二教争執。
貞觀十三年，道士秦世英指斥《辯正論》，謂實謗皇室。
〔65〕帝下诏汰沙門，并下琳于獄按問。
琳辯答往複，語極質直，其言有曰： 竊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達阇達系，陰山貴種。
經雲，以金易??石，以絹易褛褐，如舍寶女與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
棄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即其事也。
後太宗降敕，謂汝所著論，言念觀音者，臨刃不傷，朕赦汝七日，爾其念哉。
七日旦，複敕問。
法琳答曰，七日以來，未念觀音，唯念陛下。
并曰： 琳所著《辯正》，爰與書史符同。
一句參差，甘從斧钺。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有伏屍之痛。
後太宗卒免其死，放之蜀部，于道中卒，年六十九。
〔66〕 傅奕在貞觀朝仍極力反佛。
貞觀六年，奕上疏，令僧吹螺，不合擊鐘。
又言佛法妖僞。
〔67〕太宗常臨朝謂傅奕曰： 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征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 奕對曰： 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
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
模寫老莊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
于百姓無補，于國家有害。
太宗頗然其言。
〔68〕 近世頗有謂太宗弘贊釋教者，即歐陽永叔亦惜其牽于多愛，複立浮屠，評此為“中材庸主之常為”〔69〕。
但唐太宗實不以信佛見稱，如睿宗時辛替否反佛之疏及武宗毀法之诏均引太宗為法式（詳下）。
上文謂太宗頗然傅奕之言，實亦其乏笃信之明征。
太宗讨王世充，雖常用少林寺僧人，然及破洛陽，乃廢隋朝寺院，大沙汰僧人。
〔70〕武德中，法琳著《破邪論》，上書太子建成，有曰：“殿下往借三歸，久資十善。
”而上秦主書中，則僅頌其文德，未言信佛，是亦太宗本不信佛之證。
及即皇帝位，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
貞觀三年之設齋，憂五谷之不登也。
〔71〕為太武皇帝造龍田寺，為穆太後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懷也。
〔72〕為戰亡人設齋行道，于戰場置伽藍十有餘寺。
今所知者，破薛舉于豳州，立昭仁寺；破宋老生于呂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覺寺；破窦建德于鄭州，立等慈寺；破劉黑闼于洺州，立招福寺；征高麗後，于幽州立憫忠寺，均為陣亡将士造福也。
〔73〕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
〔74〕貞觀初年，延波頗于大興善寺譯經，或僅為聖朝點綴，但似亦有政治關系（說見下）。
綜計太宗一生，并未誠心獎挹佛法，僅于晚年或稍有改變。
此或在僧人之敗德，道士如秦世英之進讒。
〔75〕但太宗所以抑佛者，亦更有其理由。
一曰，帝崇文治，認佛法無益于平天下。
貞觀二年，太宗語謂侍臣，梁武父子好釋老，緻使國破家亡，足為鑒戒。
曰： 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
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76〕 故貞觀五年，诏僧道緻拜父母，則仍以禮教為先。
〔77〕貞觀二十年，太宗手诏斥蕭瑀曰： 朕以無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
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樸。
至于佛教，非意所遵。
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
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于将來；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
至若梁武窮心于釋氏，簡文銳意于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廟。
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于熊蹯，引殘魂于雀。
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傾而為墟。
報施之征，何其缪也。
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按：瑀為梁武後人）。
棄公就私，未明隐顯之際。
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
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
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
〔78〕 二曰，帝自以為系李老君之後，故嘗先道後佛。
亦自謂不好老莊玄談，神仙方術。
貞觀二年，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無，空有其名。
”又雲：“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
……孝元帝在于江陵，為萬紐于謹所圍，帝猶講《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聽。
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
”〔79〕然敦本系、尊祖宗，其有益于治化，自不待言。
故貞觀十一年诏有曰： 至如佛教之興，基于西域。
爰自東漢，方被中華。
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
暨乎近世，崇信滋深。
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
由是滞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谛而争歸。
始波湧于闾裡，終風靡于朝廷。
……遂使殊俗之典，郁為衆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
流遁忘返，于茲累代。
朕夙夜夤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
況朕之本系，出自柱下。
……宜有解張，闡茲玄化。
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于講論，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庶敦本系之化，暢于九有，尊祖宗之風，贻諸萬葉。
〔80〕 總之太宗所為，如為陣亡者立寺，為高祖、太穆皇後造福，蓋皆具有政治作用。
《佛道論衡》載貞觀十五年，太宗躬幸弘福宗，與僧人論佛道先後，有曰：“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雲雲，此皆從其政治需要出發也。
〔81〕故其于佛法，雖“非意所遵”，但仍未為傅奕、秦世英言論所動，而毀法者，蓋一則視佛法為“國之常經”，明主以不擾民為務，二則帝留心學問，旁及釋典，亦常與義學僧接。
如慧休、慧乘、明瞻、智實等。
〔82〕瞻“内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
貞觀初召入内殿對诏，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昏主制禦之術，兼陳釋門大極以慈救為宗。
太宗之重明瞻，非僅因其為高僧，實亦因其為大學問家也。
其餘慧乘等，皆博通内外，涉獵子史，故為太宗所接納。
然最為其所敬重者，則為玄奘法師。
貞觀十九年春，玄奘法師歸自西域。
憑絕人之毅力，博得西域各國之隆禮。
其學問，其事功，其令譽，其風儀，均足欣動人君。
〔83〕然奘師初到，請立譯場，搜擢賢明。
太宗曰：“法師唐梵俱瞻，詞理通敏，将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
”玄奘固請乃許。
〔84〕夫翻譯佛典，六朝視為國之大事。
遑論二秦之譯，門徒三幹，太宗知之已熟。
而隋朝興善、上林之規式，猶近在人耳目。
太宗果有心提倡，必不至拒奘所請。
據此可知其對于譯經，非有熱誠。
按貞觀初年，波頗至自西突厥，朝廷曾為之立譯場。
審波頗初至，太宗适欲遠交近攻，思聯西突厥。
波頗深得葉護信伏，或因此為太宗所垂青。
而其譯經時，僧傳雖言禮意優厚，然時沙門靈佳即論其事曰：“昔苻、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
”〔85〕而道宣于《波頗傳》亦一則曰：“其本志頹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
”再則曰：“人喪法崩，歸??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
”吾人觀乎波頗譯經之蕭索，而應恍然于太宗謝絕奘師之請之故也。
太宗自征遼之後，氣力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遂頗留心佛法。
親制《聖教序》，敕令天下度僧尼，計一萬八幹五十人，均從玄奘之請也。
又曾共師聽瑜伽大意，論金剛般若，其興趣似首在學問。
崩禦之年，數告法師曰：“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86〕可知太宗晚年，因遭遇奘師，或較前信佛。
但察其對于奘師所以特加優禮，實亦由于愛才，故曾兩次請法師還俗，共謀朝政。
此則勸人棄缁還素，與梁武帝之舍身歸佛者，自迥不相侔也。
第三節 玄奘法師 玄奘法師（602—664）俗姓陳，名祎。
隋仁壽二年生于缑氏之陳堡谷，即在嵩山少林寺之西北。
兄弟四人，法師最幼。
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于東都淨土寺。
因其獎勸，法師十三歲出家于洛。
好學不倦，跋涉陝、蜀，就學名師（其師承詳第四章）。
武德五年（623），法師二十一歲，于成都受具後，東下荊州，止天皇寺，講攝論、毗昙各三遍，深為漢陽王所敬禮。
後又往相州、趙州，複至長安問學。
法師既遍谒諸師，備餐衆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隐顯有異，莫知适從。
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以釋衆疑。
常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迹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
遂結侶陳表。
有诏不許。
諸人鹹退，唯法師不屈。
乃于唐太宗貞觀三年（629）秋首途，時年二十八也。
〔87〕 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
至秦州，停一宿。
逢蘭州伴，又偕至蘭州。
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随至彼。
時國政尚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
涼州都督李大亮，因止不聽行。
有慧威法師，遣其弟子慧琳、道整二人，潛送向西。
不敢公出，晝伏夜行，乃達瓜州。
刺史獨孤達優禮之。
居月餘，涼州訪牒至，候捉玄奘。
州吏李昌密促早去。
幸訪得一胡人相引渡玉門關。
又得一胡老翁贈一瘦老赤馬，馬極谙西路，來去伊吾凡十五度。
未至玉門關，胡人即生異心，引還，法師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
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
經過烽候四處，幾中箭射。
惟得校尉王祥之維護，得安然西去。
再前即渡莫賀延碛，古曰沙河，長八百餘裡。
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複無水草。
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
四顧茫然，人馬俱絕。
中經四夜五日無滴水沾喉，幾死。
忽遇水得救，後遂得到伊吾，止一寺。
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
抱法師号哭曰：“豈期今日，重見鄉人。
” 适高昌王麴文泰聞法師至伊吾，特遠迎住高昌王城。
夜半到，王及妃嫔出宮親緻敬禮，其供養極盛。
并言曰：“朕與先王（按：文泰父伯雅于隋時入朝，尚華容公主）遊大國，從隋帝曆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
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
拟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
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并使執經充師聽衆。
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
”法師再四謝之。
後王竟欲強力相當，法師乃絕食四日，以死自誓。
文泰深生愧悔，稽首禮謝。
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為兄弟。
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
講訖，為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
制法衣三十具。
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
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绫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
給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并遣殿中侍禦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
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
每一封書，附大绫一匹為信。
又以绫絹五百匹，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
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
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邬落馬，遞送出境。
蓋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
後玄奘于素葉城逢葉護可汗，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玄奘到。
于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
中途經國，道次參候，供給頓具，倍勝于初。
玄奘法師自高昌西行，因須見突厥可汗，乃經大清池迂回過中亞細亞達印度，此中路程最為艱險。
然前因高昌王之護送，後因葉護可汗之通告，屈支國、活國、縛喝國、梵衍那國、迦畢試國諸王均優禮之。
而其間過大雪山之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