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英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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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舒服日子的恐怕不到五分之一。
能夠在礦坑裡捉一把鋤頭，在工廠裡掌一個紡織機，或者在旅館商店裡充一個使役，還是叨天之庥的。
許多失業的人，其生活之苦，或較中國窮人更甚。
因為中國最窮的有幾個銅子，便可勉強敷衍一天的肚皮。
在歐洲生活程度高，幾個銅子是買水就不能買火，買火就不能買水的。
向來中國人自己承認對于衣食住三件，最不講究的是住。
西洋房屋建築比中國的确實強得幾倍。
但是以有限資本蓋房子，要好就不能多。
有一天我聽一位工黨議員演說，攻擊守舊黨政府對于住室問題漠不關心。
他說隻就蘇格蘭說，二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千家，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萬家。
我初聽了頗駭異。
後來到窮人居的部分去看看，才曉得那位工黨議員不是言之過甚。
我自然不能走進他們房子裡去調查。
不過在很冷的冬天，他們女子們小孩子們千百成群地靠着街牆或者沒精打采地流蕩，大概總是因為房子裡太擠的緣故。
西洋人以潔淨著名，可是那般窮人也是髒得不堪。
英國的乞丐比較來得雅緻。
有些乞丐坐在行人擁擠的街口，旁邊放一塊紙闆，上面大半寫着“退伍軍士，無工可做，要養活妻子兒女，求仁人幫助！”一類的話。
有些奄奄垂斃的老婦，沿街拉破爛的手琴，或者很年輕的少年手裡托着帽子拖着破喉嗓子唱洋蓮花落。
還有一種乞丐坐在街頭用五彩粉筆，在街道上畫些山水人物，供行人觀賞。
這些人不叫乞丐，叫做“街頭美術家”（pavementartists）。
他們有些畫得很好，我每每看見他們，就立刻聯想到在上海看過的美術展覽會。
5 要知道英國人情風俗，旁聽法庭審判，可以得其大半。
中國人所想得到的奸盜邪淫，他們也應有盡有。
有時候法官于審問中插入幾句诙諧話，很覺得逸趣橫生。
罪過原來是供人開玩笑的，何況文明的英國人是很歡喜開玩笑的呢？近來有一個人為着向他已離婚的婦人索還訂婚戒指，打起官司來了，律師引經據典地辯論，說伊麗莎白後朝某一年有一個先例，法庭判定訂婚戒指隻是一種有條件的贈品。
那一個法官就接着說，“那一年莎士比亞已經有十歲了。
”後來那個婦人說她已經把戒指當去了。
法官含笑問道：“當去了嗎？好一篇浪漫史，讓你糟蹋了！”英國向例，凡替罪犯向法庭取保的人應有一百鎊的财産。
去冬轟動一時的十二共産黨審訊，其中有一個替人取保的就是鼎鼎大名的蕭伯納，法庭書記問蕭氏道：“你值得一百鎊麼？”蕭氏含笑答道：“我想我值得那麼多哩。
”兩三個月以前，倫敦海德公園發現一件風流案，他們也喧擾了許久。
有一天海德公園的巡警猛然地向園角綠樹陰裡用低微鄭重的聲調叫道：“你們犯了法律，到警廳去！”随着他就拘起兩個人帶到法庭去審問。
那兩個有一位是五十來歲光景的男子，他的名字叫SirBasilThomson，他是一個有封爵的，一個著作者，還是倫敦警察總監！别的那一位是每天晚上在海德公園閑逛的女子中之一。
湯姆遜爵士說，他近來正著一本關于犯罪的書，那一晚不過是到哈德公園去搜材料，自己并沒有犯罪。
那位女子承認得了那位老人五個先令，法官轉向湯姆遜爵士說：“你五個先令可以敷衍她，法庭可是非要五鎊不可！”湯姆遜請了最著名的律師上訴，但是他終于出了五鎊錢。
6 英國報紙不載中國事則已，載中國事則盡是些明譏暗諷，遇戰争發生，即聲聲說中國已不能自己理會自己了，非得列強伸手幫助不行；遇群衆運動，即指為蘇俄共産黨所唆使。
提到馮玉祥，總暗敲幾句，因為他反對外人侵略。
提到香港罷工，總責備廣東政府不順他們的手。
倫敦《每日電聞》駐北京的通訊員蘭敦（PercevalLandon）尤其歡喜說中國壞話。
英國一般民衆的意見，都是在報紙上得來，所以他們頭腦裡的中國隻是一鍋糟。
英國政府對待中國的政策，是外面讨好，骨子裡援助軍閥以延長内亂，抵制蘇俄。
他們現在不敢用高壓手段激動中國民氣，因為他們受罷工抵制的損失很不小。
專就香港說，去年秋季入口貨的價值由11，674，720鎊減到5，844，743鎊；出口貨價值由8，816，357鎊減到4，705，176鎊。
總計要比向來減少一大半。
聽說香港政府現在已經很難支持，專賴英國政府借款以苟延殘喘。
如果廣東人能夠照現在的毅力維持到三年，香港恐怕會還到它五十年前的面目罷！ 《泰晤士報》有一天載惠靈敦在北京和各界讨論庚子賠款用途，中國人士都贊成用在建築鐵路方面，不很有人主張用于教育的。
聽來真有些奇怪！這是北京軍閥官僚作祟，還是英國人的新聞鼓惑？總而言之，中國自己在外國沒有通訊社，中國的新聞全靠外國人傳到外國去，外交永遠難得順手的。
7 歐戰結束後，各國都把戰争的罪過擺在德國人肩上，凡爾賽會議，列強居然以德國負戰争之責，形諸條約明文。
近來歐洲輿論逐漸變過方向。
他們漸漸覺悟歐戰的禍首，不能完全說是德國，而造成戰前緊張空氣的各國都要分擔若幹責任，戰前歐洲形勢好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德國縱不開釁，戰争也是必然的結局。
去冬英國著名學者像羅素、蕭伯納、韋爾斯、麥克唐納數十人公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就是說德國不應該獨負開釁的責任，而《凡爾賽條約》不公平。
同時法國學者也有類似的舉動。
至于歐洲政治家有沒有這種覺悟，我們
能夠在礦坑裡捉一把鋤頭，在工廠裡掌一個紡織機，或者在旅館商店裡充一個使役，還是叨天之庥的。
許多失業的人，其生活之苦，或較中國窮人更甚。
因為中國最窮的有幾個銅子，便可勉強敷衍一天的肚皮。
在歐洲生活程度高，幾個銅子是買水就不能買火，買火就不能買水的。
向來中國人自己承認對于衣食住三件，最不講究的是住。
西洋房屋建築比中國的确實強得幾倍。
但是以有限資本蓋房子，要好就不能多。
有一天我聽一位工黨議員演說，攻擊守舊黨政府對于住室問題漠不關心。
他說隻就蘇格蘭說，二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千家，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萬家。
我初聽了頗駭異。
後來到窮人居的部分去看看，才曉得那位工黨議員不是言之過甚。
我自然不能走進他們房子裡去調查。
不過在很冷的冬天，他們女子們小孩子們千百成群地靠着街牆或者沒精打采地流蕩，大概總是因為房子裡太擠的緣故。
西洋人以潔淨著名，可是那般窮人也是髒得不堪。
英國的乞丐比較來得雅緻。
有些乞丐坐在行人擁擠的街口，旁邊放一塊紙闆，上面大半寫着“退伍軍士，無工可做，要養活妻子兒女，求仁人幫助！”一類的話。
有些奄奄垂斃的老婦，沿街拉破爛的手琴，或者很年輕的少年手裡托着帽子拖着破喉嗓子唱洋蓮花落。
還有一種乞丐坐在街頭用五彩粉筆，在街道上畫些山水人物，供行人觀賞。
這些人不叫乞丐，叫做“街頭美術家”（pavementartists）。
他們有些畫得很好，我每每看見他們，就立刻聯想到在上海看過的美術展覽會。
5 要知道英國人情風俗，旁聽法庭審判，可以得其大半。
中國人所想得到的奸盜邪淫，他們也應有盡有。
有時候法官于審問中插入幾句诙諧話，很覺得逸趣橫生。
罪過原來是供人開玩笑的，何況文明的英國人是很歡喜開玩笑的呢？近來有一個人為着向他已離婚的婦人索還訂婚戒指，打起官司來了，律師引經據典地辯論，說伊麗莎白後朝某一年有一個先例，法庭判定訂婚戒指隻是一種有條件的贈品。
那一個法官就接着說，“那一年莎士比亞已經有十歲了。
”後來那個婦人說她已經把戒指當去了。
法官含笑問道：“當去了嗎？好一篇浪漫史，讓你糟蹋了！”英國向例，凡替罪犯向法庭取保的人應有一百鎊的财産。
去冬轟動一時的十二共産黨審訊，其中有一個替人取保的就是鼎鼎大名的蕭伯納，法庭書記問蕭氏道：“你值得一百鎊麼？”蕭氏含笑答道：“我想我值得那麼多哩。
”兩三個月以前，倫敦海德公園發現一件風流案，他們也喧擾了許久。
有一天海德公園的巡警猛然地向園角綠樹陰裡用低微鄭重的聲調叫道：“你們犯了法律，到警廳去！”随着他就拘起兩個人帶到法庭去審問。
那兩個有一位是五十來歲光景的男子，他的名字叫SirBasilThomson，他是一個有封爵的，一個著作者，還是倫敦警察總監！别的那一位是每天晚上在海德公園閑逛的女子中之一。
湯姆遜爵士說，他近來正著一本關于犯罪的書，那一晚不過是到哈德公園去搜材料，自己并沒有犯罪。
那位女子承認得了那位老人五個先令，法官轉向湯姆遜爵士說：“你五個先令可以敷衍她，法庭可是非要五鎊不可！”湯姆遜請了最著名的律師上訴，但是他終于出了五鎊錢。
6 英國報紙不載中國事則已，載中國事則盡是些明譏暗諷，遇戰争發生，即聲聲說中國已不能自己理會自己了，非得列強伸手幫助不行；遇群衆運動，即指為蘇俄共産黨所唆使。
提到馮玉祥，總暗敲幾句，因為他反對外人侵略。
提到香港罷工，總責備廣東政府不順他們的手。
倫敦《每日電聞》駐北京的通訊員蘭敦（PercevalLandon）尤其歡喜說中國壞話。
英國一般民衆的意見，都是在報紙上得來，所以他們頭腦裡的中國隻是一鍋糟。
英國政府對待中國的政策，是外面讨好，骨子裡援助軍閥以延長内亂，抵制蘇俄。
他們現在不敢用高壓手段激動中國民氣，因為他們受罷工抵制的損失很不小。
專就香港說，去年秋季入口貨的價值由11，674，720鎊減到5，844，743鎊；出口貨價值由8，816，357鎊減到4，705，176鎊。
總計要比向來減少一大半。
聽說香港政府現在已經很難支持，專賴英國政府借款以苟延殘喘。
如果廣東人能夠照現在的毅力維持到三年，香港恐怕會還到它五十年前的面目罷！ 《泰晤士報》有一天載惠靈敦在北京和各界讨論庚子賠款用途，中國人士都贊成用在建築鐵路方面，不很有人主張用于教育的。
聽來真有些奇怪！這是北京軍閥官僚作祟，還是英國人的新聞鼓惑？總而言之，中國自己在外國沒有通訊社，中國的新聞全靠外國人傳到外國去，外交永遠難得順手的。
7 歐戰結束後，各國都把戰争的罪過擺在德國人肩上，凡爾賽會議，列強居然以德國負戰争之責，形諸條約明文。
近來歐洲輿論逐漸變過方向。
他們漸漸覺悟歐戰的禍首，不能完全說是德國，而造成戰前緊張空氣的各國都要分擔若幹責任，戰前歐洲形勢好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德國縱不開釁，戰争也是必然的結局。
去冬英國著名學者像羅素、蕭伯納、韋爾斯、麥克唐納數十人公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就是說德國不應該獨負開釁的責任，而《凡爾賽條約》不公平。
同時法國學者也有類似的舉動。
至于歐洲政治家有沒有這種覺悟，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