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總結與餘論
關燈
小
中
大
們的思想中，馬克思主義取代了正統儒學；“無産階級革命”取代了“造反的權利”，成為摧毀現政權的理由。
但是，同過去參加造反的紳士和文人一樣，他們并不是農民或工人，而是來自知識階層。
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說道： （共産黨）是由知識階層創建的，中國革命是由共産黨領導的。
沒有知識階層，農民暴動和起義——雖然由于現代中國悲慘的境地而無論如何都要爆發——也隻會像曆史上許多絕望的農民“铤而走險”一樣，弱化為盜匪。
知識階層把農民充分發動起來了，把它作為開創共産主義中國的生力軍。
[15] 因此，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取得了“根據所有馬克思主義的信條，都不看好它能取得的”勝利，也就不足為奇了。
[16]中國農民長期形成的特點——對政治漠不關心，對自己的經濟狀況不滿意，容易追随承諾讓情況變好的人，擁有突然爆發出來的暴力能力——使他們特别适合成為共産主義革命或任何與他們的迫切要求明顯有關的其他類型叛亂的工具。
中國共産黨創建者之一的陳獨秀曾經評論說：“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向保守。
”這些話正如當代學者所指出的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陳腔濫調”。
[17]不過，陳獨秀對中國農民的精神狀況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錯誤僅僅在于他接下來的結論，他認為即使在适宜的環境下農民也不可能成為共産主義革命的生力軍。
然而在他說了這些話後不到30年，農民已經成為革命絕對的主力。
他之所以犯此錯誤，其原因或許在于他并不了解農民大衆在中國社會中的曆史地位，也不了解曆史上叛亂的實質。
更準确地說，他未能認識到走出帝國體系的中國農民，并沒有因1911年辛亥革命而改變自己的基本特點，事實上仍然是共産主義革命的寶貴資産。
正是由于一部分這樣的農民投入他們的麾下，共産主義領袖們在1949年才相當輕松地取得了勝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農民在那場勝利即将到來之前，都有意識地、作為一個階級倒向共産主義革命。
直到人民政府成立前夕，許多農民仍然徘徊在革命的大門外。
事實上，在像四川西部這些環境特殊的地區，在1949年冬剛剛“解放”後的一段時期裡，農民對新政權還顯示了相當的抗拒；因為在長達幾個月的時期裡，鎮壓土匪仍然是新政權的主要任務。
[18]此外，不要忘記，南京國民政府軍隊的普通士兵同紅軍士兵一樣，大多數也來自鄉村。
雙方進行多次血腥的戰鬥，相互厮殺，特别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這種情形同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社會情形一樣；當時，大多數中國農民分成兩個陣營，一方為保衛清王朝的統治而戰，另一方則要推翻它。
當然這兩種情況的結果完全不同。
其中一次，防禦一方是勝利者；另一次，他們被擊敗。
不過重要的是，兩種情況都不是整體農民和非農民階級之間的武裝沖突；争鬥事實上發生在兩個組成成分龐雜的群體之間，雙方都盡力把更多的農民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參加戰鬥。
洪秀全及其同伴領導的農民戰争之所以失敗，部分原因在于他們的領導力遠遠不能同曾國藩及其同伴相匹敵。
毛澤東及其戰友領導農民以共産主義為目标征服了中國，部分原因在于國民黨統治下的政府缺陷太多，不知不覺地鑄成許多大錯，以緻無法抵擋人民解放軍發動的進攻。
另一個也應指出的事實是，清政府的實力在同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的戰争中受到相當大的削弱，但南京政府在抗日戰争中所遭受的毀滅性後果更為嚴重。
這場曠日持久的戰争，比起中國在19世紀打的任何一場國際戰争，持續時間更長，規模更大；它削弱了國民政府抵抗共産黨進攻的能力。
這些事實告誡我們不要用簡單的觀點來看問題。
我們不能簡單地指出農民大衆的參與，或者強調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期間農民的素質發生了某些變化，就以為可以對這些事件的不同結果作出解釋。
要想得到一個充分或正确的解釋，我們必須仔細檢視各種曆史因素。
或許應該補充的是，正是因為中國的共産主義革命并不是一場由農民積極指揮以求達成自己的目标的運動，其領袖也不一定會為了農民切身的利益而奮鬥。
普通的中國農民心中隻有一個願望：擁有足夠的财産以養活自己和家人；為此，他們渴望擁有一塊土地以及土地上生産的東西。
中共的土地分配計劃之所以吸引了農民大衆，是因為該計劃許諾一個更好的生活——一個實現那個願望的更好機會。
根據一位親曆者的報告，正是由于這一原因，甚至連最初反抗新政權的四川西部農民，也對“逐漸消滅大地主勢力”[19]感到滿意。
不過，中共領導人的遠大抱負，遠遠不止于解決個别農民的迫切要求；毛澤東和劉少奇所說的話，就清楚地表明這一點。
劉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草案提交審查時評論說： 土地改革的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區别于那些認為土地改革僅僅是救濟窮人的觀點的。
……土地改革的結果，是有利于窮苦的勞動農民……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産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産，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20] 毛澤東在抗日戰争結束前夕，于1945年4月14日〔譯者按：應為24日〕所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表明他的觀點：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産變為農民的私有财産，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将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
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并不是無産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并不單是我們共産黨人的主張。
[21] 毛澤東事實上清楚地闡明了共産黨集體所有制計劃的思想理論基礎。
集體所有制否定了農民個人占有土地的夢想，該計劃後來很快就在中國許多地方堅決地加以推行。
[22] 中共非常強調農民大衆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他們準備為改善農民的生活而奮鬥，而是在于他們堅信，農民在他們的革命目标進程中的某個階段是必不可少的。
在并不存在工業無産階級的國家裡，“工農聯盟”僅僅是指導共産主義革命的唯一可行手段。
列甯在1919年發展出“兩個階級聯盟”的概念（更準确地講，是想象）；許多年後，毛澤東靈巧地把它運用在中國。
[23]就像毛所看到的，農民顯然是共産黨能夠借以完成許多重要工作的有效工具。
他在1945年初說道：“農民是中國軍隊的來源”，“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隻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更主要的，“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
但是随着革命的成功，農民短暫的重要地位就會被改變，因為到時如果中國需要使自己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24]因此，中國的農民，一如我們所了解的以及他期望自己能夠做到的，在共産主義中國面臨着一個暗淡的前景。
近來的發展清楚地顯示出，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遭遇如何。
違背農民願望的合作化和集體農場在1953年到1955年陸續設立起來。
[25]農民有時以賣掉或宰殺耕畜的方式消極地抵制。
農業收成遠未達到共産黨規定的指标。
1955年下半年，集體化步伐加快，進一步導緻農民的不滿，偶爾會出現一些抵制活動。
不過，這樣的抵制因為缺乏組織和有效的領導，結果并不比帝國統治下流産的叛亂好多少。
一位當代學者觀察指出：“在強大的國家政權統治下，無論農民的不滿甚至消極抵抗達到什麼程度，都是無用的。
”[26] 就像我們看到的，在帝國統治之下，反抗現存政權的叛亂在下列情況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運動得到了紳士和文人的有力領導，他們為運動帶來組織和技術；（2）有足夠數量的平民相信隻有推翻現存政權的統治才可以保有他們最重要的利益；（3）現存政權的統治機器敗壞到無力處理嚴重局勢的地步。
中共似乎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上面三種情況的出現。
首先，他們對知識分子（相當于帝制時期的士大夫）的控制，比清王朝時期要徹底、嚴密得多。
通過采取這樣的控制措施，中共最終成功地把知識分子的生活弄得像“小孩子遊戲”（achild’sgame）一樣——許諾學生、教師和政府官員國事“公開”，并解答一切“隐藏在他們内心裡的秘密”[27]——消除了最重要的或許也是唯一的革命領導來源。
其次，他們徹底限制财産所有權，降低家庭的影響，以壓制或剝奪私人利益。
[28]宗族領袖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那些經常促使紳士成員及平民起來抵抗或挑戰政府權威的因素，就這樣被清除了。
中共黨人的最終目标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除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其他利益的社會。
再次，中共黨人充滿活力與效率的行政——這些通常是描述帝制中國曆史上新政權的特質——給許多觀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産黨政權似乎消除了曆史上各政權擁有的行政弊端。
通過各種各樣的群衆組織和地方機構，[29]中共對鄉村和城市的控制，比清政府更有效。
共産黨人作為統治者，他們顯然懂得專制統治的技術。
他們所采取的統治方式，比清王朝統治者所用的明顯有了改進，但是基本目的和控制的根本原則實質上是相同的：通過對思想、經濟和政治等領域進行全面控制，使自己的統治永久維持下去。
甚至在為自己政治權力合法性辯護這方面，帝國和共産黨政權之間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處，前者公開聲稱“利民”，後者則宣稱一切都是為了“人民”。
中共是否在維持自己統治方面取得了完全而永久的成功呢？就目前情況來看，還不能這樣說。
的确可以想象到，共産黨政權在迥異的環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複了清王朝統治者的失敗經驗。
直到最近，一些知識分子仍然不屈服于思想控制，特别見于他們對毛澤東發動第四次“整風運動”的反對。
[30]據報，一些地方爆發了知識分子和農民都參與的動亂，多少與帝制時期的形态相同。
[31]很明顯，中共所遇到的思想控制困難，是清王朝統治者所沒有遇到過的。
清王朝統治者雖然是異族征服者，但是因利用已有的儒學傳統推行思想控制而得到了紳士和文人這一精英階層最大多數的支持；畢竟紳士和文人正是在儒學傳統中培養起來的，他們也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這一傳統。
共産黨人雖然是本土征服者，但他們用外來的、完全新式的、在許多方面同傳統思維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觀念，來取代傳統儒學。
[32]這樣，他們就失去了清王朝統治者享有的優勢。
與此同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裂縫并沒有愈合。
同其他共産黨政權一樣，中國的共産黨政權是“一種政府和人民之間潛在的内戰”。
[33]這當然毫不新鮮，韓非子早就指出，在一個專制政體中，“上下一日百戰”。
[34]中國共産黨人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終止這種“戰”。
消除私有财産所有制，并沒有化解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利益矛盾。
摧毀所有經濟階層的嘗試，不但沒有消除社會各階層的懸殊地位，反而創造了新的政治階層。
[35]北京的《人民日報》提醒注意“幹群之間新矛盾”的存在；并解釋說，這種新矛盾是黨員一些錯誤行為導緻“幹群關系對立”的結果。
[36]如果真如一位前共産主義者強調所指出的，“顯著的人類特征為（共産主義）運動提供了權力創造和權力誘惑的溫床；獨一無二的等級精神和倫理原則與價值觀完全缺乏，成為維持共産主義運動的條件”，[37]中國的共産黨政權無論目前堅強到什麼程度，也不能永久地免于行政敗壞（所有專制政權都擁有的痼疾）——這句話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黃村居民早在1
但是，同過去參加造反的紳士和文人一樣，他們并不是農民或工人，而是來自知識階層。
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說道： （共産黨）是由知識階層創建的，中國革命是由共産黨領導的。
沒有知識階層，農民暴動和起義——雖然由于現代中國悲慘的境地而無論如何都要爆發——也隻會像曆史上許多絕望的農民“铤而走險”一樣，弱化為盜匪。
知識階層把農民充分發動起來了，把它作為開創共産主義中國的生力軍。
[15] 因此，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取得了“根據所有馬克思主義的信條，都不看好它能取得的”勝利，也就不足為奇了。
[16]中國農民長期形成的特點——對政治漠不關心，對自己的經濟狀況不滿意，容易追随承諾讓情況變好的人，擁有突然爆發出來的暴力能力——使他們特别适合成為共産主義革命或任何與他們的迫切要求明顯有關的其他類型叛亂的工具。
中國共産黨創建者之一的陳獨秀曾經評論說：“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向保守。
”這些話正如當代學者所指出的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陳腔濫調”。
[17]不過，陳獨秀對中國農民的精神狀況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錯誤僅僅在于他接下來的結論，他認為即使在适宜的環境下農民也不可能成為共産主義革命的生力軍。
然而在他說了這些話後不到30年，農民已經成為革命絕對的主力。
他之所以犯此錯誤，其原因或許在于他并不了解農民大衆在中國社會中的曆史地位，也不了解曆史上叛亂的實質。
更準确地說，他未能認識到走出帝國體系的中國農民，并沒有因1911年辛亥革命而改變自己的基本特點，事實上仍然是共産主義革命的寶貴資産。
正是由于一部分這樣的農民投入他們的麾下，共産主義領袖們在1949年才相當輕松地取得了勝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農民在那場勝利即将到來之前，都有意識地、作為一個階級倒向共産主義革命。
直到人民政府成立前夕，許多農民仍然徘徊在革命的大門外。
事實上，在像四川西部這些環境特殊的地區，在1949年冬剛剛“解放”後的一段時期裡，農民對新政權還顯示了相當的抗拒；因為在長達幾個月的時期裡，鎮壓土匪仍然是新政權的主要任務。
[18]此外，不要忘記，南京國民政府軍隊的普通士兵同紅軍士兵一樣，大多數也來自鄉村。
雙方進行多次血腥的戰鬥，相互厮殺，特别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這種情形同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社會情形一樣；當時，大多數中國農民分成兩個陣營，一方為保衛清王朝的統治而戰，另一方則要推翻它。
當然這兩種情況的結果完全不同。
其中一次，防禦一方是勝利者；另一次，他們被擊敗。
不過重要的是，兩種情況都不是整體農民和非農民階級之間的武裝沖突；争鬥事實上發生在兩個組成成分龐雜的群體之間，雙方都盡力把更多的農民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參加戰鬥。
洪秀全及其同伴領導的農民戰争之所以失敗，部分原因在于他們的領導力遠遠不能同曾國藩及其同伴相匹敵。
毛澤東及其戰友領導農民以共産主義為目标征服了中國，部分原因在于國民黨統治下的政府缺陷太多，不知不覺地鑄成許多大錯，以緻無法抵擋人民解放軍發動的進攻。
另一個也應指出的事實是，清政府的實力在同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的戰争中受到相當大的削弱，但南京政府在抗日戰争中所遭受的毀滅性後果更為嚴重。
這場曠日持久的戰争，比起中國在19世紀打的任何一場國際戰争，持續時間更長，規模更大；它削弱了國民政府抵抗共産黨進攻的能力。
這些事實告誡我們不要用簡單的觀點來看問題。
我們不能簡單地指出農民大衆的參與，或者強調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期間農民的素質發生了某些變化，就以為可以對這些事件的不同結果作出解釋。
要想得到一個充分或正确的解釋，我們必須仔細檢視各種曆史因素。
或許應該補充的是，正是因為中國的共産主義革命并不是一場由農民積極指揮以求達成自己的目标的運動，其領袖也不一定會為了農民切身的利益而奮鬥。
普通的中國農民心中隻有一個願望：擁有足夠的财産以養活自己和家人；為此，他們渴望擁有一塊土地以及土地上生産的東西。
中共的土地分配計劃之所以吸引了農民大衆，是因為該計劃許諾一個更好的生活——一個實現那個願望的更好機會。
根據一位親曆者的報告，正是由于這一原因，甚至連最初反抗新政權的四川西部農民，也對“逐漸消滅大地主勢力”[19]感到滿意。
不過，中共領導人的遠大抱負，遠遠不止于解決個别農民的迫切要求；毛澤東和劉少奇所說的話，就清楚地表明這一點。
劉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草案提交審查時評論說： 土地改革的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區别于那些認為土地改革僅僅是救濟窮人的觀點的。
……土地改革的結果，是有利于窮苦的勞動農民……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産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産，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20] 毛澤東在抗日戰争結束前夕，于1945年4月14日〔譯者按：應為24日〕所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表明他的觀點：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産變為農民的私有财産，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将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
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并不是無産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并不單是我們共産黨人的主張。
[21] 毛澤東事實上清楚地闡明了共産黨集體所有制計劃的思想理論基礎。
集體所有制否定了農民個人占有土地的夢想，該計劃後來很快就在中國許多地方堅決地加以推行。
[22] 中共非常強調農民大衆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他們準備為改善農民的生活而奮鬥，而是在于他們堅信，農民在他們的革命目标進程中的某個階段是必不可少的。
在并不存在工業無産階級的國家裡，“工農聯盟”僅僅是指導共産主義革命的唯一可行手段。
列甯在1919年發展出“兩個階級聯盟”的概念（更準确地講，是想象）；許多年後，毛澤東靈巧地把它運用在中國。
[23]就像毛所看到的，農民顯然是共産黨能夠借以完成許多重要工作的有效工具。
他在1945年初說道：“農民是中國軍隊的來源”，“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隻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更主要的，“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
但是随着革命的成功，農民短暫的重要地位就會被改變，因為到時如果中國需要使自己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24]因此，中國的農民，一如我們所了解的以及他期望自己能夠做到的，在共産主義中國面臨着一個暗淡的前景。
近來的發展清楚地顯示出，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遭遇如何。
違背農民願望的合作化和集體農場在1953年到1955年陸續設立起來。
[25]農民有時以賣掉或宰殺耕畜的方式消極地抵制。
農業收成遠未達到共産黨規定的指标。
1955年下半年，集體化步伐加快，進一步導緻農民的不滿，偶爾會出現一些抵制活動。
不過，這樣的抵制因為缺乏組織和有效的領導，結果并不比帝國統治下流産的叛亂好多少。
一位當代學者觀察指出：“在強大的國家政權統治下，無論農民的不滿甚至消極抵抗達到什麼程度，都是無用的。
”[26] 就像我們看到的，在帝國統治之下，反抗現存政權的叛亂在下列情況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運動得到了紳士和文人的有力領導，他們為運動帶來組織和技術；（2）有足夠數量的平民相信隻有推翻現存政權的統治才可以保有他們最重要的利益；（3）現存政權的統治機器敗壞到無力處理嚴重局勢的地步。
中共似乎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上面三種情況的出現。
首先，他們對知識分子（相當于帝制時期的士大夫）的控制，比清王朝時期要徹底、嚴密得多。
通過采取這樣的控制措施，中共最終成功地把知識分子的生活弄得像“小孩子遊戲”（achild’sgame）一樣——許諾學生、教師和政府官員國事“公開”，并解答一切“隐藏在他們内心裡的秘密”[27]——消除了最重要的或許也是唯一的革命領導來源。
其次，他們徹底限制财産所有權，降低家庭的影響，以壓制或剝奪私人利益。
[28]宗族領袖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那些經常促使紳士成員及平民起來抵抗或挑戰政府權威的因素，就這樣被清除了。
中共黨人的最終目标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除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其他利益的社會。
再次，中共黨人充滿活力與效率的行政——這些通常是描述帝制中國曆史上新政權的特質——給許多觀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産黨政權似乎消除了曆史上各政權擁有的行政弊端。
通過各種各樣的群衆組織和地方機構，[29]中共對鄉村和城市的控制，比清政府更有效。
共産黨人作為統治者，他們顯然懂得專制統治的技術。
他們所采取的統治方式，比清王朝統治者所用的明顯有了改進，但是基本目的和控制的根本原則實質上是相同的：通過對思想、經濟和政治等領域進行全面控制，使自己的統治永久維持下去。
甚至在為自己政治權力合法性辯護這方面，帝國和共産黨政權之間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處，前者公開聲稱“利民”，後者則宣稱一切都是為了“人民”。
中共是否在維持自己統治方面取得了完全而永久的成功呢？就目前情況來看，還不能這樣說。
的确可以想象到，共産黨政權在迥異的環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複了清王朝統治者的失敗經驗。
直到最近，一些知識分子仍然不屈服于思想控制，特别見于他們對毛澤東發動第四次“整風運動”的反對。
[30]據報，一些地方爆發了知識分子和農民都參與的動亂，多少與帝制時期的形态相同。
[31]很明顯，中共所遇到的思想控制困難，是清王朝統治者所沒有遇到過的。
清王朝統治者雖然是異族征服者，但是因利用已有的儒學傳統推行思想控制而得到了紳士和文人這一精英階層最大多數的支持；畢竟紳士和文人正是在儒學傳統中培養起來的，他們也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這一傳統。
共産黨人雖然是本土征服者，但他們用外來的、完全新式的、在許多方面同傳統思維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觀念，來取代傳統儒學。
[32]這樣，他們就失去了清王朝統治者享有的優勢。
與此同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裂縫并沒有愈合。
同其他共産黨政權一樣，中國的共産黨政權是“一種政府和人民之間潛在的内戰”。
[33]這當然毫不新鮮，韓非子早就指出，在一個專制政體中，“上下一日百戰”。
[34]中國共産黨人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終止這種“戰”。
消除私有财産所有制，并沒有化解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利益矛盾。
摧毀所有經濟階層的嘗試，不但沒有消除社會各階層的懸殊地位，反而創造了新的政治階層。
[35]北京的《人民日報》提醒注意“幹群之間新矛盾”的存在；并解釋說，這種新矛盾是黨員一些錯誤行為導緻“幹群關系對立”的結果。
[36]如果真如一位前共産主義者強調所指出的，“顯著的人類特征為（共産主義）運動提供了權力創造和權力誘惑的溫床；獨一無二的等級精神和倫理原則與價值觀完全缺乏，成為維持共産主義運動的條件”，[37]中國的共産黨政權無論目前堅強到什麼程度，也不能永久地免于行政敗壞（所有專制政權都擁有的痼疾）——這句話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黃村居民早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