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清朝以前的糧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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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家殷實而有行義者”為社長。
各個社長在其他兩名經過挑選的合格人士幫助下管理糧倉。
納稅人必須根據他們各自繳納土地稅的等級，交納不同數量的糧食作為存糧。
[19] 至于對“社倉”和“義倉”作出區别，利用它們分别服務于鄉村社會和城鎮，廢除依靠征稅獲取存糧的做法，并将這些糧倉置于地方管理和官員監督之下，這些就要由清政府來完成了。
附表2-1顯示了這些糧倉由隋朝到清朝所經曆的主要變化： 附表2-1：從隋朝到清朝糧倉經曆的主要變化 *** [1]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通典》，在12/67-72中對糧倉制度作出的曆史概括，覆蓋的曆史時期從遠古到公元6世紀。
《文獻通考》（21/203-213）和《續文獻通考》（27/3033-3042），對17世紀以前的糧倉制度進行了叙述。
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的序言中，也對糧倉制度作了總的概括。
[2]《周禮·地官下·遺人》，4/86。
[3]《管子·國蓄第七十三·輕重六》。
英譯見LewisMaverick，EconomicDialoguesinAncientChina，SelectionsfromtheKuan-tzu（1954），pp.118-120。
把管子這一經濟思想付之實踐的是李悝，他幫助魏文侯（前446—前397）使魏國變得“富強”。
參見《康濟錄》，1/7b。
[4]《漢書》，卷二十四上，14a-b。
并參見《康濟錄》，2/36a；以及俞森《常平倉考》8/36a。
[5]《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5b。
常平倉是公元268年即泰始四年設置的。
[6]《隋書》，24/8a。
公元585年（開皇五年），黎陽倉設置于衛州，常平倉設置于陝州，廣通倉設置于華州。
[7]《新唐書》，51/2b。
[8]《宋史》，176/7b-17a；還請參見《元史》，96/12a。
元朝時期的常平倉設置于1269年（至元六年）。
[9]《明史》，79/6a-7b。
還請參見《康濟錄》，2/40b，引自《大明會典》。
[10]俞森《常平倉考》，9/21a-27a。
1368年明太祖即位之初，設置了4個糧倉。
1440年（正統五年），明政府開始推行鼓勵地方居民捐獻糧食的措施。
[11]《隋書》，24/8a。
還請參見《康濟錄》，2/17a；俞森，《常平倉考》，9/1a-21a；《文獻通考》，21/204。
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151指出，隋朝義倉起源于隋文帝開皇三年，稍有不确。
[12]《新唐書》，51/2b；《康濟錄》，2/17b；俞森《常平倉考》，1/3b；《文獻通考》，21/204。
根據《舊唐書》2/8b的記載，唐太宗是公元628年（貞觀二年）推行這項糧倉制度的。
[13]《宋史》，176/8a；《康濟錄》，2/18a；俞森《常平倉考》，1/5a-b。
看來，俞森所引用的陳龍正關于“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名者也”的觀點，是值得懷疑的。
[14]《康濟錄》，2/18b-19a。
有關11世紀以後的義倉制度，參見《宋史》，176/14b-17a和178/13a。
[15]《康濟錄》，2/19b；俞森《常平倉考》，卷十上，1a。
[16]《宋史》，178/13b-14a。
[17]《元史》，96/12a。
元朝糧倉制度是1269年（至元六年）開始推行的。
元朝時期的“社”，是一種鄉村組織，由50戶構成。
參見同書93/3a。
[18]俞森《社倉考》，載《荒政叢書》，卷十上。
他在21b中引元朝作者張大光的話說：“古有義倉，又有社倉。
義倉立于州縣，社倉立于鄉都。
……國朝……立義倉于鄉都。
” [19]《明史》在79/7b中指出，江西巡撫15世紀90年代建議設置常平倉和社倉；明政府1529年（嘉靖八年）下令各省巡撫設置社倉。
各個社長在其他兩名經過挑選的合格人士幫助下管理糧倉。
納稅人必須根據他們各自繳納土地稅的等級，交納不同數量的糧食作為存糧。
[19] 至于對“社倉”和“義倉”作出區别，利用它們分别服務于鄉村社會和城鎮，廢除依靠征稅獲取存糧的做法，并将這些糧倉置于地方管理和官員監督之下，這些就要由清政府來完成了。
附表2-1顯示了這些糧倉由隋朝到清朝所經曆的主要變化： 附表2-1：從隋朝到清朝糧倉經曆的主要變化 *** [1]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通典》，在12/67-72中對糧倉制度作出的曆史概括，覆蓋的曆史時期從遠古到公元6世紀。
《文獻通考》（21/203-213）和《續文獻通考》（27/3033-3042），對17世紀以前的糧倉制度進行了叙述。
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的序言中，也對糧倉制度作了總的概括。
[2]《周禮·地官下·遺人》，4/86。
[3]《管子·國蓄第七十三·輕重六》。
英譯見LewisMaverick，EconomicDialoguesinAncientChina，SelectionsfromtheKuan-tzu（1954），pp.118-120。
把管子這一經濟思想付之實踐的是李悝，他幫助魏文侯（前446—前397）使魏國變得“富強”。
參見《康濟錄》，1/7b。
[4]《漢書》，卷二十四上，14a-b。
并參見《康濟錄》，2/36a；以及俞森《常平倉考》8/36a。
[5]《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5b。
常平倉是公元268年即泰始四年設置的。
[6]《隋書》，24/8a。
公元585年（開皇五年），黎陽倉設置于衛州，常平倉設置于陝州，廣通倉設置于華州。
[7]《新唐書》，51/2b。
[8]《宋史》，176/7b-17a；還請參見《元史》，96/12a。
元朝時期的常平倉設置于1269年（至元六年）。
[9]《明史》，79/6a-7b。
還請參見《康濟錄》，2/40b，引自《大明會典》。
[10]俞森《常平倉考》，9/21a-27a。
1368年明太祖即位之初，設置了4個糧倉。
1440年（正統五年），明政府開始推行鼓勵地方居民捐獻糧食的措施。
[11]《隋書》，24/8a。
還請參見《康濟錄》，2/17a；俞森，《常平倉考》，9/1a-21a；《文獻通考》，21/204。
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151指出，隋朝義倉起源于隋文帝開皇三年，稍有不确。
[12]《新唐書》，51/2b；《康濟錄》，2/17b；俞森《常平倉考》，1/3b；《文獻通考》，21/204。
根據《舊唐書》2/8b的記載，唐太宗是公元628年（貞觀二年）推行這項糧倉制度的。
[13]《宋史》，176/8a；《康濟錄》，2/18a；俞森《常平倉考》，1/5a-b。
看來，俞森所引用的陳龍正關于“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名者也”的觀點，是值得懷疑的。
[14]《康濟錄》，2/18b-19a。
有關11世紀以後的義倉制度，參見《宋史》，176/14b-17a和178/13a。
[15]《康濟錄》，2/19b；俞森《常平倉考》，卷十上，1a。
[16]《宋史》，178/13b-14a。
[17]《元史》，96/12a。
元朝糧倉制度是1269年（至元六年）開始推行的。
元朝時期的“社”，是一種鄉村組織，由50戶構成。
參見同書93/3a。
[18]俞森《社倉考》，載《荒政叢書》，卷十上。
他在21b中引元朝作者張大光的話說：“古有義倉，又有社倉。
義倉立于州縣，社倉立于鄉都。
……國朝……立義倉于鄉都。
” [19]《明史》在79/7b中指出，江西巡撫15世紀90年代建議設置常平倉和社倉；明政府1529年（嘉靖八年）下令各省巡撫設置社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