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也裡可溫與景教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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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并此六寺之名而不可考矣。
據至順《鎮江志》卷九寺院類，雲山、聚明、四渎安、甘泉等寺外，尚有大光明寺，在丹陽館南，元貞元年安馬吉思建；大法興寺，在通吳門外福田山，亦也裡可溫寺。
鐵甕門為吳大帝所築，洪武元年改建磚城。
西津豎土山，當時已改呼為銀山，以與金山相對。
也裡可溫義阡者，系教中人墓地，潘昂霄碑所謂“營隙為侪類葬區”者即指此也。
未識此七百年前之義阡，當日十字墓碑林立者，今地下猶有遺迹否？論理則不能無也。
夫景教碑之沈霾，亦千載而始出，未出以前，固無人知景教流行中國如此之盛也。
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玺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
公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于民。
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裡可溫，迎禮佛國，馬裡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揚，始為大備。
且敕子孫流水住持，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
條示訓誡，為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
因緝其所聞為記。
（續前完） 梁相系一儒學教授，于也裡可溫之教義，未必了然，故其所為文，習用佛國道場諸詞，然已明言“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矣。
抑有疑者：萬曆《鎮江志》本修于利瑪窦東來之後，主其事者為知府王應麟。
王于萬曆十九、二十年間，曾任南雄知州，與利子往還甚密。
其後利子卒于京邸，王适為順天府尹，利子墓記，即王所著。
以此關系，十字之說，當必饫聞。
顧何以王修《鎮江志》時，對于舊《志》“十字”諸文，竟削而不載？意者，王未見舊《志》耶？（阮元言此書自明以來藏書家絕無著錄之者，洵為罕觏之秘笈雲）抑太守名總其成，實未暇檢校舊《志》耶？不然，以利子輩考古之勤，聞人言汴梁昔有十字教，尚即遣人千裡馳訪；（見艾儒略著《利瑪窦行實》）豈方志有述，而不共相追求者？幸丹徒包氏彙刻宋元舊志，而也裡可溫之為基督教，乃多一鐵證也。
關于《大興國寺記》一事，夙聞馬相伯丈言，鎮江有十字碑，中多音譯，三十年前曾見有拓本，忘其名矣。
詢以是否即洪鈞所雲之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不敢斷也。
年前因丹徒柳君肇嘉以詢陳先生善馀，得其覆書，附錄于左，以供參考： 圓庵先生大鑒：戊午秋間，友人章厥生君寄示大著《也裡可溫考》，展讀再三，如獲驚人秘笈，無任佩仰。
今年夏，柳貢和表侄南旋，又以從者增訂三版見示，索隐鈎沈，博學詳說，得未曾有。
朱子詩所雲“舊學商量加邃密”者，執事允足當之矣。
至尊說所疑洪書一節，屢得貢禾書，稱述台端垂詢盛意，茲謹以所知者言之。
記光緒庚寅，洪文卿在歐洲為《〈元史〉譯文證補》，于西史中知鎮江有十字寺碑，因函詢鎮江訓導汪和卿。
汪征其事于周子如先生，子如名伯義，敝邑之宿儒也。
彼時，子如檢得舊錄未完碑文，由汪和卿寄歐；并據子如面稱，曾于北固山下見此碑石雲雲，以告洪使。
洪書于《元世各教名考》雲：“也裡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
”其說之所從來，即由于此。
弟曾見其所錄碑文，自“薛迷思賢”句起，至“公世精其法”句止，以至順《志》大興國寺梁相碑校之，一字不差。
周子如所作《北固山志》卷二，于“大興國寺”下注雲“檢有梁相碑文遺缺，附錄其略”雲雲；于碑文下按語雲：“此碑舊卧山後，今山後灘盡入江，碑亦坍沒。
”是洪書所謂北固山下殘碑者，确系大興國寺碑，無可緻疑也。
惜未将此碑略舉其文，不能使人昭昭耳。
惟弟尚有疑者：大興國寺在夾道巷，當即今之惠安寺巷，故至順《志》有“惠安寺在夾道巷”之文。
其地在鎮江城内藥師庵後，屬于北固前峰西麓之區域，有大城為之限隔。
征諸嘉慶《丹徒縣志》碑目中，即不載其名。
此碑究以何時越中峰北峰而至于瀕江之山後耶？此甚不可知者也。
梁相之《記》，載于至順《志》者，明有“其略曰”三字，是非全文甚明。
校以碑石，當必有刊落之語。
如子如先生錄寄洪使與附注《山志》者，系抄自原石，何以校之元志，語句既毫無增減，文字又一無異同耶？惜此老久歸道山，末由袪
據至順《鎮江志》卷九寺院類，雲山、聚明、四渎安、甘泉等寺外，尚有大光明寺，在丹陽館南，元貞元年安馬吉思建；大法興寺，在通吳門外福田山，亦也裡可溫寺。
鐵甕門為吳大帝所築，洪武元年改建磚城。
西津豎土山，當時已改呼為銀山，以與金山相對。
也裡可溫義阡者，系教中人墓地，潘昂霄碑所謂“營隙為侪類葬區”者即指此也。
未識此七百年前之義阡，當日十字墓碑林立者，今地下猶有遺迹否？論理則不能無也。
夫景教碑之沈霾，亦千載而始出，未出以前，固無人知景教流行中國如此之盛也。
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玺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
公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于民。
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裡可溫，迎禮佛國，馬裡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揚，始為大備。
且敕子孫流水住持，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
條示訓誡，為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
因緝其所聞為記。
（續前完） 梁相系一儒學教授，于也裡可溫之教義，未必了然，故其所為文，習用佛國道場諸詞，然已明言“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矣。
抑有疑者：萬曆《鎮江志》本修于利瑪窦東來之後，主其事者為知府王應麟。
王于萬曆十九、二十年間，曾任南雄知州，與利子往還甚密。
其後利子卒于京邸，王适為順天府尹，利子墓記，即王所著。
以此關系，十字之說，當必饫聞。
顧何以王修《鎮江志》時，對于舊《志》“十字”諸文，竟削而不載？意者，王未見舊《志》耶？（阮元言此書自明以來藏書家絕無著錄之者，洵為罕觏之秘笈雲）抑太守名總其成，實未暇檢校舊《志》耶？不然，以利子輩考古之勤，聞人言汴梁昔有十字教，尚即遣人千裡馳訪；（見艾儒略著《利瑪窦行實》）豈方志有述，而不共相追求者？幸丹徒包氏彙刻宋元舊志，而也裡可溫之為基督教，乃多一鐵證也。
關于《大興國寺記》一事，夙聞馬相伯丈言，鎮江有十字碑，中多音譯，三十年前曾見有拓本，忘其名矣。
詢以是否即洪鈞所雲之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不敢斷也。
年前因丹徒柳君肇嘉以詢陳先生善馀，得其覆書，附錄于左，以供參考： 圓庵先生大鑒：戊午秋間，友人章厥生君寄示大著《也裡可溫考》，展讀再三，如獲驚人秘笈，無任佩仰。
今年夏，柳貢和表侄南旋，又以從者增訂三版見示，索隐鈎沈，博學詳說，得未曾有。
朱子詩所雲“舊學商量加邃密”者，執事允足當之矣。
至尊說所疑洪書一節，屢得貢禾書，稱述台端垂詢盛意，茲謹以所知者言之。
記光緒庚寅，洪文卿在歐洲為《〈元史〉譯文證補》，于西史中知鎮江有十字寺碑，因函詢鎮江訓導汪和卿。
汪征其事于周子如先生，子如名伯義，敝邑之宿儒也。
彼時，子如檢得舊錄未完碑文，由汪和卿寄歐；并據子如面稱，曾于北固山下見此碑石雲雲，以告洪使。
洪書于《元世各教名考》雲：“也裡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
”其說之所從來，即由于此。
弟曾見其所錄碑文，自“薛迷思賢”句起，至“公世精其法”句止，以至順《志》大興國寺梁相碑校之，一字不差。
周子如所作《北固山志》卷二，于“大興國寺”下注雲“檢有梁相碑文遺缺，附錄其略”雲雲；于碑文下按語雲：“此碑舊卧山後，今山後灘盡入江，碑亦坍沒。
”是洪書所謂北固山下殘碑者，确系大興國寺碑，無可緻疑也。
惜未将此碑略舉其文，不能使人昭昭耳。
惟弟尚有疑者：大興國寺在夾道巷，當即今之惠安寺巷，故至順《志》有“惠安寺在夾道巷”之文。
其地在鎮江城内藥師庵後，屬于北固前峰西麓之區域，有大城為之限隔。
征諸嘉慶《丹徒縣志》碑目中，即不載其名。
此碑究以何時越中峰北峰而至于瀕江之山後耶？此甚不可知者也。
梁相之《記》，載于至順《志》者，明有“其略曰”三字，是非全文甚明。
校以碑石，當必有刊落之語。
如子如先生錄寄洪使與附注《山志》者，系抄自原石，何以校之元志，語句既毫無增減，文字又一無異同耶？惜此老久歸道山，末由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