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裡甲結構的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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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清帝國各地裡甲體系令人頭昏的所有變式，是不可能的。
不過，如果對其中一些較重要或有意義的變式進行勾畫，則非常有益；因為，這樣的描述不但能讓我們對實際存在的裡甲體系有一個清楚的概念，同時也能對帝國行政特點本身做一些說明。
我在附表1-1中對不同形式的裡甲組織（包括主要的變式和常規形式）進行了分類和描繪。
為了便于對比，将變式的層級置于相應的常規層級下方。
而對于那些精确的對應關系難以确定的事例，則将其變式放在看起來比較合理的地方。
我們的讨論就從裡甲的常規形式開始。
《朝邑縣鄉土志》和《城固縣鄉土志》（均屬陝西省）詳細記載了兩縣的稅收組織。
前者提到在朝邑縣，“大約……十甲為裡。
光緒十六年（1890年）……共編三十三裡”。
[1]後者強調：“裡有十甲……花戶多少不等。
”[2]這些情況同官方所規定的常規形式非常接近。
根據《賀縣志》（廣西，1890）的記載，該縣有18個裡，每裡分為10甲。
[3]江蘇興化縣的情況幾乎與此相同。
[4]不過遺憾的是，這些地方志都沒告訴我們一甲等于多少戶。
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在遵照官方規定的組織框架進行編組的地區，各甲的戶數也不是一緻的。
附表1-1：裡甲層級及其變式 《興國州志》（湖北，1889）印證了這個推斷。
據修纂者所說，該州2個坊和38個裡依法分為10甲。
但是，各甲戶數，不但在這些基層組織裡互有不同，而且遠遠超過官方所定的數額，每甲平均有383戶。
[5] 在其他事例中，各裡的甲數也不一緻。
比如在直隸涿州，40個裡中，每裡有10甲的隻有13個。
[6]四川綿竹縣的安排與官方的定制不同，每裡5甲而不是10甲，故而整個鄉村4個裡共20甲。
[7] 在我們所考察的變式中，一些地區偏離常規組織形式，是在“裡—甲—戶”模式之外增加一兩個層級，另一些是減少一個或多個層級，還有一些用其他名稱替代官方規定的名稱。
對這些變式，筆者分别稱為：增式、減式和代式。
*** [1]《朝邑縣鄉土志》（年代不詳），36b。
[2]《城固縣鄉土志》（年代不詳），18b。
[3]《賀縣志》（1934），2/16b，引1890年舊志。
[4]《興化縣志》（1852），2/6b-8b。
[5]《興國州志》（1889），2/6b和5/2a-7a。
[6]《涿縣志》（1936），四之四，16b-17a，關于曆史上裡甲組織的評論。
[7]《綿竹縣鄉土志》（1908），“曆史丙”，15b。
增式 在一些事例中，鄉和村，就像“保—甲”一樣，顯然為了方便而并入稅收體系；比如在雲南、貴州和山東，村常常插入甲和戶之間，這樣甲所包括的戶數，比官方規定的要多。
《仁懷廳志》（貴州，1895）記載，該廳地區總共有3個裡，其中1個轄5甲，另外2個各轄4甲；每甲下轄數目不等的村落。
[1]《鎮雄州志》（雲南，1887）列出了該州的10個裡，并載明每裡有多少甲、村、戶。
除了1個裡外，其他各裡各有5甲；下轄村子則從十數個到30個不等，甚至更多。
[2]同省的另一州19世紀的情況與此類似，10個裡所轄的甲數和村數稍微多些。
[3]山東莘縣的情況與上述事例不同，裡之上設有鄉，而每甲的村數平均不到4個。
[4]把鄉與村引入裡甲組織中，或許是為了方便。
由于這一理由，17世紀雲南昆陽州的一位地方官就把村整合到裡甲體系中來了。
據說，“裡甲歸村，民便輸納”。
[5] 在其他事例中，鄉和村以外的其他層級也引入裡甲體系之中。
根據《泉州府志》（福建，1870）的記載，安溪縣為了方便征稅而劃分為18個裡（分屬3組），每裡6圖，每圖10甲。
[6]“圖”并不是官方規定的層級。
還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不合常規的做法不僅是增加一個新的層級這麼簡單。
由于每圖轄10甲，所以“圖”實際上取代了官方所規定的“裡”。
另外，安溪縣18個裡各劃分為6圖，這種“裡”（轄60甲）比官方規定的“裡”（轄10甲）要大得多。
最後，由于該縣18個裡組成6個“組”〔編者按：應為3個組〕，因而在各個裡之上實際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層級，一個或多或少和其他地區的“鄉”類似的層級；在那些地區，鄉被納入裡甲體系中。
“圖”作為稅收組織單位，其起源如何呢？下面是《泉州府志》的修纂者對惠安縣的情況介紹： 宋初分三鄉，領十六裡。
慶曆間改為十八裡。
……元貞元年間更為……四鄉，仍十八裡，統三十二圖，圖各十甲。
國朝順治年間……圖甲稍減原額。
康熙十九年乃複舊。
[7] 由此看來，“圖”顯然是元朝遺留下來的。
由于某種原因，當地居民保留了它，而政府也未加以幹涉。
*** [1]《仁懷廳志》（1895），1/20a-21a。
[2]《鎮雄州志》（1887），1/41a-51b。
[3]《尋甸州志》（1828），1/6b-7a。
[4]《莘縣志》（1887），1/14a-27b。
[5]《昆陽州志》（1839），6/12a-b。
[6]《泉州府志》（1870），5/15b-16a。
[7]《泉州府志》（1870），5/13a-b。
吳榮光（1773—1843），《吾學錄》初編，2/1a-b，以為“圖”的含義有多種，各不相同。
他引用《大清會典》：“直省各府州縣編賦役冊，以一百一十戶為裡……每裡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
” 減式 筆者手中有更多關于減式的事例。
根據《華州鄉土志》《岐山縣鄉土志》和《宜川縣鄉土志》等的記載，這些州縣（均屬陝西）的稅收體系都沒有甲這個層級。
華州共有41個裡，平均分配在鄉村地區的4個鄉之中。
[1]岐山縣也有4鄉29裡，但每鄉的裡數分配不均勻。
裡并沒有劃分為甲，而是各“統”一些村，29個裡共“統”610個村。
每裡的村數，少則6個，多的達46個。
[2]宜川縣與華州和岐山不同的是，它的甲并沒有完全消失。
《宜川縣鄉土志》記載說，該縣舊分4鄉24個裡；康熙年間，并為4裡；到修志時，複分為17裡，其中4個“地狹戶少，不分甲”。
[3]這表明，其餘13個裡保留了甲。
類似的情況普遍出現在其他地區，特别是湖北、湖南和浙江。
在湖北省，許多州縣都沒有甲組織；在其中一些地區，隻保留了鄉和裡（比如武昌縣、蕲州、黃梅縣、随州、襄陽縣、歸州、保康縣和建始縣）；[4]在另外一些州縣（比如漢陽縣和恩施縣），[5]村作為稅收單位。
在湖南省的道州和靖州，也可以看到裡甲體系被簡化的情況。
在道州，共有8個鄉，每鄉劃分為若幹裡。
[6]在靖州，有1個坊和7個鄉，共19裡；每坊或鄉的裡數不一。
[7]“坊”在官方術語中本來是城區劃分單位，相當于鄉村中的“裡”；但在靖州，則被當做“裡”的上一層級，其地位相當于“鄉”。
同樣的簡化版也見于19世紀的浙江仁和縣。
[8] 如果省略“甲”，同時将“裡”并入“鄉”；或反過來将“鄉”合并到“裡”中，裡甲就進一步簡化為一級組織。
關于前者情況的事例，見之于四川一些地區。
附表1-2根據《泸州直隸州志》（1882）制成，可以清楚地顯示這種變異[9]： 附表1-2：四川的裡甲編組 江蘇一些州縣的情況同泸州等地的完全相同。
1810年版《揚州府志》提供了下列資料[10]： 鄉并入裡的事例，直隸、河南、浙江和湖北都有。
《蔚州志》（直隸，1877）就強調說，該地區的人戶被編入15個裡中；各裡名稱到該志修纂時尚有案可查。
[11]《睢州志》（河南，1892）記載說，該地稅收是以裡為單位征收的；原本40個裡，不知何時增加到72個。
[12]《杭州府志》（浙江，1898）透露，杭州府所屬某些縣（如於潛縣）以“裡”作為唯一的稅收單位。
該地方志繼續解釋說： 元隻二十四裡……明成化〔1465—1487〕後，盡革裁諸裡名，但以每一鄉編為一裡，得裡十一。
……國朝因之。
[13] 湖北省一些地區，鄉也被裡取代。
《湖北通志》（1921）指出，巴東縣将本地人戶編為8個裡，并說： 案嘉慶〔18世紀初〕志……光緒《湖北輿地記》均不言鄉。
案宋時原有鄉名，不知何時沒去。
[14] 《歸州志》（1900）提供了一條關于鄉失蹤的線索。
該地方志記載說，歸州最初在宋朝時期劃分為10鄉，随後劃分為17鄉；到明朝時，為裡所取代。
[15]以此可以推斷，在“裡”作為唯一稅收單位的其他地區，也經曆過同樣的過程。
不過，這種變式并不普遍。
在一些地區，這種變化隻進行了一半，因而出現了“鄉”“裡”并存的局面；湖北長陽縣的情況就是如此。
該縣在清朝時期有3鄉，戶口被編為3個裡；“即以鄉名為裡名”。
[16] 還有幾個奇特的事例表明整個稅收組織體系被簡化到甲的層級。
根據《延安府志》（1802），[17]陝西省一些縣區演變情況為： *** [1]《華州鄉土志》（年代不詳），
不過，如果對其中一些較重要或有意義的變式進行勾畫，則非常有益；因為，這樣的描述不但能讓我們對實際存在的裡甲體系有一個清楚的概念，同時也能對帝國行政特點本身做一些說明。
我在附表1-1中對不同形式的裡甲組織（包括主要的變式和常規形式）進行了分類和描繪。
為了便于對比，将變式的層級置于相應的常規層級下方。
而對于那些精确的對應關系難以确定的事例，則将其變式放在看起來比較合理的地方。
我們的讨論就從裡甲的常規形式開始。
《朝邑縣鄉土志》和《城固縣鄉土志》（均屬陝西省）詳細記載了兩縣的稅收組織。
前者提到在朝邑縣，“大約……十甲為裡。
光緒十六年（1890年）……共編三十三裡”。
[1]後者強調：“裡有十甲……花戶多少不等。
”[2]這些情況同官方所規定的常規形式非常接近。
根據《賀縣志》（廣西，1890）的記載，該縣有18個裡，每裡分為10甲。
[3]江蘇興化縣的情況幾乎與此相同。
[4]不過遺憾的是，這些地方志都沒告訴我們一甲等于多少戶。
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在遵照官方規定的組織框架進行編組的地區，各甲的戶數也不是一緻的。
附表1-1：裡甲層級及其變式 《興國州志》（湖北，1889）印證了這個推斷。
據修纂者所說，該州2個坊和38個裡依法分為10甲。
但是，各甲戶數，不但在這些基層組織裡互有不同，而且遠遠超過官方所定的數額，每甲平均有383戶。
[5] 在其他事例中，各裡的甲數也不一緻。
比如在直隸涿州，40個裡中，每裡有10甲的隻有13個。
[6]四川綿竹縣的安排與官方的定制不同，每裡5甲而不是10甲，故而整個鄉村4個裡共20甲。
[7] 在我們所考察的變式中，一些地區偏離常規組織形式，是在“裡—甲—戶”模式之外增加一兩個層級，另一些是減少一個或多個層級，還有一些用其他名稱替代官方規定的名稱。
對這些變式，筆者分别稱為：增式、減式和代式。
*** [1]《朝邑縣鄉土志》（年代不詳），36b。
[2]《城固縣鄉土志》（年代不詳），18b。
[3]《賀縣志》（1934），2/16b，引1890年舊志。
[4]《興化縣志》（1852），2/6b-8b。
[5]《興國州志》（1889），2/6b和5/2a-7a。
[6]《涿縣志》（1936），四之四，16b-17a，關于曆史上裡甲組織的評論。
[7]《綿竹縣鄉土志》（1908），“曆史丙”，15b。
增式 在一些事例中，鄉和村，就像“保—甲”一樣，顯然為了方便而并入稅收體系；比如在雲南、貴州和山東，村常常插入甲和戶之間，這樣甲所包括的戶數，比官方規定的要多。
《仁懷廳志》（貴州，1895）記載，該廳地區總共有3個裡，其中1個轄5甲，另外2個各轄4甲；每甲下轄數目不等的村落。
[1]《鎮雄州志》（雲南，1887）列出了該州的10個裡，并載明每裡有多少甲、村、戶。
除了1個裡外，其他各裡各有5甲；下轄村子則從十數個到30個不等，甚至更多。
[2]同省的另一州19世紀的情況與此類似，10個裡所轄的甲數和村數稍微多些。
[3]山東莘縣的情況與上述事例不同，裡之上設有鄉，而每甲的村數平均不到4個。
[4]把鄉與村引入裡甲組織中，或許是為了方便。
由于這一理由，17世紀雲南昆陽州的一位地方官就把村整合到裡甲體系中來了。
據說，“裡甲歸村，民便輸納”。
[5] 在其他事例中，鄉和村以外的其他層級也引入裡甲體系之中。
根據《泉州府志》（福建，1870）的記載，安溪縣為了方便征稅而劃分為18個裡（分屬3組），每裡6圖，每圖10甲。
[6]“圖”并不是官方規定的層級。
還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不合常規的做法不僅是增加一個新的層級這麼簡單。
由于每圖轄10甲，所以“圖”實際上取代了官方所規定的“裡”。
另外，安溪縣18個裡各劃分為6圖，這種“裡”（轄60甲）比官方規定的“裡”（轄10甲）要大得多。
最後，由于該縣18個裡組成6個“組”〔編者按：應為3個組〕，因而在各個裡之上實際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層級，一個或多或少和其他地區的“鄉”類似的層級；在那些地區，鄉被納入裡甲體系中。
“圖”作為稅收組織單位，其起源如何呢？下面是《泉州府志》的修纂者對惠安縣的情況介紹： 宋初分三鄉，領十六裡。
慶曆間改為十八裡。
……元貞元年間更為……四鄉，仍十八裡，統三十二圖，圖各十甲。
國朝順治年間……圖甲稍減原額。
康熙十九年乃複舊。
[7] 由此看來，“圖”顯然是元朝遺留下來的。
由于某種原因，當地居民保留了它，而政府也未加以幹涉。
*** [1]《仁懷廳志》（1895），1/20a-21a。
[2]《鎮雄州志》（1887），1/41a-51b。
[3]《尋甸州志》（1828），1/6b-7a。
[4]《莘縣志》（1887），1/14a-27b。
[5]《昆陽州志》（1839），6/12a-b。
[6]《泉州府志》（1870），5/15b-16a。
[7]《泉州府志》（1870），5/13a-b。
吳榮光（1773—1843），《吾學錄》初編，2/1a-b，以為“圖”的含義有多種，各不相同。
他引用《大清會典》：“直省各府州縣編賦役冊，以一百一十戶為裡……每裡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
” 減式 筆者手中有更多關于減式的事例。
根據《華州鄉土志》《岐山縣鄉土志》和《宜川縣鄉土志》等的記載，這些州縣（均屬陝西）的稅收體系都沒有甲這個層級。
華州共有41個裡，平均分配在鄉村地區的4個鄉之中。
[1]岐山縣也有4鄉29裡，但每鄉的裡數分配不均勻。
裡并沒有劃分為甲，而是各“統”一些村，29個裡共“統”610個村。
每裡的村數，少則6個，多的達46個。
[2]宜川縣與華州和岐山不同的是，它的甲并沒有完全消失。
《宜川縣鄉土志》記載說，該縣舊分4鄉24個裡；康熙年間，并為4裡；到修志時，複分為17裡，其中4個“地狹戶少，不分甲”。
[3]這表明，其餘13個裡保留了甲。
類似的情況普遍出現在其他地區，特别是湖北、湖南和浙江。
在湖北省，許多州縣都沒有甲組織；在其中一些地區，隻保留了鄉和裡（比如武昌縣、蕲州、黃梅縣、随州、襄陽縣、歸州、保康縣和建始縣）；[4]在另外一些州縣（比如漢陽縣和恩施縣），[5]村作為稅收單位。
在湖南省的道州和靖州，也可以看到裡甲體系被簡化的情況。
在道州，共有8個鄉，每鄉劃分為若幹裡。
[6]在靖州，有1個坊和7個鄉，共19裡；每坊或鄉的裡數不一。
[7]“坊”在官方術語中本來是城區劃分單位，相當于鄉村中的“裡”；但在靖州，則被當做“裡”的上一層級，其地位相當于“鄉”。
同樣的簡化版也見于19世紀的浙江仁和縣。
[8] 如果省略“甲”，同時将“裡”并入“鄉”；或反過來将“鄉”合并到“裡”中，裡甲就進一步簡化為一級組織。
關于前者情況的事例，見之于四川一些地區。
附表1-2根據《泸州直隸州志》（1882）制成，可以清楚地顯示這種變異[9]： 附表1-2：四川的裡甲編組 江蘇一些州縣的情況同泸州等地的完全相同。
1810年版《揚州府志》提供了下列資料[10]： 鄉并入裡的事例，直隸、河南、浙江和湖北都有。
《蔚州志》（直隸，1877）就強調說，該地區的人戶被編入15個裡中；各裡名稱到該志修纂時尚有案可查。
[11]《睢州志》（河南，1892）記載說，該地稅收是以裡為單位征收的；原本40個裡，不知何時增加到72個。
[12]《杭州府志》（浙江，1898）透露，杭州府所屬某些縣（如於潛縣）以“裡”作為唯一的稅收單位。
該地方志繼續解釋說： 元隻二十四裡……明成化〔1465—1487〕後，盡革裁諸裡名，但以每一鄉編為一裡，得裡十一。
……國朝因之。
[13] 湖北省一些地區，鄉也被裡取代。
《湖北通志》（1921）指出，巴東縣将本地人戶編為8個裡，并說： 案嘉慶〔18世紀初〕志……光緒《湖北輿地記》均不言鄉。
案宋時原有鄉名，不知何時沒去。
[14] 《歸州志》（1900）提供了一條關于鄉失蹤的線索。
該地方志記載說，歸州最初在宋朝時期劃分為10鄉，随後劃分為17鄉；到明朝時，為裡所取代。
[15]以此可以推斷，在“裡”作為唯一稅收單位的其他地區，也經曆過同樣的過程。
不過，這種變式并不普遍。
在一些地區，這種變化隻進行了一半，因而出現了“鄉”“裡”并存的局面；湖北長陽縣的情況就是如此。
該縣在清朝時期有3鄉，戶口被編為3個裡；“即以鄉名為裡名”。
[16] 還有幾個奇特的事例表明整個稅收組織體系被簡化到甲的層級。
根據《延安府志》（1802），[17]陝西省一些縣區演變情況為： *** [1]《華州鄉土志》（年代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