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朱佩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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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美》的初稿都已寫成，他在短途中替我仔細看過原稿，指示我一些意見，并且還替我做了兩篇序。
後來我的《詩論》初稿也送給他，由他斟酌過。
我對于佩弦先生始終當作一位良師益友信賴。
這不是偶然的。
在我的學文藝的朋友中，他是和我相知最深的一位，我的研究範圍和他的也很相近，而且他是那樣可信賴的一位朋友，請他看稿子他必仔細看，請他批評他也必切切實實地批評。
我的《文藝心理學》有一兩章是由他的批評而完全改寫過的，在序文裡我已經提到這一點。
1933年我回國任教北京大學，他約我在清華講了一年《文藝心理學》，此後過從的機會就更多。
在北平的文藝界朋友們常聚會讨論，有他就必有我。
于今還值得提起的有兩件事。
一是《文學雜志》，名義上雖由我主編，實際上他和沈從文、楊金莆、馮君培諸人撐持的力量最多。
這刊物因抗戰停了十年，去年算是又恢複起來了。
頭一期就有佩弦先生的文章，但是因為他多病，文債的擔負又重，我們不像從前那樣容易得到他的文章。
其次是朗誦會，當時朋友們都覺得語體文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以往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不太講究，現在要想語體文走上正軌，我們就不能不在這方面講究，所以大家定期聚會，專門練習朗誦，有時趁便讨論一般文學問題。
佩弦先生對于這件事最起勁。
語文本是他的興趣中心，他随時對于一個字的用法或一句話的講法都潛心玩索，參加過朗誦會的朋友們都還記得，他對于語體文不但寫得好，而且也讀得好。
抗戰中我住在四川，佩弦先生雖是常住昆明，因為家眷在川，到四川去的回數很多。
亂離中相見，彼此都已大不如前。
他老早就有胃病，昆明教授們生活特别苦，聽說他于教書以外，燒飯洗碗補衣全靠自己動手，有時竟吃冷饅頭度日，他的舊病可能因此加重，他的形容确是日益消瘦憔悴。
這些年來我每次看見他，都暗地替他擔心。
他本來是一位溫恭和藹的人，生氣不算蓬勃，進來和他對面，有如對着深秋，令人起蕭索之感。
他多年來貧病交加，見着朋友卻從來不為貧病訴苦，他有廊下派哲人的堅忍。
但是貧與病顯然累了他，我常感覺到他仿佛受了一種重壓，壓得不能自由伸展。
于今他死去了，我覺得他是一直壓到死的。
後來我的《詩論》初稿也送給他，由他斟酌過。
我對于佩弦先生始終當作一位良師益友信賴。
這不是偶然的。
在我的學文藝的朋友中，他是和我相知最深的一位，我的研究範圍和他的也很相近，而且他是那樣可信賴的一位朋友，請他看稿子他必仔細看，請他批評他也必切切實實地批評。
我的《文藝心理學》有一兩章是由他的批評而完全改寫過的，在序文裡我已經提到這一點。
1933年我回國任教北京大學，他約我在清華講了一年《文藝心理學》，此後過從的機會就更多。
在北平的文藝界朋友們常聚會讨論，有他就必有我。
于今還值得提起的有兩件事。
一是《文學雜志》，名義上雖由我主編，實際上他和沈從文、楊金莆、馮君培諸人撐持的力量最多。
這刊物因抗戰停了十年，去年算是又恢複起來了。
頭一期就有佩弦先生的文章，但是因為他多病，文債的擔負又重，我們不像從前那樣容易得到他的文章。
其次是朗誦會，當時朋友們都覺得語體文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以往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不太講究，現在要想語體文走上正軌，我們就不能不在這方面講究，所以大家定期聚會，專門練習朗誦，有時趁便讨論一般文學問題。
佩弦先生對于這件事最起勁。
語文本是他的興趣中心，他随時對于一個字的用法或一句話的講法都潛心玩索，參加過朗誦會的朋友們都還記得，他對于語體文不但寫得好，而且也讀得好。
抗戰中我住在四川，佩弦先生雖是常住昆明，因為家眷在川，到四川去的回數很多。
亂離中相見，彼此都已大不如前。
他老早就有胃病，昆明教授們生活特别苦，聽說他于教書以外，燒飯洗碗補衣全靠自己動手，有時竟吃冷饅頭度日，他的舊病可能因此加重，他的形容确是日益消瘦憔悴。
這些年來我每次看見他，都暗地替他擔心。
他本來是一位溫恭和藹的人，生氣不算蓬勃，進來和他對面，有如對着深秋，令人起蕭索之感。
他多年來貧病交加，見着朋友卻從來不為貧病訴苦，他有廊下派哲人的堅忍。
但是貧與病顯然累了他，我常感覺到他仿佛受了一種重壓，壓得不能自由伸展。
于今他死去了，我覺得他是一直壓到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