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總結與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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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證實。
正是由于這一事實，許多西方評論家才認為中國的共産主義者是‘農業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産主義者’。
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中國共産主義運動雖然是依靠農民的運動，但不是農民運動。
中國共産黨人生活在農民群衆之中，依靠他們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标，依靠他們生活。
” [16]DavidMitrany，MarxAgainstthePeasant，p.205. [17]Schwartz，ChineseCommunism，p.65；該書此處還引用了陳獨秀的評論。
[18]G.WilliamSkinner，“AftermathofCommunistLiberationinChengtuPlain，”PacificAffairs，XXIV，p.67，引1950年8月6日廣州的《南方日報》。
下列一段是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1950年7月下旬在重慶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講話：“近半年來，雖然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鎮壓土匪的任務，但是，土匪背後的封建勢力根深蒂固，我們還不能低估問題的嚴重性。
” [19]G.WilliamSkinner，“AftermathofCommunistLiberationinChengtuPlain，”PacificAffairs，XXIV，pp.68-69，就1950年10月四川西部的情形評論說：“現在的農民比起剛剛解放時來說，對中國共産黨人感到滿意。
……逐漸消滅大地主勢力，是農民所能認識到的正确政策。
……共産黨人進軍四川時雖然并沒有得到農民階層的普遍支持，但是他們的改革政策如同在華北一樣最終取得了農民的支持。
”很明顯，Skinner并沒有把集體化對農民可能産生的影響考慮進去；他在論述四川西部情況時，該地還沒有開展集體化運動。
有關土地分配政策執行到1951年春的情況概括，參見ChaoKuo-chün（趙國軍），“CurrentAgrarianReformPoliciesinCommunistChina，”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p.277（1951），pp.113-123。
有關中國共産黨人對鄉村社會統治情況的簡略叙述，參見G.WilliamSkinner，“PeasantOrganizationinRuralChina，”Annals，CCLXXII，pp.89-100。
[20]PeterS.H.Tang（唐盛鎬），CommunistChinaToday，p.267. [21]MaoTse-tung（毛澤東），SelectedWorks（London：Lawrence&Wishart，1956），IV，p.291. [22]有關最方便的概括，參見Tang，CommunistChinaToday，pp.264-291，還請參見RichardL.Walker，ChinaUnderCommunism，pp.134-153。
[23]Tang，CommunistChinaToday，pp.11-12.DouglasS.Paauw在對DavidMitrany’sMarxAgainstthePeasant（FarEasternQuarterly，XII，pp.49-50）所作的評論中，用如下語言描述了這種“聯盟”：“在農村革命開展的第一階段，共産黨人必須取得農民階級的支持，以摧毀農村中封建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
……這樣，農民階級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共産主義革命行程中的不自然的合作者；他們要想免除地主階級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隻能把自己束縛在新的統治之下。
在現代共産主義農村革命開展的第二階段，共産主義者同農民的聯盟瓦解了；農民自身變成了革命的對象。
” [24]毛澤東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見SelectedWorks，IV，pp.291and294-295。
[25]參見前頁注22。
[26]Tang，CommunistChinaToday，p.291。
從農民階層中發展共産黨員，或許會使人們發現共産黨很難稱為“共産黨”。
S.B.Thomas，GovernmentandAdministrationinCommunistChina（reviseded.，1955），p.73，引用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報》所載薄一波（富有經驗的領導人之一，曾任人民政府财政部長）的一段話：“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和幹部中間進行系統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育，使他們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原則，是一件困難事情。
……農民經濟是個體的分散的……而農民出身的黨員和幹部也大體反映了農民群衆這種特征。
” [27]Fyodor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TheBrothersKaramazov（《卡拉馬佐夫兄弟》），Garnetttrans.，ModernLibraryed，pp.299-308，宗教大法官說：“在他們還有自由的時候，任何的科學也不會給予他們面包，結果是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的自由送到我們的腳下，對我們說：‘你們盡管奴役我們吧，隻要給我們食物吃。
’他們終于自己會明白，自由和充分飽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
……唉，這事業到現在為止還隻是剛開始，但畢竟已經開始了。
完成它還需要等很長的時間，大地還要受許多苦，但是我們一定會達到目的，成為恺撒，到那時我們就會去考慮全世界人類的幸福。
……是的，我們要強迫他們工作，但是在勞動之餘的空閑時間，我們要把他們的生活安排得就象小孩子遊戲一樣，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爛漫的舞蹈。
……我們将對他們說，一切的罪行隻要經過我們的允許，都可以贖清。
……他們不會有一點秘密瞞着我們。
我們可以允許或禁止他們同妻子和情婦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們聽話不聽話，——而他們會高高興興地服從我們。
壓在他們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惱的秘密，一切一切，他們都将交給我們，由我們加以解決。
”〔編者按：譯文參考耿濟之譯《卡拉馬佐夫兄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有關中國共産黨思想控制的方法和制度，參見Tang，CommunistChinaToday，chapter9，andWalker，ChinaUnderCommunism，chapter8。
[28]例見Tang，CommunistChinaToday，chapter6，andWalker，ChinaUnderCommunism，chapter5。
[29]參見A.DoakBarnett，“Mass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ReportonChina，pp.76-88；Skinner，“PeasantOrganizationinRuralChina，”Annals，pp.89-100；Tang，CommunistChinaToday，chapter5；andWalker，ChinaUnderCommunism，chapter2。
[30]有關其扼要記載見Time，May27，1957，pp.33-34。
[31]1957年9月17日的香港《聯合報》就刊載了此種性質的一次“起義”：“紅色中國的新聞官員承認說，華南的廣東省在5月裡爆發了一場劇烈的反共産黨統治的暴動。
據新華社廣州電，有五名共産黨官員和其他身份沒有說明的人，在7月12日爆發的沖突中被殺死。
……新華社8月27日今天才到達香港，沒有說明有多少人參加了暴動，但說政府糧站、稅局和其他辦公大樓遭到攻擊。
共産黨的報道證明了台北‘中華民國中央通訊社’8月6日的報道，說學生、農民和民兵于7月12日發動了反抗紅色中國的‘起義’。
” [32]南斯拉夫共産主義聯盟前副書記MilovanDjilas指出了共産主義革命和“從前革命”之間所存在的重要區别：“在從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和暴力主要是作為後果、作為新的但早已得勢的經濟和社會力量與關系的工具而出現。
……當代共産主義革命完全是另一種不同的革命。
它們的發生并不是因為新的或社會主義的關系在經濟中早已存在，或者因為資本主義‘過度發展’。
恰恰相反，共産主義的發生正是因為資本主義不夠發達，或者因為這個社會沒有能力使自己工業化。
”參見TheNewClass，p.19。
〔編者按：譯文參考陳逸譯《新階級》，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
〕中國的共産主義革命也是這樣；此外，該性質的革命同“先前革命”（導緻新王朝建立的起事）不同的是，它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中國社會中并不存在的。
[33]Djilas的評論，參見TheNewClass，p.87。
[34]參見本章注1。
[35]Djilas，TheNewClass，pp.42-43：“在對共産主義制度進行批評性的分析時，一般認為它們的本質區别在于它們是一種特殊階層的官僚體系，對人民實行統治。
雖然這一般說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進一步詳細分析，就會發現，構成統治官僚——或者用我所下術語來說就是新階層——核心的隻是那種特殊階層的官僚，他們并不是行政官員。
這實際上就是政黨或政治集團。
其他官員隻不過是新階層統治下的工具。
”就中國的情況來說，Djilas所稱“統治官僚”或“新階層”，大緻相當于帝制時期的“統治階級”；他所稱的“行政官員”，類似于過去曆史上的士大夫。
[36]Time，May27，1957，p.33所引。
[37]Djilas，TheNewClass，pp.152and155-156描述了共産主義的道德堕落。
很明顯，著名格言“權力腐敗”在這裡也非常适用。
[38]LinYüeh-hwa，TheGoldenWing，p.199. [39]FrankA.Kierman，Jr.，TheChineseCommunistsintheLightofChineseHistory，pp.40-43. [40]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SolomonAdler〔編者按：所羅門·艾德勒（1909—1994），美國财政部經濟學家，二戰時在中國擔任财政代表，1950年代以後一直居住在中國直到去世。
〕也毫不掩飾自己對中國共産黨人的同情，并對他們的政權進行了非常樂觀的描述。
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以假想的語氣，用下列言辭作出了結論：“無論最終所得報酬是什麼，中國從一個前工業社會變成一個工業社會，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必須付出嚴重的代價。
就目前情況來說，或許由于中國的起點水平非常低并依靠蘇聯的支持，它所受到的苦痛雖然越來越厲害，但相對來說顯得溫和。
如果不發生戰争，如果農業社會主義化繼續得到順利開展，如果人口增長率沒有危害工業化的步伐，那麼很清楚，中國在走一條獨具匠心的道路。
”TheChineseEconomy，pp.237-238。
[41]*這段手稿寫于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之前，我對中國農民命運的推測，看來得到了一些證實。
——蕭公權
正是由于這一事實，許多西方評論家才認為中國的共産主義者是‘農業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産主義者’。
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中國共産主義運動雖然是依靠農民的運動，但不是農民運動。
中國共産黨人生活在農民群衆之中，依靠他們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标，依靠他們生活。
” [16]DavidMitrany，MarxAgainstthePeasant，p.205. [17]Schwartz，ChineseCommunism，p.65；該書此處還引用了陳獨秀的評論。
[18]G.WilliamSkinner，“AftermathofCommunistLiberationinChengtuPlain，”PacificAffairs，XXIV，p.67，引1950年8月6日廣州的《南方日報》。
下列一段是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1950年7月下旬在重慶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講話：“近半年來，雖然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鎮壓土匪的任務，但是，土匪背後的封建勢力根深蒂固，我們還不能低估問題的嚴重性。
” [19]G.WilliamSkinner，“AftermathofCommunistLiberationinChengtuPlain，”PacificAffairs，XXIV，pp.68-69，就1950年10月四川西部的情形評論說：“現在的農民比起剛剛解放時來說，對中國共産黨人感到滿意。
……逐漸消滅大地主勢力，是農民所能認識到的正确政策。
……共産黨人進軍四川時雖然并沒有得到農民階層的普遍支持，但是他們的改革政策如同在華北一樣最終取得了農民的支持。
”很明顯，Skinner并沒有把集體化對農民可能産生的影響考慮進去；他在論述四川西部情況時，該地還沒有開展集體化運動。
有關土地分配政策執行到1951年春的情況概括，參見ChaoKuo-chün（趙國軍），“CurrentAgrarianReformPoliciesinCommunistChina，”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p.277（1951），pp.113-123。
有關中國共産黨人對鄉村社會統治情況的簡略叙述，參見G.WilliamSkinner，“PeasantOrganizationinRuralChina，”Annals，CCLXXII，pp.89-100。
[20]PeterS.H.Tang（唐盛鎬），CommunistChinaToday，p.267. [21]MaoTse-tung（毛澤東），SelectedWorks（London：Lawrence&Wishart，1956），IV，p.291. [22]有關最方便的概括，參見Tang，CommunistChinaToday，pp.264-291，還請參見RichardL.Walker，ChinaUnderCommunism，pp.134-153。
[23]Tang，CommunistChinaToday，pp.11-12.DouglasS.Paauw在對DavidMitrany’sMarxAgainstthePeasant（FarEasternQuarterly，XII，pp.49-50）所作的評論中，用如下語言描述了這種“聯盟”：“在農村革命開展的第一階段，共産黨人必須取得農民階級的支持，以摧毀農村中封建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
……這樣，農民階級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共産主義革命行程中的不自然的合作者；他們要想免除地主階級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隻能把自己束縛在新的統治之下。
在現代共産主義農村革命開展的第二階段，共産主義者同農民的聯盟瓦解了；農民自身變成了革命的對象。
” [24]毛澤東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見SelectedWorks，IV，pp.291and294-295。
[25]參見前頁注22。
[26]Tang，CommunistChinaToday，p.291。
從農民階層中發展共産黨員，或許會使人們發現共産黨很難稱為“共産黨”。
S.B.Thomas，GovernmentandAdministrationinCommunistChina（reviseded.，1955），p.73，引用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報》所載薄一波（富有經驗的領導人之一，曾任人民政府财政部長）的一段話：“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和幹部中間進行系統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育，使他們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原則，是一件困難事情。
……農民經濟是個體的分散的……而農民出身的黨員和幹部也大體反映了農民群衆這種特征。
” [27]Fyodor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TheBrothersKaramazov（《卡拉馬佐夫兄弟》），Garnetttrans.，ModernLibraryed，pp.299-308，宗教大法官說：“在他們還有自由的時候，任何的科學也不會給予他們面包，結果是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的自由送到我們的腳下，對我們說：‘你們盡管奴役我們吧，隻要給我們食物吃。
’他們終于自己會明白，自由和充分飽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
……唉，這事業到現在為止還隻是剛開始，但畢竟已經開始了。
完成它還需要等很長的時間，大地還要受許多苦，但是我們一定會達到目的，成為恺撒，到那時我們就會去考慮全世界人類的幸福。
……是的，我們要強迫他們工作，但是在勞動之餘的空閑時間，我們要把他們的生活安排得就象小孩子遊戲一樣，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爛漫的舞蹈。
……我們将對他們說，一切的罪行隻要經過我們的允許，都可以贖清。
……他們不會有一點秘密瞞着我們。
我們可以允許或禁止他們同妻子和情婦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們聽話不聽話，——而他們會高高興興地服從我們。
壓在他們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惱的秘密，一切一切，他們都将交給我們，由我們加以解決。
”〔編者按：譯文參考耿濟之譯《卡拉馬佐夫兄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有關中國共産黨思想控制的方法和制度，參見Tang，CommunistChinaToday，chapter9，andWalker，ChinaUnderCommunism，chapter8。
[28]例見Tang，CommunistChinaToday，chapter6，andWalker，ChinaUnderCommunism，chapter5。
[29]參見A.DoakBarnett，“Mass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ReportonChina，pp.76-88；Skinner，“PeasantOrganizationinRuralChina，”Annals，pp.89-100；Tang，CommunistChinaToday，chapter5；andWalker，ChinaUnderCommunism，chapter2。
[30]有關其扼要記載見Time，May27，1957，pp.33-34。
[31]1957年9月17日的香港《聯合報》就刊載了此種性質的一次“起義”：“紅色中國的新聞官員承認說，華南的廣東省在5月裡爆發了一場劇烈的反共産黨統治的暴動。
據新華社廣州電，有五名共産黨官員和其他身份沒有說明的人，在7月12日爆發的沖突中被殺死。
……新華社8月27日今天才到達香港，沒有說明有多少人參加了暴動，但說政府糧站、稅局和其他辦公大樓遭到攻擊。
共産黨的報道證明了台北‘中華民國中央通訊社’8月6日的報道，說學生、農民和民兵于7月12日發動了反抗紅色中國的‘起義’。
” [32]南斯拉夫共産主義聯盟前副書記MilovanDjilas指出了共産主義革命和“從前革命”之間所存在的重要區别：“在從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和暴力主要是作為後果、作為新的但早已得勢的經濟和社會力量與關系的工具而出現。
……當代共産主義革命完全是另一種不同的革命。
它們的發生并不是因為新的或社會主義的關系在經濟中早已存在，或者因為資本主義‘過度發展’。
恰恰相反，共産主義的發生正是因為資本主義不夠發達，或者因為這個社會沒有能力使自己工業化。
”參見TheNewClass，p.19。
〔編者按：譯文參考陳逸譯《新階級》，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
〕中國的共産主義革命也是這樣；此外，該性質的革命同“先前革命”（導緻新王朝建立的起事）不同的是，它所利用的思想武器是中國社會中并不存在的。
[33]Djilas的評論，參見TheNewClass，p.87。
[34]參見本章注1。
[35]Djilas，TheNewClass，pp.42-43：“在對共産主義制度進行批評性的分析時，一般認為它們的本質區别在于它們是一種特殊階層的官僚體系，對人民實行統治。
雖然這一般說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進一步詳細分析，就會發現，構成統治官僚——或者用我所下術語來說就是新階層——核心的隻是那種特殊階層的官僚，他們并不是行政官員。
這實際上就是政黨或政治集團。
其他官員隻不過是新階層統治下的工具。
”就中國的情況來說，Djilas所稱“統治官僚”或“新階層”，大緻相當于帝制時期的“統治階級”；他所稱的“行政官員”，類似于過去曆史上的士大夫。
[36]Time，May27，1957，p.33所引。
[37]Djilas，TheNewClass，pp.152and155-156描述了共産主義的道德堕落。
很明顯，著名格言“權力腐敗”在這裡也非常适用。
[38]LinYüeh-hwa，TheGoldenWing，p.199. [39]FrankA.Kierman，Jr.，TheChineseCommunistsintheLightofChineseHistory，pp.40-43. [40]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SolomonAdler〔編者按：所羅門·艾德勒（1909—1994），美國财政部經濟學家，二戰時在中國擔任财政代表，1950年代以後一直居住在中國直到去世。
〕也毫不掩飾自己對中國共産黨人的同情，并對他們的政權進行了非常樂觀的描述。
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以假想的語氣，用下列言辭作出了結論：“無論最終所得報酬是什麼，中國從一個前工業社會變成一個工業社會，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必須付出嚴重的代價。
就目前情況來說，或許由于中國的起點水平非常低并依靠蘇聯的支持，它所受到的苦痛雖然越來越厲害，但相對來說顯得溫和。
如果不發生戰争，如果農業社會主義化繼續得到順利開展，如果人口增長率沒有危害工業化的步伐，那麼很清楚，中國在走一條獨具匠心的道路。
”TheChineseEconomy，pp.237-238。
[41]*這段手稿寫于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之前，我對中國農民命運的推測，看來得到了一些證實。
——蕭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