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總結與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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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年就認為共産主義者不可能改變人們的生活。
[38]當時的一位學者相信：“中國曆史和社會組織的動力對中國社會産生的影響，終将比共産主義者能夠利用的所有宣傳、所有教條和所有活力所産生的都要大。
”[39]這一評論也許是正确的。
但是，現在就預料共産黨的統治對中國産生的實際影響，為時尚早，很大一部分取決于隐藏在“竹幕”之後和之外的環境，以及共産黨政權的未來運作軌迹。
[40]現在想這個問題是沒有用的，本書的任務也不是要去做任何預測，但是，我們希望對19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可以為解釋中國社會最近的發展狀況提供一個出發點。
[41] *** [1]韓非（前280—前233）是第一個清楚地指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利益是天生對立的作者。
不過，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統治者和官員之間的關系上，而不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上。
比如，《韓非子·八經第四十八》中有這麼一段話：“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
”同書《揚權第八》中有這麼一句話：“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
’”英譯本見W.K.Liao（廖文魁）I，p.59。
[2]HoseaB.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p.439-440。
然而，馬士不正确地把鹹豐帝繼承下來的“腐敗、統治混亂、人民普遍不滿和社會動蕩不安”等等一系列遺産完全歸結于他父親的過錯，并錯誤地認為乾隆政權是“強有力的政府”。
除了本書在其他場合下所提到的有關統治腐敗情況的事例之外，下列在首都任職的著名官員李慈銘1859年所作的觀察，在這裡也可以引用。
《越缦堂日記補》，巳集〔編者按：應為己集〕，78a-b（鹹豐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記載說：“自去年冬憤棄諸生業，輸粟為吏，繼甚悔之。
至京複見天子憂勞，顧寬大不責大臣以速治，大臣皆雍容善言太平，内外百執事惟逢迎獻納之不暇，朝官若卿貳以下，紛然以酒食歌舞相招緻，不事事。
吾觀天下大勢，已積重不可返，盜賊且日棘，故日夜思返，以蔬布養母終其身。
”同書90a-91a（鹹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記載說：“國家設關置務，征什一之利，上供縣官，凡外僚自監司以上，入都者皆有定額。
人習其制。
至今年鄭王為監督，乃刻意誅求，有勒至萬金者。
……五月間，予與叔子、嘯篁等至京，敝車襆被，蕭然無一物，而關吏橫索羁質予等必五十金方得過……傾箧得二十金贈之，許其赢至寓舍相付，哀籲始諾。
抵寓，乃遍借得如數，舉付之，而吏故持銀色低，叫呶诟詈，仆輩皆怒。
” [3]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214，note2，引自TheChineseRepository，March，1834。
[4]龔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乙丙之際箸議九》；此文寫于1815年至1816年，非常能說明問題，描述了當時官僚階層和知識界一片消沉的景象。
魏源（1794—1856），《古微堂外集》，14/13b-14a〔譯者按：4/5b〕中的一篇寫于1840年的文章，以下列言語描述了中央集權的後果：“以内政歸六部，外政歸十七省總督巡撫，而天子親覽萬幾，一切取裁于上。
百執事拱手受成，上無權臣方鎮之擅命，下無刺史守令之專制，雖嵬瑣中材，皆得容身養拙于其間。
漸摩既久，以推诿為明哲，以因襲為老成，以奉行虛文故事為得體。
……自仁廟末年，屢以因循洩沓，申戒中外，而優遊成習，卒莫之反也。
”不止一位學者指出了專制政權以犧牲行政效率為代價強調自己的統治安全。
比如，Linebarger，DjangChu（章楚），andBurks，FarEasternGovernmentsandPolitics（1954），p.55：“（清）政府的運作體系被分開，是為了保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各個政府機構之間的牽制和平衡，而不是為了得到一個運作敏捷、有效的行政體系。
新皇帝的主要利益在于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力地位，而不是如何建設一個充滿效能的政府。
……在北京的清帝國中央政府很少制定推行建設性的政策。
” [5]魏特夫則傾向于把這一現象稱為“乞丐”民主。
參見OrientalDespotism，p.108ff。
[6]中國的皇帝們一般都公開宣稱遵照儒家學說，主張統治者是為人民的需要而産生的，但其中許多帝王同時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贊同法家關于國家的思想觀念，認為統治者的利益才是政府關心的主要問題。
這種兩面理論最早是漢宣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闡述的。
他教誨其皇位繼承人說，“漢室制度”是建立在“霸”（掌權的諸侯王）和“王”（真正的王）之道混合的基礎之上的；并說如果隻是依靠“道德教化”進行統治，就會犯錯誤。
後來的皇帝雖然沒有這樣明确表白，但同漢宣帝一樣依靠法家原則和政治理論進行統治。
[7]參見第十章注229。
[8]《明史》，309/6b。
[9]《天朝田畝制度》，見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第一輯，第一冊。
人們經常說1911年的革命是“資産階級運動”。
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來自“資産階級”而非“無産階級”，從這一點來看，這種說法的确沒錯。
然而，中産階級領導不是孫中山革命的唯一特征。
其成功之所以未能保持，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未得到農民支持，而在于孫中山的追随者沒有充分重視農民大衆的需要和期望。
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義限于紙上，共産主義者才有機會利用“土地再分配”調動極端需要土地的農民大衆的革命積極性。
[10]中國共産黨并沒有保持一個始終如一的“土地政策”，而是順應當下的情況而不斷改變。
在1920年代晚期到抗日戰争爆發之前，土地重新分配是共産主義運動的顯著特征；這見于毛澤東1927年2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8年9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決議案，以及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政府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所指出的。
參見Brandt，Schwartz，andFairbank，ADocumentryHistoryofChineseCommunism，documents7，12，and18，特别是pp.80-89，130-133，and224-226。
這一土地政策在抗日戰争期間暫時終止執行，代之而起的是“減租減息”政策；該政策“一方面幫助農民少受封建剝削，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消滅封建剝削”。
參見同書documents20and25，特别是pp.244and278-281。
抗日戰争結束後不久，抗戰前的土地政策恢複執行。
在1947年9月13日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推行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基礎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為紀念1911年辛亥革命36周年聯名發表宣言，指出推行“耕者”應該“有其田”的政策是人民解放軍八大基本政策之一。
參見共産黨文獻的彙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第8頁、11—16頁。
毛澤東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所作的一篇報告中，概括了土地政策演變情況及原因：“在抗日戰争時期，為着同國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和團結當時尚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們起見，我黨主動地把抗日以前的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是完全必需的。
日本投降以後，農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改變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改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
我黨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出的指示，就是表現這種改變。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黨召集了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實行。
”參見同書第23—24頁。
如果把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争爆發之前的土地政策同太平天國領袖制定的進行對比，是很有趣的。
參見本書第四章注釋245中引張德堅《賊情彙纂》中的一段。
[11]HerrleeG.Creel，ChineseThought，p.3. [12]BenjaminI.Schwartz，ChineseCommunism，p.258. [13]BenjaminI.Schwartz，ChineseCommunism，p.198.HughSeton-Watson，ThePatternofCommunistRevolution，pp.136-137。
甚至更加強調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亞洲最重要的共産主義運動發生在中國。
盡管中國的工人階級事實上相當弱小，它還是照常發展。
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比亞洲其他任何地區要更加成功，有兩個原因。
其一，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享有非常特别的威望——特别是在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亞洲；這種威望來自于紳士（或士大夫）統治的中國古老傳統。
其二，舊的政府機器崩潰了，中國在清亡後處于無政府狀态之中。
其他與中國共産主義顯然有關的因素——農民貧窮、民族主義思想和對政治變革的渴望——雖然在亞洲其他國家也存在，但是由于未能和這兩大原因結合在一起，故而未能産生像中國那樣的結果。
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是北京大學的兩名教授，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陳獨秀和曆史學家李大钊。
”作者在第154頁中繼續說道：“成功的共産黨是權力機器、政治精英集團，它們從所有社會階層吸收成員，但又獨立于社會各階層之外。
雖然共産黨既從農民階級中又從工人階級中發展黨員，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從農民階級中發展黨員更容易，因為農民自己不像工人那樣容易産生與共産主義教義相矛盾的思想觀念。
”我們不應該過分強調中國和其他亞洲各國之間所存在的區别。
英國派駐東南亞的高級專員MalcolmMacDonald在回答“公衆輿論（publicopinion）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時，說道：“所謂公衆輿論，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鎮和其他中心的公衆的意見，這些地方擁有報紙、廣播、政治活動等。
亞洲的公衆輿論，指的是生活在上述中心裡，擁有政治覺悟的市民的意見。
務農的農業人口，沒有同樣的條件來形成一種意見。
他們經常疏離冷漠。
共産主義者因而有機會掌握他們。
”參見U.S.NewsandWorldReport，1954年12月3日，第79頁。
[14]RobertC.North，“TheChineseCommunistElit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ReportonChina，pp.67-68. [15]GuyWint，SpotlightonAsia，p.114.參見GeorgeE.Taylor，“TheIntellectualClimateofAsia，”YaleReview，XLII，p.187。
他說：“隻有從利用農民奪取政權這一含義上來說，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才可以稱為農民運動。
”Seton-Watson，ThePatternofCommunistRevolution，pp.152-153：“毛澤東及其忠實的同志朱德，既是幹練的遊擊戰争領袖，也是精明的農民群衆組織者。
……中國共産黨人之所以在農民問題上取得了成功，較大地歸功于他們制定的土地政策。
……中國共産黨人對農民利益的重視，不但見之于1930年代初期以來發布的文件中，而且得到了當時參觀蘇區的西方記者評
[38]當時的一位學者相信：“中國曆史和社會組織的動力對中國社會産生的影響，終将比共産主義者能夠利用的所有宣傳、所有教條和所有活力所産生的都要大。
”[39]這一評論也許是正确的。
但是，現在就預料共産黨的統治對中國産生的實際影響，為時尚早，很大一部分取決于隐藏在“竹幕”之後和之外的環境，以及共産黨政權的未來運作軌迹。
[40]現在想這個問題是沒有用的，本書的任務也不是要去做任何預測，但是，我們希望對19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可以為解釋中國社會最近的發展狀況提供一個出發點。
[41] *** [1]韓非（前280—前233）是第一個清楚地指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利益是天生對立的作者。
不過，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統治者和官員之間的關系上，而不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上。
比如，《韓非子·八經第四十八》中有這麼一段話：“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
”同書《揚權第八》中有這麼一句話：“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
’”英譯本見W.K.Liao（廖文魁）I，p.59。
[2]HoseaB.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p.439-440。
然而，馬士不正确地把鹹豐帝繼承下來的“腐敗、統治混亂、人民普遍不滿和社會動蕩不安”等等一系列遺産完全歸結于他父親的過錯，并錯誤地認為乾隆政權是“強有力的政府”。
除了本書在其他場合下所提到的有關統治腐敗情況的事例之外，下列在首都任職的著名官員李慈銘1859年所作的觀察，在這裡也可以引用。
《越缦堂日記補》，巳集〔編者按：應為己集〕，78a-b（鹹豐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記載說：“自去年冬憤棄諸生業，輸粟為吏，繼甚悔之。
至京複見天子憂勞，顧寬大不責大臣以速治，大臣皆雍容善言太平，内外百執事惟逢迎獻納之不暇，朝官若卿貳以下，紛然以酒食歌舞相招緻，不事事。
吾觀天下大勢，已積重不可返，盜賊且日棘，故日夜思返，以蔬布養母終其身。
”同書90a-91a（鹹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記載說：“國家設關置務，征什一之利，上供縣官，凡外僚自監司以上，入都者皆有定額。
人習其制。
至今年鄭王為監督，乃刻意誅求，有勒至萬金者。
……五月間，予與叔子、嘯篁等至京，敝車襆被，蕭然無一物，而關吏橫索羁質予等必五十金方得過……傾箧得二十金贈之，許其赢至寓舍相付，哀籲始諾。
抵寓，乃遍借得如數，舉付之，而吏故持銀色低，叫呶诟詈，仆輩皆怒。
” [3]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214，note2，引自TheChineseRepository，March，1834。
[4]龔自珍（1792—1841）《定庵文集·乙丙之際箸議九》；此文寫于1815年至1816年，非常能說明問題，描述了當時官僚階層和知識界一片消沉的景象。
魏源（1794—1856），《古微堂外集》，14/13b-14a〔譯者按：4/5b〕中的一篇寫于1840年的文章，以下列言語描述了中央集權的後果：“以内政歸六部，外政歸十七省總督巡撫，而天子親覽萬幾，一切取裁于上。
百執事拱手受成，上無權臣方鎮之擅命，下無刺史守令之專制，雖嵬瑣中材，皆得容身養拙于其間。
漸摩既久，以推诿為明哲，以因襲為老成，以奉行虛文故事為得體。
……自仁廟末年，屢以因循洩沓，申戒中外，而優遊成習，卒莫之反也。
”不止一位學者指出了專制政權以犧牲行政效率為代價強調自己的統治安全。
比如，Linebarger，DjangChu（章楚），andBurks，FarEasternGovernmentsandPolitics（1954），p.55：“（清）政府的運作體系被分開，是為了保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各個政府機構之間的牽制和平衡，而不是為了得到一個運作敏捷、有效的行政體系。
新皇帝的主要利益在于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力地位，而不是如何建設一個充滿效能的政府。
……在北京的清帝國中央政府很少制定推行建設性的政策。
” [5]魏特夫則傾向于把這一現象稱為“乞丐”民主。
參見OrientalDespotism，p.108ff。
[6]中國的皇帝們一般都公開宣稱遵照儒家學說，主張統治者是為人民的需要而産生的，但其中許多帝王同時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贊同法家關于國家的思想觀念，認為統治者的利益才是政府關心的主要問題。
這種兩面理論最早是漢宣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闡述的。
他教誨其皇位繼承人說，“漢室制度”是建立在“霸”（掌權的諸侯王）和“王”（真正的王）之道混合的基礎之上的；并說如果隻是依靠“道德教化”進行統治，就會犯錯誤。
後來的皇帝雖然沒有這樣明确表白，但同漢宣帝一樣依靠法家原則和政治理論進行統治。
[7]參見第十章注229。
[8]《明史》，309/6b。
[9]《天朝田畝制度》，見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第一輯，第一冊。
人們經常說1911年的革命是“資産階級運動”。
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來自“資産階級”而非“無産階級”，從這一點來看，這種說法的确沒錯。
然而，中産階級領導不是孫中山革命的唯一特征。
其成功之所以未能保持，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未得到農民支持，而在于孫中山的追随者沒有充分重視農民大衆的需要和期望。
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義限于紙上，共産主義者才有機會利用“土地再分配”調動極端需要土地的農民大衆的革命積極性。
[10]中國共産黨并沒有保持一個始終如一的“土地政策”，而是順應當下的情況而不斷改變。
在1920年代晚期到抗日戰争爆發之前，土地重新分配是共産主義運動的顯著特征；這見于毛澤東1927年2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8年9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決議案，以及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政府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所指出的。
參見Brandt，Schwartz，andFairbank，ADocumentryHistoryofChineseCommunism，documents7，12，and18，特别是pp.80-89，130-133，and224-226。
這一土地政策在抗日戰争期間暫時終止執行，代之而起的是“減租減息”政策；該政策“一方面幫助農民少受封建剝削，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消滅封建剝削”。
參見同書documents20and25，特别是pp.244and278-281。
抗日戰争結束後不久，抗戰前的土地政策恢複執行。
在1947年9月13日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推行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基礎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為紀念1911年辛亥革命36周年聯名發表宣言，指出推行“耕者”應該“有其田”的政策是人民解放軍八大基本政策之一。
參見共産黨文獻的彙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第8頁、11—16頁。
毛澤東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所作的一篇報告中，概括了土地政策演變情況及原因：“在抗日戰争時期，為着同國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和團結當時尚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們起見，我黨主動地把抗日以前的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是完全必需的。
日本投降以後，農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改變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改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
我黨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出的指示，就是表現這種改變。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黨召集了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實行。
”參見同書第23—24頁。
如果把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争爆發之前的土地政策同太平天國領袖制定的進行對比，是很有趣的。
參見本書第四章注釋245中引張德堅《賊情彙纂》中的一段。
[11]HerrleeG.Creel，ChineseThought，p.3. [12]BenjaminI.Schwartz，ChineseCommunism，p.258. [13]BenjaminI.Schwartz，ChineseCommunism，p.198.HughSeton-Watson，ThePatternofCommunistRevolution，pp.136-137。
甚至更加強調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亞洲最重要的共産主義運動發生在中國。
盡管中國的工人階級事實上相當弱小，它還是照常發展。
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比亞洲其他任何地區要更加成功，有兩個原因。
其一，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享有非常特别的威望——特别是在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中占有支配地位的亞洲；這種威望來自于紳士（或士大夫）統治的中國古老傳統。
其二，舊的政府機器崩潰了，中國在清亡後處于無政府狀态之中。
其他與中國共産主義顯然有關的因素——農民貧窮、民族主義思想和對政治變革的渴望——雖然在亞洲其他國家也存在，但是由于未能和這兩大原因結合在一起，故而未能産生像中國那樣的結果。
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是北京大學的兩名教授，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陳獨秀和曆史學家李大钊。
”作者在第154頁中繼續說道：“成功的共産黨是權力機器、政治精英集團，它們從所有社會階層吸收成員，但又獨立于社會各階層之外。
雖然共産黨既從農民階級中又從工人階級中發展黨員，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從農民階級中發展黨員更容易，因為農民自己不像工人那樣容易産生與共産主義教義相矛盾的思想觀念。
”我們不應該過分強調中國和其他亞洲各國之間所存在的區别。
英國派駐東南亞的高級專員MalcolmMacDonald在回答“公衆輿論（publicopinion）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時，說道：“所謂公衆輿論，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鎮和其他中心的公衆的意見，這些地方擁有報紙、廣播、政治活動等。
亞洲的公衆輿論，指的是生活在上述中心裡，擁有政治覺悟的市民的意見。
務農的農業人口，沒有同樣的條件來形成一種意見。
他們經常疏離冷漠。
共産主義者因而有機會掌握他們。
”參見U.S.NewsandWorldReport，1954年12月3日，第79頁。
[14]RobertC.North，“TheChineseCommunistElit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ReportonChina，pp.67-68. [15]GuyWint，SpotlightonAsia，p.114.參見GeorgeE.Taylor，“TheIntellectualClimateofAsia，”YaleReview，XLII，p.187。
他說：“隻有從利用農民奪取政權這一含義上來說，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才可以稱為農民運動。
”Seton-Watson，ThePatternofCommunistRevolution，pp.152-153：“毛澤東及其忠實的同志朱德，既是幹練的遊擊戰争領袖，也是精明的農民群衆組織者。
……中國共産黨人之所以在農民問題上取得了成功，較大地歸功于他們制定的土地政策。
……中國共産黨人對農民利益的重視，不但見之于1930年代初期以來發布的文件中，而且得到了當時參觀蘇區的西方記者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