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不得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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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沒有方法養家活口自殺。
人反正不過是一條命，到了絕路便能夠自殺畢竟也還是一件痛快事，但是這究竟也還是小說，是電影。
實際上在這個悲慘世界裡這條命究竟不是可以這樣輕易擺布得去，有許多陳白露在很厭倦地挨他們的罪孽的生命，有許多“小東西”很忠于職守地賣她們的皮肉，有許多潘月亭翻了一個跟頭又成了好漢，大家行屍走肉似地在悲劇生活中翻來覆去，而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演悲劇。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最大的悲劇。
在第三幕附注中曹禺先生告訴我們，他不肯因為“叫‘太太小姐們’看着舒服些”而救“小東西”的命，他能說這幾句話，我相信他多少能夠接收我這一點拙見。
可是在實際上，“叫‘太太小姐們’看着舒服些”，對于作劇家是一個很大的引誘，而曹禺先生也恐怕在無意之中受了這種引誘的迷惑。
《日出》的布景與命題顯然有一種象征的意義。
我們看完《日出》，不能不問：黑暗去了，光明來了，以後的事情究竟怎樣呢？方達生在最後一幕收場所給我們的希望是：“我們要一齊做點事，跟金八拼一拼。
”這不能不使我們覺得這是一種“倒降頂點”（anticlimax）。
偌大的來勢就落到這麼一個收場麼？殺了金八，就能把這個黑暗世界改成光明的麼？我們覺得，方達生那麼一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書呆子實在不能擔當《日出》以後的重大責任。
他的性格應該寫得比較聰明活潑些，比較偉大些。
他對于阿根所鄙棄的提夯杵唱夯歌的勞動階級，應該不僅隻有一種書生的同情，應該還有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關聯。
曹禺先生所暗示的一線光明始終是在後台，始終是一種陪襯。
我們不能使它更較密切地和主要動作打成一片，甚至于特别留一幕戲的地位給它麼？ 以上都是對于賢者求全責備的話。
讓這一面之辭發表出去，對于《日出》實在不很公平。
《日出》有許多好處，如果我有時間和篇幅，我可以做一篇比這篇較長的文章來寫我對于它的贊賞。
不過我想“捧場”的話，對于曹禺先生這樣一個有希望的聰明作家是不必需的。
以他那一管伶俐生動的筆，我們有理由盼待更完善的作品出來。
我真有些舍不得放下筆，他所描寫的那一群活靈活現的壞蛋——張喬治，阿根，潘月亭，李石清，尤其是那個顧八奶奶和他的“面首”胡四——真叫人舍不得分手！ （載天津《大公報·文藝》第276期，1937年1月1日）
人反正不過是一條命，到了絕路便能夠自殺畢竟也還是一件痛快事，但是這究竟也還是小說，是電影。
實際上在這個悲慘世界裡這條命究竟不是可以這樣輕易擺布得去，有許多陳白露在很厭倦地挨他們的罪孽的生命，有許多“小東西”很忠于職守地賣她們的皮肉，有許多潘月亭翻了一個跟頭又成了好漢，大家行屍走肉似地在悲劇生活中翻來覆去，而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演悲劇。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最大的悲劇。
在第三幕附注中曹禺先生告訴我們，他不肯因為“叫‘太太小姐們’看着舒服些”而救“小東西”的命，他能說這幾句話，我相信他多少能夠接收我這一點拙見。
可是在實際上，“叫‘太太小姐們’看着舒服些”，對于作劇家是一個很大的引誘，而曹禺先生也恐怕在無意之中受了這種引誘的迷惑。
《日出》的布景與命題顯然有一種象征的意義。
我們看完《日出》，不能不問：黑暗去了，光明來了，以後的事情究竟怎樣呢？方達生在最後一幕收場所給我們的希望是：“我們要一齊做點事，跟金八拼一拼。
”這不能不使我們覺得這是一種“倒降頂點”（anticlimax）。
偌大的來勢就落到這麼一個收場麼？殺了金八，就能把這個黑暗世界改成光明的麼？我們覺得，方達生那麼一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書呆子實在不能擔當《日出》以後的重大責任。
他的性格應該寫得比較聰明活潑些，比較偉大些。
他對于阿根所鄙棄的提夯杵唱夯歌的勞動階級，應該不僅隻有一種書生的同情，應該還有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關聯。
曹禺先生所暗示的一線光明始終是在後台，始終是一種陪襯。
我們不能使它更較密切地和主要動作打成一片，甚至于特别留一幕戲的地位給它麼？ 以上都是對于賢者求全責備的話。
讓這一面之辭發表出去，對于《日出》實在不很公平。
《日出》有許多好處，如果我有時間和篇幅，我可以做一篇比這篇較長的文章來寫我對于它的贊賞。
不過我想“捧場”的話，對于曹禺先生這樣一個有希望的聰明作家是不必需的。
以他那一管伶俐生動的筆，我們有理由盼待更完善的作品出來。
我真有些舍不得放下筆，他所描寫的那一群活靈活現的壞蛋——張喬治，阿根，潘月亭，李石清，尤其是那個顧八奶奶和他的“面首”胡四——真叫人舍不得分手！ （載天津《大公報·文藝》第276期，1937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