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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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畫像，接踵而至。
魏之先世，本有鑿石為廟之風。
（見《魏書·禮志》）佛教又重偶像，故能緻此奇偉。
武州諸像，未識是否為難提等五人所造。
然至今石質剝落，間有影迹模糊，近而即之，一若無有，遠而睇之，神态宛在者，正與所謂“遠視炳然，轉近轉微”之說相合，則真足代表五世紀東方美術之一斑也。
景明初，世宗诏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後營石窟二所。
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
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
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
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複造石窟一，凡為三所。
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卷同上） 景明在遷洛之後，去複法之歲，約五十年，則伊阙石窟後于武州石窟，亦約五十年。
從景明元年（西五〇〇）至正光四年（西五二三），其間二十四年，僅造窟三所，已費工如此，武州石窟，奚止三所，則其工程之巨可知矣。
《水經注》漯水條下：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
其水又東轉徑靈岩南，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
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川水又東南流出山。
《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裡，武州塞口者也。
（校本卷十三） 《水經注》撰于後魏太和之世，去石窟寺之建，不過四五十年，其所記載，至可信據。
據《魏書》則昙曜所鑿者隻五所，而此已曰“山堂水殿，煙寺相望”，可知昙曜開山以後，鑿者甚衆，皆在郦道元注《水經》以前，而不盡在齊、隋以後。
又曰“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則當年景色，美麗可想。
武州川水自西北來，先經石祇洹舍，則今石佛寺以西諸窟，必有比邱尼所居之遺迹，惜不能指其處矣。
其水東轉所徑之處為靈岩，是靈岩者本地名。
有稱石窟寺為靈岩寺者，寺因地得名也。
《續高僧傳·元魏北台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昙曜傳》：釋昙曜，未詳何許人也。
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統，綏輯僧衆，妙得其心。
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
去恒安西北三十裡，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岩。
龛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
面别镌像，窮諸巧麗；龛别異狀，駭動人神。
栉比相連，三十餘裡。
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
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為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
至庚寅年太武感緻疠疾，方始開悟。
帝既心悔，誅夷崔氏。
至壬辰年，太武雲崩，子文成立（子，應依《開元釋教錄》作孫），即起塔寺，搜訪經典。
毀法七載，三寶還興。
曜慨前陵廢，欣今重複，以和平三年壬寅（此七字照《開元釋教錄》加入），故于北台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
（卷一） “魏帝所造”，魏文成帝所造也。
文成以前塔寺，既為太武所毀，則此靈岩石窟，必為文成複法以後所造，蓋即昙曜白帝所造也。
曰“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疑即今石佛寺東之最大石窟，然已荒落不堪矣。
既曰通樂，又曰靈岩，則寺非一寺，名非一名，記載缺略，至為可憾。
此傳成于貞觀十九年，當西曆之六百四十五年，《古今譯經圖記》、《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均沿用其文。
《貞元釋教錄》，成于西曆八百年，而于“碑碣見存，未卒陳委”二語，亦複沿用，未識當時碑碣，果否有流傳也。
清初迄今，不過三百年，而道旁摩崖諸碑，已無一可辨。
蓋此山之石，松而易泐，不耐風雨，造像猶可，刻碑未見其能永年也。
《大唐内典錄·後魏元氏翻傳佛經錄》：元氏之先，北代雲中虜也。
西晉之亂，有拓拔廬，出居晉樓煩地，晉即封為代王。
至廬孫拾翼鞬，或言涉珪，《魏史》雲即道武皇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當晉孝武太元元年也，出據朔州東三百裡，築城立邑，号為恒安之都。
為苻秦護軍，堅敗後，乃即真号。
生知信佛，興建大寺。
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鑿為窟，高十餘丈，東西三十裡，栉比相連，其數衆矣。
谷東石碑見在，紀其功績，不可以算也。
其碑略雲，自魏國所統赀賦，并成石龛，故其規度宏遠，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
（卷四） 神瑞元年（西四一四）當晉安帝之義熙十年，非晉孝武太元元年也（西三七六），其間相去，幾四十年。
改号神瑞者，是魏太宗，非魏太祖也，其間相去，亦三十年。
《大唐内典錄》皆誤。
魏太祖天興元年（西三九八）始自雲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縣，所謂恒安之都也。
《魏書·釋老志》，天興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級佛圖，太宗踐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圖像。
曰京城五級佛圖，則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興之世也。
曰京邑四方建立圖像，則謂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絕無影響。
然未有确切不
魏之先世，本有鑿石為廟之風。
（見《魏書·禮志》）佛教又重偶像，故能緻此奇偉。
武州諸像，未識是否為難提等五人所造。
然至今石質剝落，間有影迹模糊，近而即之，一若無有，遠而睇之，神态宛在者，正與所謂“遠視炳然，轉近轉微”之說相合，則真足代表五世紀東方美術之一斑也。
景明初，世宗诏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後營石窟二所。
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
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
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
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複造石窟一，凡為三所。
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卷同上） 景明在遷洛之後，去複法之歲，約五十年，則伊阙石窟後于武州石窟，亦約五十年。
從景明元年（西五〇〇）至正光四年（西五二三），其間二十四年，僅造窟三所，已費工如此，武州石窟，奚止三所，則其工程之巨可知矣。
《水經注》漯水條下：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
其水又東轉徑靈岩南，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
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川水又東南流出山。
《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裡，武州塞口者也。
（校本卷十三） 《水經注》撰于後魏太和之世，去石窟寺之建，不過四五十年，其所記載，至可信據。
據《魏書》則昙曜所鑿者隻五所，而此已曰“山堂水殿，煙寺相望”，可知昙曜開山以後，鑿者甚衆，皆在郦道元注《水經》以前，而不盡在齊、隋以後。
又曰“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則當年景色，美麗可想。
武州川水自西北來，先經石祇洹舍，則今石佛寺以西諸窟，必有比邱尼所居之遺迹，惜不能指其處矣。
其水東轉所徑之處為靈岩，是靈岩者本地名。
有稱石窟寺為靈岩寺者，寺因地得名也。
《續高僧傳·元魏北台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昙曜傳》：釋昙曜，未詳何許人也。
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統，綏輯僧衆，妙得其心。
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
去恒安西北三十裡，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岩。
龛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
面别镌像，窮諸巧麗；龛别異狀，駭動人神。
栉比相連，三十餘裡。
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
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為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
至庚寅年太武感緻疠疾，方始開悟。
帝既心悔，誅夷崔氏。
至壬辰年，太武雲崩，子文成立（子，應依《開元釋教錄》作孫），即起塔寺，搜訪經典。
毀法七載，三寶還興。
曜慨前陵廢，欣今重複，以和平三年壬寅（此七字照《開元釋教錄》加入），故于北台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
（卷一） “魏帝所造”，魏文成帝所造也。
文成以前塔寺，既為太武所毀，則此靈岩石窟，必為文成複法以後所造，蓋即昙曜白帝所造也。
曰“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疑即今石佛寺東之最大石窟，然已荒落不堪矣。
既曰通樂，又曰靈岩，則寺非一寺，名非一名，記載缺略，至為可憾。
此傳成于貞觀十九年，當西曆之六百四十五年，《古今譯經圖記》、《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均沿用其文。
《貞元釋教錄》，成于西曆八百年，而于“碑碣見存，未卒陳委”二語，亦複沿用，未識當時碑碣，果否有流傳也。
清初迄今，不過三百年，而道旁摩崖諸碑，已無一可辨。
蓋此山之石，松而易泐，不耐風雨，造像猶可，刻碑未見其能永年也。
《大唐内典錄·後魏元氏翻傳佛經錄》：元氏之先，北代雲中虜也。
西晉之亂，有拓拔廬，出居晉樓煩地，晉即封為代王。
至廬孫拾翼鞬，或言涉珪，《魏史》雲即道武皇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當晉孝武太元元年也，出據朔州東三百裡，築城立邑，号為恒安之都。
為苻秦護軍，堅敗後，乃即真号。
生知信佛，興建大寺。
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鑿為窟，高十餘丈，東西三十裡，栉比相連，其數衆矣。
谷東石碑見在，紀其功績，不可以算也。
其碑略雲，自魏國所統赀賦，并成石龛，故其規度宏遠，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
（卷四） 神瑞元年（西四一四）當晉安帝之義熙十年，非晉孝武太元元年也（西三七六），其間相去，幾四十年。
改号神瑞者，是魏太宗，非魏太祖也，其間相去，亦三十年。
《大唐内典錄》皆誤。
魏太祖天興元年（西三九八）始自雲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縣，所謂恒安之都也。
《魏書·釋老志》，天興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級佛圖，太宗踐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圖像。
曰京城五級佛圖，則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興之世也。
曰京邑四方建立圖像，則謂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絕無影響。
然未有确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