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裡甲結構的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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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b-61b。
[2]《岐山縣鄉土志》（年代不詳），3/3b-4a。
[3]《宜川縣鄉土志》（年代不詳），7b-8b。
[4]《湖北通志》（1921），33/1020，引《武昌縣志》；33/1029，引《蕲州志》；33/1030，引嘉慶年間刊本《黃梅縣志》；33/1033、34/1039和34/1047，引《輿地志》；34/1054，引光緒年間修纂但未刊印的《歸州志》；34/1058，引《建始縣志》。
[5]《湖北通志》（1921），33/1023-1024，引《漢陽縣志》；34/1056，引《恩施縣志》。
[6]《道州志》（1878），3/23a-b。
[7]《靖州鄉土志》（1908），2/22a-b。
[8]《衡州府志》（1895），5/22b-23a。
[9]《泸州直隸州志》（1882），1/2a。
[10]《揚州府志》（1810），16/1a，引《太平寰宇記》。
〔編者按：廣陵縣鄉數應為26。
〕 [11]《蔚州志》（1877），3/25a。
該州總共有49，839戶。
[12]《睢州志》（1892），3/2a-3a。
[13]《杭州府志》（1895），5/31a。
[14]《湖北通志》，34/1055，引嘉慶《巴東縣志》〔編者按：應為“嘉慶《湖北通志》”，參見志首凡例〕。
《湖北通志》34/1056“宣恩縣”條下“嘉慶志、府志、縣志、光緒《湖北輿地記》均無鄉名，蓋縣未設鄉”。
[15]《歸州志》（1900），8/1a-3b。
[16]《湖北通志》，34/1055。
[17]《延安府志》（1802），28/3b-15a。
代式 接下來是“代式”。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遇到的形式五花八門。
略過一些看起來沒有多大影響的小差别，我們可以找出一些規則來。
替代最常出現在官方架構中“裡”這個層級，常被“都”或“圖”所取代。
偶爾，“鄉”為“渠”所取代。
在其他一些地方，通常也沒有甲，而是各種各樣法律規定之外的組織單位，如“村”“保”“鋪”和“院”，雖然我們并不能斷定它們實際上取代了“甲”。
我們的确應該承認，由于我們所看到的地方志經常沒有指出它們的精确地位，因此，即使官方單位中有一兩個被放棄，我們也難以确定它們是某個法定單位的替代物，抑或是整個體系中的增加物。
四級模式 許多事例顯示，地方對官方架構的偏離，不但表現為常規單位被各種單位取代，還表現為一些額外單位的增加。
以下四級模式就值得注意： （一）廣東南海縣的“都—堡—圖—甲”模式。
根據《佛山忠義鄉志》（1923）的記載，[1]其情況如下： 吾邑……以都統堡，其堡多少不等；以堡統圖，堡有大小，故圖之多少亦不等；以圖統甲，每圖分為十甲……以甲統戶，戶多少不等。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這種說法同《南海縣志》（1910）所述該縣通行的三級模式并不一緻。
因此，這種四級模式可能隻存在于南海縣一些特殊地區。
（二）另一種四級組織模式，出現在江蘇無錫縣。
《泰伯梅裡鄉志》（1908）記載，泰伯鄉（無錫縣的一個鄉）為了方便稅收而被劃分為3個都：第55都，統10圖；第56都，統10圖；第57都，統9圖。
每圖所轄甲數各不相同。
[2]如果把鄉作為其中一個層級，就可以得出“鄉—都—圖—甲”的組織模式。
廣東東莞縣的情況也與此類似。
[3] （三）福建惠安縣是另一個例子。
《泉州府志》（1870）記載： 宋初分三鄉，領十六裡。
……元貞元間更為……四鄉，仍十八裡，統三十二圖，圖各十甲。
……乾隆二年，因裡長侵糧，革去裡班名色，改為六十七鋪。
[4] 這段資料提到了不太常見的“鋪”的起源；“鋪”也出現在清帝國的其他地區。
（四）無錫縣還有一種四級制的變式，即“區—都—圖—甲”模式。
1881年左右，該縣的稅收組織體系為“區攝都，都攝圖，圖攝甲”。
[5]記載此種模式的志書解釋說，明朝時期實行這種模式，“目前襲之”。
不過由于該志沒有詳細說明各層級相關的單位數，因此無法确定“區”和“都”是否就是用來替代“鄉”和“裡”的。
（五）下面的四級變式出現在湖北。
根據《沔陽州志》（1894）的記載，該州鄉村組織的部分情況如下[6]： 寶城鄉（五鄉之一）4圖17裡： 這個地區實行的四級模式是“鄉—圖—裡—院”。
它有兩個新奇之處：其一，它将“圖”置于“裡”之上；其二，它所設置的“院”組織在其他地區是很難見到的。
根據州志編纂的說法，“院”的起源如下： 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裡，小者十餘裡，謂之曰院。
如是者百餘區。
[7] 因此，在那些村莊并入稅收體系的地區，“院”取代了“村”的地位。
（六）浙江一些地區實行“鄉—都—圖—裡”模式，其中又以建德縣的例子最為典型。
下列資料取自于《嚴州府志》（1883）[8]： 在白鸠鄉，圖數與裡數相同；在芝川鄉，裡數與都數相同。
府志的修纂者無疑表明這些單位處于不同層級上。
（七）《通州直隸州志》（江蘇，1875）所記載的資料，反映了泰興縣的稅收組織情況如下，是“鄉—都—裡—村”模式[9]： 據該志，每個裡轄若幹村，因此“裡”和“都”一定都是規模超過官方所規定的裡的大單位。
類似的“鄉—都—裡—村”編組盛行于通州直隸州其他地區[10]、揚州府一些地區[11]，可能還有浙江杭州府昌化縣[12]。
浙江省一些地區提供了這種四級制的變式。
奉化縣所屬剡源鄉有類似的編組，不同之處在于“裡”為“圖”所取代；而“圖”是南方常見的層級。
根據《剡源鄉志》（1901）[13]，情況如下： 該地方志中還配有一些略圖，說明剡源鄉都和圖的設置情況（遺憾的是，沒有顯示村的配置情況）。
此處引用其中一幅圖，可以讓我們對這個情況有些概念（圖見次頁）。
這些單位的形狀不規則，可能是由于地形因素，或者是因逃稅而“不公正地操作”造成的——一種把稅率較高的土地，劃分到低稅的單位中去的欺詐手法。
我們将會對這種手法作更詳細的解釋。
（八）最後一個四級組織模式事例是“鄉—裡—都—圖”，有趣的是，它是連續幾個朝代加入新的層級而創造出來的。
根據《福州府志》（1756）的記載，福建古田縣的稅收組織在宋代為4鄉13裡；元代将“裡”再分為48個都；明代又增加59個圖。
[14]每個“圖”都包括一些村，不過這些村是自然出現的，而不是為了征稅而設置的行政單位。
（九）此處我們可以指出一個五級稅收組織的罕見事例。
根據《廈門志》（1838）[15]的記載，同安縣鄉間在宋朝早期被劃分為4鄉27裡；元代重新安排為44個都；明朝減少到37個都，共轄53個圖。
1775年，裡組織經過一次洗牌；随後不知在哪個時候，設置了45個保，置于“圖”之下。
該志修纂者的記述并不完全清楚。
他所記述的體系大概包含5個層級：鄉、裡、都、圖和保。
“都”與“圖”編組 *** [1]《佛山忠義鄉志》（1924），4/2a-3a。
[2]《泰伯梅裡鄉志》（1897），1/4a-6b。
[3]《東莞縣志》（1911），卷三，各頁。
[4]《泉州府志》（1870），5/13a-b。
〔譯者按：“領十六裡”誤為“六裡”，“乾隆二年”誤為“十三年”，今據府志徑改。
〕 [5]《無錫金匮縣志》（1881），11/3a。
[6]《沔陽州志》（1894），卷四，《食貨》，15a-34a。
[7]《沔陽州志》，卷三《建置》，“堤防”，11a。
[8]《嚴州府志》（1883），4/1a-3a。
[9]《通州直隸州志》（1875），1/33b-34b。
[10]參見《通州直隸州志》在1/32a和1/34b-35a中關于通州直隸州和如臯縣的組織設置情況記載。
[11]《揚州府志》（1810），16/21a。
[12]《杭州府志》，5/33a-b。
[13]《剡源鄉志》（1916），1/2b-4b。
[14]《福州府志》（1756），8/9b-12a。
[15]《廈門志》（1839），2/20a-22a。
三級模式 （一）首先要指出的就是“鄉—圖—甲”模式；其中圖取代了裡。
廣東南海縣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
下表是南海縣最富庶的儒林鄉1880年左右的情況，每甲的戶數極不相同[1]： 附表1-3：儒林鄉每圖的戶數 該地方志的修纂者沒有說明“圖”的性質，不過，由于5個圖恰好都下轄10個甲，因此可以推斷“甲”一定是當地用來取代官方所規定的“裡”的組織單位。
這一推斷得到《湖北通志》（1921）的證實。
嘉慶《廣濟縣志》的修纂者寫道： 舊額三十裡，後廢靈東
[2]《岐山縣鄉土志》（年代不詳），3/3b-4a。
[3]《宜川縣鄉土志》（年代不詳），7b-8b。
[4]《湖北通志》（1921），33/1020，引《武昌縣志》；33/1029，引《蕲州志》；33/1030，引嘉慶年間刊本《黃梅縣志》；33/1033、34/1039和34/1047，引《輿地志》；34/1054，引光緒年間修纂但未刊印的《歸州志》；34/1058，引《建始縣志》。
[5]《湖北通志》（1921），33/1023-1024，引《漢陽縣志》；34/1056，引《恩施縣志》。
[6]《道州志》（1878），3/23a-b。
[7]《靖州鄉土志》（1908），2/22a-b。
[8]《衡州府志》（1895），5/22b-23a。
[9]《泸州直隸州志》（1882），1/2a。
[10]《揚州府志》（1810），16/1a，引《太平寰宇記》。
〔編者按：廣陵縣鄉數應為26。
〕 [11]《蔚州志》（1877），3/25a。
該州總共有49，839戶。
[12]《睢州志》（1892），3/2a-3a。
[13]《杭州府志》（1895），5/31a。
[14]《湖北通志》，34/1055，引嘉慶《巴東縣志》〔編者按：應為“嘉慶《湖北通志》”，參見志首凡例〕。
《湖北通志》34/1056“宣恩縣”條下“嘉慶志、府志、縣志、光緒《湖北輿地記》均無鄉名，蓋縣未設鄉”。
[15]《歸州志》（1900），8/1a-3b。
[16]《湖北通志》，34/1055。
[17]《延安府志》（1802），28/3b-15a。
代式 接下來是“代式”。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遇到的形式五花八門。
略過一些看起來沒有多大影響的小差别，我們可以找出一些規則來。
替代最常出現在官方架構中“裡”這個層級，常被“都”或“圖”所取代。
偶爾，“鄉”為“渠”所取代。
在其他一些地方，通常也沒有甲，而是各種各樣法律規定之外的組織單位，如“村”“保”“鋪”和“院”，雖然我們并不能斷定它們實際上取代了“甲”。
我們的确應該承認，由于我們所看到的地方志經常沒有指出它們的精确地位，因此，即使官方單位中有一兩個被放棄，我們也難以确定它們是某個法定單位的替代物，抑或是整個體系中的增加物。
四級模式 許多事例顯示，地方對官方架構的偏離，不但表現為常規單位被各種單位取代，還表現為一些額外單位的增加。
以下四級模式就值得注意： （一）廣東南海縣的“都—堡—圖—甲”模式。
根據《佛山忠義鄉志》（1923）的記載，[1]其情況如下： 吾邑……以都統堡，其堡多少不等；以堡統圖，堡有大小，故圖之多少亦不等；以圖統甲，每圖分為十甲……以甲統戶，戶多少不等。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這種說法同《南海縣志》（1910）所述該縣通行的三級模式并不一緻。
因此，這種四級模式可能隻存在于南海縣一些特殊地區。
（二）另一種四級組織模式，出現在江蘇無錫縣。
《泰伯梅裡鄉志》（1908）記載，泰伯鄉（無錫縣的一個鄉）為了方便稅收而被劃分為3個都：第55都，統10圖；第56都，統10圖；第57都，統9圖。
每圖所轄甲數各不相同。
[2]如果把鄉作為其中一個層級，就可以得出“鄉—都—圖—甲”的組織模式。
廣東東莞縣的情況也與此類似。
[3] （三）福建惠安縣是另一個例子。
《泉州府志》（1870）記載： 宋初分三鄉，領十六裡。
……元貞元間更為……四鄉，仍十八裡，統三十二圖，圖各十甲。
……乾隆二年，因裡長侵糧，革去裡班名色，改為六十七鋪。
[4] 這段資料提到了不太常見的“鋪”的起源；“鋪”也出現在清帝國的其他地區。
（四）無錫縣還有一種四級制的變式，即“區—都—圖—甲”模式。
1881年左右，該縣的稅收組織體系為“區攝都，都攝圖，圖攝甲”。
[5]記載此種模式的志書解釋說，明朝時期實行這種模式，“目前襲之”。
不過由于該志沒有詳細說明各層級相關的單位數，因此無法确定“區”和“都”是否就是用來替代“鄉”和“裡”的。
（五）下面的四級變式出現在湖北。
根據《沔陽州志》（1894）的記載，該州鄉村組織的部分情況如下[6]： 寶城鄉（五鄉之一）4圖17裡： 這個地區實行的四級模式是“鄉—圖—裡—院”。
它有兩個新奇之處：其一，它将“圖”置于“裡”之上；其二，它所設置的“院”組織在其他地區是很難見到的。
根據州志編纂的說法，“院”的起源如下： 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裡，小者十餘裡，謂之曰院。
如是者百餘區。
[7] 因此，在那些村莊并入稅收體系的地區，“院”取代了“村”的地位。
（六）浙江一些地區實行“鄉—都—圖—裡”模式，其中又以建德縣的例子最為典型。
下列資料取自于《嚴州府志》（1883）[8]： 在白鸠鄉，圖數與裡數相同；在芝川鄉，裡數與都數相同。
府志的修纂者無疑表明這些單位處于不同層級上。
（七）《通州直隸州志》（江蘇，1875）所記載的資料，反映了泰興縣的稅收組織情況如下，是“鄉—都—裡—村”模式[9]： 據該志，每個裡轄若幹村，因此“裡”和“都”一定都是規模超過官方所規定的裡的大單位。
類似的“鄉—都—裡—村”編組盛行于通州直隸州其他地區[10]、揚州府一些地區[11]，可能還有浙江杭州府昌化縣[12]。
浙江省一些地區提供了這種四級制的變式。
奉化縣所屬剡源鄉有類似的編組，不同之處在于“裡”為“圖”所取代；而“圖”是南方常見的層級。
根據《剡源鄉志》（1901）[13]，情況如下： 該地方志中還配有一些略圖，說明剡源鄉都和圖的設置情況（遺憾的是，沒有顯示村的配置情況）。
此處引用其中一幅圖，可以讓我們對這個情況有些概念（圖見次頁）。
這些單位的形狀不規則，可能是由于地形因素，或者是因逃稅而“不公正地操作”造成的——一種把稅率較高的土地，劃分到低稅的單位中去的欺詐手法。
我們将會對這種手法作更詳細的解釋。
（八）最後一個四級組織模式事例是“鄉—裡—都—圖”，有趣的是，它是連續幾個朝代加入新的層級而創造出來的。
根據《福州府志》（1756）的記載，福建古田縣的稅收組織在宋代為4鄉13裡；元代将“裡”再分為48個都；明代又增加59個圖。
[14]每個“圖”都包括一些村，不過這些村是自然出現的，而不是為了征稅而設置的行政單位。
（九）此處我們可以指出一個五級稅收組織的罕見事例。
根據《廈門志》（1838）[15]的記載，同安縣鄉間在宋朝早期被劃分為4鄉27裡；元代重新安排為44個都；明朝減少到37個都，共轄53個圖。
1775年，裡組織經過一次洗牌；随後不知在哪個時候，設置了45個保，置于“圖”之下。
該志修纂者的記述并不完全清楚。
他所記述的體系大概包含5個層級：鄉、裡、都、圖和保。
“都”與“圖”編組 *** [1]《佛山忠義鄉志》（1924），4/2a-3a。
[2]《泰伯梅裡鄉志》（1897），1/4a-6b。
[3]《東莞縣志》（1911），卷三，各頁。
[4]《泉州府志》（1870），5/13a-b。
〔譯者按：“領十六裡”誤為“六裡”，“乾隆二年”誤為“十三年”，今據府志徑改。
〕 [5]《無錫金匮縣志》（1881），11/3a。
[6]《沔陽州志》（1894），卷四，《食貨》，15a-34a。
[7]《沔陽州志》，卷三《建置》，“堤防”，11a。
[8]《嚴州府志》（1883），4/1a-3a。
[9]《通州直隸州志》（1875），1/33b-34b。
[10]參見《通州直隸州志》在1/32a和1/34b-35a中關于通州直隸州和如臯縣的組織設置情況記載。
[11]《揚州府志》（1810），16/21a。
[12]《杭州府志》，5/33a-b。
[13]《剡源鄉志》（1916），1/2b-4b。
[14]《福州府志》（1756），8/9b-12a。
[15]《廈門志》（1839），2/20a-22a。
三級模式 （一）首先要指出的就是“鄉—圖—甲”模式；其中圖取代了裡。
廣東南海縣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
下表是南海縣最富庶的儒林鄉1880年左右的情況，每甲的戶數極不相同[1]： 附表1-3：儒林鄉每圖的戶數 該地方志的修纂者沒有說明“圖”的性質，不過，由于5個圖恰好都下轄10個甲，因此可以推斷“甲”一定是當地用來取代官方所規定的“裡”的組織單位。
這一推斷得到《湖北通志》（1921）的證實。
嘉慶《廣濟縣志》的修纂者寫道： 舊額三十裡，後廢靈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