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裡甲結構的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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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
康熙五年知縣黃玉铉設太西三圖足舊額。
三十五年增安樂七圖。
由是廣濟七鄉有三十七圖，三百七十甲。
案圖即裡也[2]。
如果《揚州府志》（1810）提供的資料可靠的話，《湖北通志》所提到的“舊”裡，可能就是明代裡甲體系的組成部分。
根據《揚州府志》的記載（引萬曆《寶應縣志》），江蘇寶應縣的稅收體系在明朝和清朝間發生的變化如下表所示[3]： 續表 圖在這裡明确取代了裡。
不過在其他地方，圖最初似乎是插入裡和甲之間的新增單位，但後來就取代了裡。
舉例來說，根據《淮安府志》（1884）[4]的記載，江蘇桃源縣的情況如附表1-4： 附表1-4：桃源縣的裡數和圖數 有時，裡和圖共存在地方的名稱中。
根據《續修廬州府志》（1885）[5]的記載，安徽蒙城縣的稅收組織體系如下： 在城鄉，分2圖：在一裡，下轄10甲；在二裡，下轄10甲。
惠安鄉，分2圖：惠一裡，下轄10甲；惠二裡，下轄10甲。
（二）不過，裡的名稱存在于一些圖和甲都不存在的地區（後者甲被村所取代了）。
在山西翼城縣和陝西同官縣，鄉分為數裡，每裡又劃分為數村，形成一個“鄉—裡—村”的模式。
[6] （三）都取代了裡，形成的“鄉—都—村”模式，是（二）模式在南方的一種變形，見于福建閩清縣和江西泰和縣。
在閩清縣，1660年由知縣設置的組織層級如下[7]： 旌良鄉：三都，村七；四都，村十；五都，村十一；七都，村九；八都，村十四；九都，村九…… 在泰和縣，據縣志記載，“坊鄉裡巷立名自宋淳熙始，初坊改為廂，鄉分為都，都後為圖，圖即裡之謂也。
”[8]在19世紀70年代，該縣的稅收組織情況部分如下： 仁善鄉：一都，村三；二都，村四；三都，村六…… （四）“鄉—都—圖”模式，存在于江蘇省一些地區。
根據《泰伯梅裡鄉志》（1897）[9]的記載，無錫縣的情況如下： 江西南昌縣的情況與此類似。
據說，該縣5鄉之名最初出現在1850年編纂的登記冊上時，共轄68都和589圖，不平均分配于各鄉之下。
[10]與前一個事例一樣，該文獻也沒有提到“都”的性質。
不過，《福州府志》（1756）對“都”的情況作了一些說明。
據修纂者說，福建長樂縣鄉村地區部分設置情況如下[11]： 明顯地，“都”與“裡”同時用于這個地區，這或許就像上面提到的南昌縣或無錫縣泰伯鄉中的情況一樣，意味着“都”在一些地方取代了“裡”。
（五）“鄉—圖—村”模式，見于廣西省一些地區。
根據《南甯府志》（1909）[12]，宣化縣鄉村地區劃分為數個鄉，每鄉劃分為1到8個圖，每圖又分為數目不同的村。
廣東和浙江兩省也有這種情況，“都”看起來就完全等同于“鄉”。
根據《香山縣志》（1873）[13]的記載，這個地區的部分編組列表如下： （六）一種奇特的變形見于福建省。
在羅源縣鄉村地區，采行的是“路—裡—鋪”模式，而不是人們較為熟悉的“鄉”“都”和“圖”的結構[14]： 至于“路”和“鋪”兩詞的含義及起源，修纂者并沒有說明。
（七）另一種關于鄉一級組織的變形情況，見之于福建晉江縣。
根據《泉州府志》（1870）的記載，[15]該縣鄉間地區在宋朝劃分為5鄉23裡。
元時重新加以編組，“變鄉與裡為四十三個都”；加上城廂的3個圩，總統135圖。
“圖”與官方所規定的“裡”一樣，各轄10甲。
明清延用不變。
這種“都—圖—甲”模式也見于同省的同安縣和南安縣。
[16] （八）廣東南海縣和花縣的三級組織模式，與上述的不同。
由于“都”為“堡”所取代，因而出現了如下的“堡—圖—甲”模式[17]： 這表面上與福建晉江縣的“都—圖—甲”組織模式相似。
但是據《南海縣志》（1910）的修纂者的說法，“或文言之曰裡，俗稱之為堡欤”。
[18]該修纂者指出，在清初，“堡”的人數平均不到1，000人，因此，它是一個比較小的組織單位。
另一方面，晉江縣的“都”則是一種“鄉”和“裡”都融入其中的組織單位；這個論點得到了《佛山忠義鄉志》（1923）修纂者的支持。
在讨論廣東佛山縣的組織體系時，該修纂者認為“堡”一詞起源于明代，并認為“裡長”就是當時堡的管理人員。
[19] （九）在湖南省一些地方，“裡”稱為“區”。
《慈利縣志》（1896）在描述該縣的裡甲制度時，這樣寫道： 明代析附郭及城中為坊廂，而畫四境以二十五都。
……初時縣都袤闊，一都析二、三裡，或五、六裡，裡又編十甲。
……故今百姓納糧，第以都相舉，亦或标區名。
[20] （十）廣西永淳縣的組織模式比較獨特，可以提出來作為三級模式名單的結尾。
根據《南甯府志》（1908）的記載，該府鄉間地區因征稅而劃分為若幹“圖”，各圖劃分為若幹“冬”，冬之下為“村”。
修纂者雖然沒有解釋“冬”這一陌生字眼的含義，[21]但另一部地方志[22]說： 縣初編戶，皆謂之冬，催糧者曰冬頭。
……康熙二十年知縣姚弼始……改冬為甲。
*** [1]《九江儒林鄉志》，5/10a-19a。
[2]《湖北通志》，33/1030。
[3]《揚州府志》，16/22b-23a。
[4]《淮安府志》（1884），20/1b。
[5]《續修廬州府志》（1885），13/46a-b。
還請參見《重修蒙城縣志書》（1915），2/7a-b。
[6]《翼城縣志》（1929），4/4a-b；《同官縣志》（1944），2/4a-b。
應該指出的是，翼城縣劃分為4鄉，每鄉都劃分為5個裡；同官縣劃分為4鄉，每鄉劃分為6個裡。
《同官縣志》的修纂者指出，這就是乾隆年間，亦就是18世紀期間存在的制度。
[7]《福州府志》，8/13a-14b。
[8]《泰和縣志》（1878），2/14a-18a。
[9]《泰伯梅裡鄉志》，1/2b-9b。
[10]《南昌縣志》（1904年修，1919年印），3/3a-5b。
[11]《福州府志》，8/15a〔編者按：應為8/15b〕。
[12]《南甯府志》（1909）〔編者按：正文原作1908〕，卷十各頁。
[13]《香山縣志》（1873），5/1a-12b。
還請參見《杭州府志》，5/33a。
Donnat所觀察到的組織設置看來是下列組織模式的變形：“鄞縣地區的這五個村莊，集中在一起，屬于‘裡—鎮—圖—裡—都’中‘圖’的一部分，亦就是按照它們自己第三種方式設置起來的鄉村組織。
”參見Paysansencommunauté（1862），p.85。
[14]《福州府志》，8/18b-20b。
[15]《泉州府志》，5/1b-9a。
[16]《泉州府志》，5/9a-b和5/18a-21a。
[17]《南海縣志》（1910），7/5b-41a；《花縣志》（1924），10/7a。
[18]《南海縣志》，26/3a。
[19]《佛山忠義鄉志》，卷十四《人物六》，32a。
[20]《慈利縣志》（1896），卷一《地理》，2b。
[21]《南甯府志》，卷十各頁。
[22]《容縣志》（1897），28/5a。
兩級模式 當兩個或更多的稅收層級相互合并，或其中一些組織從體系中消失，兩級形式就出現了。
除了一個例外，下面将要讨論的所有事例都隻有兩級。
當然，戶不算在内，因為“戶”是一種單位，而不是裡甲中的層級。
（一）浙江省提供的事例，很有啟發性。
根據《杭州府志》（1898）的記載，錢塘縣稅收組織的主要特征如下[1]： 城内有十一坊，坊轄數裡；附郭七隅，隅轄數裡；鄉村九鄉，編組如下： 續表 這就是一個兩種不同模式（“鄉—裡”和“鄉—都—裡”）并存于一個地區的事例，或許透露出簡化的變遷過程。
修纂者在一注解中補充說：“錢塘舊凡一百六十裡；每圖田地多寡不均。
”因此，該縣的裡甲體系顯然是從“鄉—都—裡—圖”的四級模式簡化到“鄉—都—裡”的三級模式，而且正向着“鄉—裡”的兩級模式轉變。
（二）另一種兩級模式，是由于“都”和“裡”兩個層級相互重疊出現的。
附表1-5就反映了嘉慶年間（1796—1820）廣西藤縣的組織情況。
[2]有趣的是，表中5鄉（孝義鄉、仁封鄉、感義鄉、義昌鄉和太平鄉）各下轄一些“都”（修纂者列出了各都的名字）和特定數量的“裡”（沒有列出裡名），各鄉的都數和裡數都一樣；至于甯風鄉，則下轄7個指名的都和7個指名的裡，兩者的數量也是一樣。
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假定，在藤縣地區，“都”和“裡”是同義的，都用來指相同的稅收組織；該縣的組織設置實際上是兩級的：“鄉—都=裡”。
《湖北通志》（1921）暗示了“裡”可能在組織演變的過程中為“都”所取代。
修纂者引用《光緒（
康熙五年知縣黃玉铉設太西三圖足舊額。
三十五年增安樂七圖。
由是廣濟七鄉有三十七圖，三百七十甲。
案圖即裡也[2]。
如果《揚州府志》（1810）提供的資料可靠的話，《湖北通志》所提到的“舊”裡，可能就是明代裡甲體系的組成部分。
根據《揚州府志》的記載（引萬曆《寶應縣志》），江蘇寶應縣的稅收體系在明朝和清朝間發生的變化如下表所示[3]： 續表 圖在這裡明确取代了裡。
不過在其他地方，圖最初似乎是插入裡和甲之間的新增單位，但後來就取代了裡。
舉例來說，根據《淮安府志》（1884）[4]的記載，江蘇桃源縣的情況如附表1-4： 附表1-4：桃源縣的裡數和圖數 有時，裡和圖共存在地方的名稱中。
根據《續修廬州府志》（1885）[5]的記載，安徽蒙城縣的稅收組織體系如下： 在城鄉，分2圖：在一裡，下轄10甲；在二裡，下轄10甲。
惠安鄉，分2圖：惠一裡，下轄10甲；惠二裡，下轄10甲。
（二）不過，裡的名稱存在于一些圖和甲都不存在的地區（後者甲被村所取代了）。
在山西翼城縣和陝西同官縣，鄉分為數裡，每裡又劃分為數村，形成一個“鄉—裡—村”的模式。
[6] （三）都取代了裡，形成的“鄉—都—村”模式，是（二）模式在南方的一種變形，見于福建閩清縣和江西泰和縣。
在閩清縣，1660年由知縣設置的組織層級如下[7]： 旌良鄉：三都，村七；四都，村十；五都，村十一；七都，村九；八都，村十四；九都，村九…… 在泰和縣，據縣志記載，“坊鄉裡巷立名自宋淳熙始，初坊改為廂，鄉分為都，都後為圖，圖即裡之謂也。
”[8]在19世紀70年代，該縣的稅收組織情況部分如下： 仁善鄉：一都，村三；二都，村四；三都，村六…… （四）“鄉—都—圖”模式，存在于江蘇省一些地區。
根據《泰伯梅裡鄉志》（1897）[9]的記載，無錫縣的情況如下： 江西南昌縣的情況與此類似。
據說，該縣5鄉之名最初出現在1850年編纂的登記冊上時，共轄68都和589圖，不平均分配于各鄉之下。
[10]與前一個事例一樣，該文獻也沒有提到“都”的性質。
不過，《福州府志》（1756）對“都”的情況作了一些說明。
據修纂者說，福建長樂縣鄉村地區部分設置情況如下[11]： 明顯地，“都”與“裡”同時用于這個地區，這或許就像上面提到的南昌縣或無錫縣泰伯鄉中的情況一樣，意味着“都”在一些地方取代了“裡”。
（五）“鄉—圖—村”模式，見于廣西省一些地區。
根據《南甯府志》（1909）[12]，宣化縣鄉村地區劃分為數個鄉，每鄉劃分為1到8個圖，每圖又分為數目不同的村。
廣東和浙江兩省也有這種情況，“都”看起來就完全等同于“鄉”。
根據《香山縣志》（1873）[13]的記載，這個地區的部分編組列表如下： （六）一種奇特的變形見于福建省。
在羅源縣鄉村地區，采行的是“路—裡—鋪”模式，而不是人們較為熟悉的“鄉”“都”和“圖”的結構[14]： 至于“路”和“鋪”兩詞的含義及起源，修纂者并沒有說明。
（七）另一種關于鄉一級組織的變形情況，見之于福建晉江縣。
根據《泉州府志》（1870）的記載，[15]該縣鄉間地區在宋朝劃分為5鄉23裡。
元時重新加以編組，“變鄉與裡為四十三個都”；加上城廂的3個圩，總統135圖。
“圖”與官方所規定的“裡”一樣，各轄10甲。
明清延用不變。
這種“都—圖—甲”模式也見于同省的同安縣和南安縣。
[16] （八）廣東南海縣和花縣的三級組織模式，與上述的不同。
由于“都”為“堡”所取代，因而出現了如下的“堡—圖—甲”模式[17]： 這表面上與福建晉江縣的“都—圖—甲”組織模式相似。
但是據《南海縣志》（1910）的修纂者的說法，“或文言之曰裡，俗稱之為堡欤”。
[18]該修纂者指出，在清初，“堡”的人數平均不到1，000人，因此，它是一個比較小的組織單位。
另一方面，晉江縣的“都”則是一種“鄉”和“裡”都融入其中的組織單位；這個論點得到了《佛山忠義鄉志》（1923）修纂者的支持。
在讨論廣東佛山縣的組織體系時，該修纂者認為“堡”一詞起源于明代，并認為“裡長”就是當時堡的管理人員。
[19] （九）在湖南省一些地方，“裡”稱為“區”。
《慈利縣志》（1896）在描述該縣的裡甲制度時，這樣寫道： 明代析附郭及城中為坊廂，而畫四境以二十五都。
……初時縣都袤闊，一都析二、三裡，或五、六裡，裡又編十甲。
……故今百姓納糧，第以都相舉，亦或标區名。
[20] （十）廣西永淳縣的組織模式比較獨特，可以提出來作為三級模式名單的結尾。
根據《南甯府志》（1908）的記載，該府鄉間地區因征稅而劃分為若幹“圖”，各圖劃分為若幹“冬”，冬之下為“村”。
修纂者雖然沒有解釋“冬”這一陌生字眼的含義，[21]但另一部地方志[22]說： 縣初編戶，皆謂之冬，催糧者曰冬頭。
……康熙二十年知縣姚弼始……改冬為甲。
*** [1]《九江儒林鄉志》，5/10a-19a。
[2]《湖北通志》，33/1030。
[3]《揚州府志》，16/22b-23a。
[4]《淮安府志》（1884），20/1b。
[5]《續修廬州府志》（1885），13/46a-b。
還請參見《重修蒙城縣志書》（1915），2/7a-b。
[6]《翼城縣志》（1929），4/4a-b；《同官縣志》（1944），2/4a-b。
應該指出的是，翼城縣劃分為4鄉，每鄉都劃分為5個裡；同官縣劃分為4鄉，每鄉劃分為6個裡。
《同官縣志》的修纂者指出，這就是乾隆年間，亦就是18世紀期間存在的制度。
[7]《福州府志》，8/13a-14b。
[8]《泰和縣志》（1878），2/14a-18a。
[9]《泰伯梅裡鄉志》，1/2b-9b。
[10]《南昌縣志》（1904年修，1919年印），3/3a-5b。
[11]《福州府志》，8/15a〔編者按：應為8/15b〕。
[12]《南甯府志》（1909）〔編者按：正文原作1908〕，卷十各頁。
[13]《香山縣志》（1873），5/1a-12b。
還請參見《杭州府志》，5/33a。
Donnat所觀察到的組織設置看來是下列組織模式的變形：“鄞縣地區的這五個村莊，集中在一起，屬于‘裡—鎮—圖—裡—都’中‘圖’的一部分，亦就是按照它們自己第三種方式設置起來的鄉村組織。
”參見Paysansencommunauté（1862），p.85。
[14]《福州府志》，8/18b-20b。
[15]《泉州府志》，5/1b-9a。
[16]《泉州府志》，5/9a-b和5/18a-21a。
[17]《南海縣志》（1910），7/5b-41a；《花縣志》（1924），10/7a。
[18]《南海縣志》，26/3a。
[19]《佛山忠義鄉志》，卷十四《人物六》，32a。
[20]《慈利縣志》（1896），卷一《地理》，2b。
[21]《南甯府志》，卷十各頁。
[22]《容縣志》（1897），28/5a。
兩級模式 當兩個或更多的稅收層級相互合并，或其中一些組織從體系中消失，兩級形式就出現了。
除了一個例外，下面将要讨論的所有事例都隻有兩級。
當然，戶不算在内，因為“戶”是一種單位，而不是裡甲中的層級。
（一）浙江省提供的事例，很有啟發性。
根據《杭州府志》（1898）的記載，錢塘縣稅收組織的主要特征如下[1]： 城内有十一坊，坊轄數裡；附郭七隅，隅轄數裡；鄉村九鄉，編組如下： 續表 這就是一個兩種不同模式（“鄉—裡”和“鄉—都—裡”）并存于一個地區的事例，或許透露出簡化的變遷過程。
修纂者在一注解中補充說：“錢塘舊凡一百六十裡；每圖田地多寡不均。
”因此，該縣的裡甲體系顯然是從“鄉—都—裡—圖”的四級模式簡化到“鄉—都—裡”的三級模式，而且正向着“鄉—裡”的兩級模式轉變。
（二）另一種兩級模式，是由于“都”和“裡”兩個層級相互重疊出現的。
附表1-5就反映了嘉慶年間（1796—1820）廣西藤縣的組織情況。
[2]有趣的是，表中5鄉（孝義鄉、仁封鄉、感義鄉、義昌鄉和太平鄉）各下轄一些“都”（修纂者列出了各都的名字）和特定數量的“裡”（沒有列出裡名），各鄉的都數和裡數都一樣；至于甯風鄉，則下轄7個指名的都和7個指名的裡，兩者的數量也是一樣。
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假定，在藤縣地區，“都”和“裡”是同義的，都用來指相同的稅收組織；該縣的組織設置實際上是兩級的：“鄉—都=裡”。
《湖北通志》（1921）暗示了“裡”可能在組織演變的過程中為“都”所取代。
修纂者引用《光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