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嚴肅與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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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無論那是嚴肅或幽默。

    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讀者的主觀态度往往影響到詩的意味與情形。

    例如古歌: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将奈公何! 本是一首挽詩,它顯然是一部四幕悲劇,傷悼一件沉痛的事。

    它的嚴肅的态度是不難理解的。

    作者是否帶有幽默意味,我們不敢斷言。

    但是,如果我們持幾分幽默的态度去讀這首詩,它馬上就顯得很幽默,這件慘事是不應發生而竟發生的,多少是人生中一種乖訛,主人翁似乎可憐亦複可笑。

    作這樣看法,全詩的意味就完全變過,它不是傷悼,竟是埋怨,竟是譏嘲!暧昧在“将奈公何”,這是怨天命不可挽回呢?還是歸咎于人謀不臧呢?決絕的歎息呢?還是責備的怨聲呢?很可能地,這還是嚴肅與幽默的合一。

    “将奈公何”句同時含有這幾種不同的意味。

    詩中常有這種暖昧的表現,所以讀詩的難處在擇定一個适宜的态度,以純然嚴肅的态度讀有幽默意味的詩,或是以純然幽默的态度讀骨子裡很嚴肅的詩,都不免隔靴搔癢。

     這道理也适用于詩的創作。

    詩是至性深情的流露,一個詩人如果隻有幽默,對人生世相就不能起深刻的同情的了解,隻能看出它的浮面的醜陋乖訛,覺其可笑而不覺其可憐。

    這種人大半理勝于情,滑稽玩世。

    如果做詩,長處也隻在輕薄地諷刺。

    輕薄地諷刺的風氣最盛的時代往往不是詩的盛時,西方十八世紀是最好的例證;最長于諷刺的詩人也不是大詩人,法國伏爾泰(Voltaire)是最好的例證。

    但是,詩也是對于人生世相的玩味,多少是把它當作戲看,所以詩人也必有高度的幽默感,才能跳開實際生活的牽絆,無所為而為地欣賞事物形象本身。

    一味嚴肅而毫無幽默感的人多半不能詩,許多理學家,考據學家對于詩都是隔膜的,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古人論《關雎》的話可以應用于一般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樂得中,是由于嚴肅與幽默的配合适宜。

    它們都經過回味,由自然進于藝術;觀察移去了感受的辛辣,藝術淨化了自然的粗糙。

     (載1948年1月1日《華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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