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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不同。

     第一,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發見,大都是偶然的、機緣湊合的發見,不是什麼專門家有心要去發見的。

    潘沛依[3](Pompeii)之被發見于一個農人,便是一個好例。

    至于近代的許多大發見,則不然。

    這個發見都是專門家有意的經了千辛萬苦而始得到的結果。

    在他們之前,那是一個無人注意的荒丘,在他們之後,那個荒丘卻告訴人家說,在許多許多時代之前,它乃是如何光榮、如何弘偉的一座名城。

    我們不僅可以見到威勢赫赫的王宮,見到聳立地面、久攻不下的名城,見到關于戰事、國政、宗教的刻文,關于國王祭師的,以及他們的神道的石像,我們還可以見到[4]那時人民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養生送死的器具,更還可以走到他們的市場之上,而默想當時人民熙往攘來的情形。

    這不能不感激那些辛勤耐苦的發掘家的。

    偶然發見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決不會再來了,一則專門的考古學者的研究一天天的深進,關于古址的考定與發掘在歐洲和小亞細亞一方面都已可算是“地少藏寶”的了;二則偶然的發見,百年難得數見,有意的發掘,十發必有七八中,在如今求知若渴之時,假定考定了一個遺址,專門的發掘家是等待在那裡的,因此偶然發見的機會益少。

     第二,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發掘,大都不是為了學問,為了藝術,為了古史而工作着;他們不是為了個人的财富,便是為了國家的财富,或劫,或搶,且騙,且偷,隻要有古物可以到手,便什麼卑鄙的手段都可使得出。

    他們除了誇多鬥富之外别無目的。

    所以在他們看來不值得一顧,而在考古學家看來則為無價之寶的東西,不知被毀棄了多少!這是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劫,倒不如藏寶于地,還可以有複得之時呢。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發掘者的态度便完全不同了。

    他不是為了一尊希世的雕像而去發掘,也不是因要盜竊古墓中高價的珠寶而去發掘,也不是為了要增加個人的收藏或國家的禦庫而去發掘,他們的發掘,除了純正的學問的工作之外,别無目的。

    一位專門家在埃及王谷中發掘了許多年;一個埃及土人對人論到他道:“他在這裡那麼久,一定已成了一位富翁。

    ”不,在學問上,他誠然成了富翁,若論物質上的報酬,則他所得的有什麼?! 因為十九世紀中葉後的發掘者态度的不同,所以近七八十年來,其所得遠超出于從前的好幾百年的時間;從前所不注意的荒丘,如今都掘發了,從前所尋找不到的名墓,如今也都已逐一的得到了。

    自波塔[5](PaulEmilBotta)發掘柯薩巴[6](Khorsavad)以來,至今不過八十餘年,而這八十餘年中,幾乎年有重要的發見。

    其結果,則古史的材料一天天的豐富,舊時記載的錯誤,逐漸的都被更正。

    我們試讀劍橋大學的《古代史》(AncientHistory),其材料之豐富簡直非從前史學家所曾夢見的。

     然而自八十餘年的發掘以來,歐洲和近東以及尼羅河流域的重要古址也幾乎都被專門的發掘者發掘盡了,今後的歐洲和近東,和尼羅河流域,恐将難再有什麼驚人的大發見的了。

    不過近年來的發掘者,其态度和方法,卻更有和波塔、雷雅特[7](AustenHenryLayard)乃至舍利曼[8](HeinrichSchliemann)諸人不同者。

    波塔、雷雅特,乃至舍利曼諸人,他們的主要目的,還在發見什麼傳說中的名城,什麼大皇帝的宮殿,什麼人頭有翼的牛和獅,什麼驚人的狩獵圖、戰事圖,什麼名王的大墓和它的财寶,什麼古代的大建築、大雕刻;至于微小的“貌不驚人”的東西,他們卻不屑去注意。

    至于近來的專門家則不同了,他們見一片碎陶器,一塊廢鐵,一個粗惡的偶像,其價值不下于偉大的王宮和王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