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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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佛，陋也。
其未經修飾諸窟，雖甚剝落，然遠望缥缈，容态轉真，窟别異形，無有複制。
至于裸體神女，振翮淩空，寶相莊嚴，拈花微笑，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
惜乎古洞荒涼，荊榛滿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悉在佛前；斷瓦頹垣，橫阻當路；或土埋佛身，已過半膝；或偷鑿全體，新留斧痕。
過此不圖，日即湮滅，是則有司之責也。
最可異者，同人遍曆二十餘窟，無古碑碣足供考證。
即遊客題名，亦絕無僅有。
寺前有萬曆間宣城吳伯與遊石佛寺刻石，詞尚典雅。
寺西有佛籁閣扁，寺東有碧霞洞雲深處朱廷翰等石刻，皆漫漶單簡，不足為典要。
以故龍門造像，宇内知名；武州石窟，言者蓋寡。
同人因為題名而返。
餘歸而神往者久之，乃摭拾群籍，著為斯篇，亦以補金石之缺略，俾後至者有所考證雲爾。
同遊六人，葉恭綽譽虎，俞人鳳翙梧，鄭洪年韶覺，翟兆麟瑞符，邵善阊文彪。
俞、翟、邵三君，皆京綏路工程師也。
一九一八年十月新會陳垣記。
《魏書·顯祖紀》皇興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卷六。
時帝年十四） 史紀魏帝之幸石窟寺，自此始也。
皇興元年，當西曆之四百六十七年。
前此聞幸武州山，未聞幸石窟寺。
《魏書·禮志》，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車輪二山是也。
（武州或作周，通）永興三年，當西曆之四百十一年，此時未有石窟寺。
惟自皇興元年以後，則帝幸石窟寺，凡七八次。
或歲一幸焉，或間歲一幸焉。
未知史有阙文否乎。
蓋常有《魏書》紀者，《北史》無之矣。
抑有奇者，諸帝之幸石窟寺，多在沖幼之年，其殆太後所挾與俱往者乎，不可得知也。
四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
（卷同上。
時帝年十七） 《高祖紀》，延興五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
（卷七上。
時帝年九歲） 此未言幸石窟寺也，然以前後書法例之，則當然幸石窟寺。
太和元年五月乙酉，車駕祈雨于武周山。
（時帝年十一） 祈雨未必至石窟寺，然車駕至武周山，則必經石窟寺。
今石佛寺左側，尚有一龍王廟，其殆古之遺制乎。
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時帝年十四。
《北史》不紀）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
（時帝年十六） 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
（時帝年十七。
《北史》不紀） 八年六月戊辰，武州水泛濫，壞民居舍。
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
（時帝年十八，《北史》不紀。
以上均卷七上） 方山在今大同縣北五十裡（據《通志》），有拓拔氏二陵，及方山宮址在焉。
此言幸方山石窟寺者，未知方山亦有石窟寺乎，抑幸方山又幸武州山石窟寺乎？以皇興四年幸鹿野苑、石窟寺之書法例之，則幸方山又幸石窟寺也。
然方山既偏北五十裡，武州山又偏西二十裡，一日而幸二地，不無疑焉。
抑方山别有石窟寺，因武州水泛濫後，不幸武州而幸方山乎？ 且自是年以後，直至太和十八年遷洛以前，十年之間，不複見帝幸石窟寺。
史阙文乎，不可知也。
《肅宗紀》，熙平二年四月乙卯，皇太後幸伊阙石窟寺，即日還宮。
（卷九。
時帝年八歲） 伊阙石窟寺，建于孝文遷洛之後。
《洛陽伽藍記》曰“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岩寺”，亦緣武州山石窟寺得名也。
自顯祖皇興元年，始幸武州石窟寺，至肅宗熙平二年，始幸伊阙石窟寺，其間适五十年，則二寺創建之先後，可概見矣。
孝昌二年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還宮。
（卷同上。
時帝年十七） 謂伊阙石窟寺為南石窟寺，則武州石窟寺為北石窟寺也。
《出帝平陽王紀》，永熙二年正月己亥，車駕幸崧高石窟靈岩寺。
（卷十一。
時帝年二十四） 崧高石窟靈岩寺，即伊阙石窟寺，由武州石窟寺得名。
見《釋老志》、《水經注》及《續高僧傳》。
魏帝之幸武州寺，史數數見，而幸伊阙寺隻三見，顧何以世人多稱伊阙之巨制，而少言武州之偉觀，則以伊阙當中原六通四辟之沖，而武州則僻處塞外也。
使吾人生鐵道未興之世，亦不易遊此。
今伊阙寺有隴海路可達，武州寺又有京綏路可達，他日軒所及，武州寺之遺碑斷碣，必有新得于野老耕氓者。
《魏書·釋老志》，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師。
皆雲備曆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鹹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
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緻佛缽并畫像迹。
初昙曜以複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
帝後奉以師禮。
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
（卷一百十四） 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
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
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
（卷同上） 武州塞之石窟，始鑿于昙曜，據此毫無疑義。
昙曜之赴京，在複法之明年，即興安二年，西曆四百五十三年也。
是時佛法初複，圖像大興
其未經修飾諸窟，雖甚剝落，然遠望缥缈，容态轉真，窟别異形，無有複制。
至于裸體神女，振翮淩空，寶相莊嚴，拈花微笑，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
惜乎古洞荒涼，荊榛滿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悉在佛前；斷瓦頹垣，橫阻當路；或土埋佛身，已過半膝；或偷鑿全體，新留斧痕。
過此不圖，日即湮滅，是則有司之責也。
最可異者，同人遍曆二十餘窟，無古碑碣足供考證。
即遊客題名，亦絕無僅有。
寺前有萬曆間宣城吳伯與遊石佛寺刻石，詞尚典雅。
寺西有佛籁閣扁，寺東有碧霞洞雲深處朱廷翰等石刻，皆漫漶單簡，不足為典要。
以故龍門造像，宇内知名；武州石窟，言者蓋寡。
同人因為題名而返。
餘歸而神往者久之，乃摭拾群籍，著為斯篇，亦以補金石之缺略，俾後至者有所考證雲爾。
同遊六人，葉恭綽譽虎，俞人鳳翙梧，鄭洪年韶覺，翟兆麟瑞符，邵善阊文彪。
俞、翟、邵三君，皆京綏路工程師也。
一九一八年十月新會陳垣記。
《魏書·顯祖紀》皇興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卷六。
時帝年十四） 史紀魏帝之幸石窟寺，自此始也。
皇興元年，當西曆之四百六十七年。
前此聞幸武州山，未聞幸石窟寺。
《魏書·禮志》，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車輪二山是也。
（武州或作周，通）永興三年，當西曆之四百十一年，此時未有石窟寺。
惟自皇興元年以後，則帝幸石窟寺，凡七八次。
或歲一幸焉，或間歲一幸焉。
未知史有阙文否乎。
蓋常有《魏書》紀者，《北史》無之矣。
抑有奇者，諸帝之幸石窟寺，多在沖幼之年，其殆太後所挾與俱往者乎，不可得知也。
四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
（卷同上。
時帝年十七） 《高祖紀》，延興五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
（卷七上。
時帝年九歲） 此未言幸石窟寺也，然以前後書法例之，則當然幸石窟寺。
太和元年五月乙酉，車駕祈雨于武周山。
（時帝年十一） 祈雨未必至石窟寺，然車駕至武周山，則必經石窟寺。
今石佛寺左側，尚有一龍王廟，其殆古之遺制乎。
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時帝年十四。
《北史》不紀）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
（時帝年十六） 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
（時帝年十七。
《北史》不紀） 八年六月戊辰，武州水泛濫，壞民居舍。
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
（時帝年十八，《北史》不紀。
以上均卷七上） 方山在今大同縣北五十裡（據《通志》），有拓拔氏二陵，及方山宮址在焉。
此言幸方山石窟寺者，未知方山亦有石窟寺乎，抑幸方山又幸武州山石窟寺乎？以皇興四年幸鹿野苑、石窟寺之書法例之，則幸方山又幸石窟寺也。
然方山既偏北五十裡，武州山又偏西二十裡，一日而幸二地，不無疑焉。
抑方山别有石窟寺，因武州水泛濫後，不幸武州而幸方山乎？ 且自是年以後，直至太和十八年遷洛以前，十年之間，不複見帝幸石窟寺。
史阙文乎，不可知也。
《肅宗紀》，熙平二年四月乙卯，皇太後幸伊阙石窟寺，即日還宮。
（卷九。
時帝年八歲） 伊阙石窟寺，建于孝文遷洛之後。
《洛陽伽藍記》曰“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岩寺”，亦緣武州山石窟寺得名也。
自顯祖皇興元年，始幸武州石窟寺，至肅宗熙平二年，始幸伊阙石窟寺，其間适五十年，則二寺創建之先後，可概見矣。
孝昌二年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還宮。
（卷同上。
時帝年十七） 謂伊阙石窟寺為南石窟寺，則武州石窟寺為北石窟寺也。
《出帝平陽王紀》，永熙二年正月己亥，車駕幸崧高石窟靈岩寺。
（卷十一。
時帝年二十四） 崧高石窟靈岩寺，即伊阙石窟寺，由武州石窟寺得名。
見《釋老志》、《水經注》及《續高僧傳》。
魏帝之幸武州寺，史數數見，而幸伊阙寺隻三見，顧何以世人多稱伊阙之巨制，而少言武州之偉觀，則以伊阙當中原六通四辟之沖，而武州則僻處塞外也。
使吾人生鐵道未興之世，亦不易遊此。
今伊阙寺有隴海路可達，武州寺又有京綏路可達，他日軒所及，武州寺之遺碑斷碣，必有新得于野老耕氓者。
《魏書·釋老志》，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師。
皆雲備曆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鹹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
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緻佛缽并畫像迹。
初昙曜以複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
帝後奉以師禮。
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
（卷一百十四） 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
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
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
（卷同上） 武州塞之石窟，始鑿于昙曜，據此毫無疑義。
昙曜之赴京，在複法之明年，即興安二年，西曆四百五十三年也。
是時佛法初複，圖像大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