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鄉村對控制的回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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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的大幹旱。
在今年（即1870年），除了一些地方非常少的莊稼得到灌溉可以望收以外，其他地方幾乎顆粒無收。
因此，居民越來越貧窮，一些地方的貧窮程度達到相當驚人的地步。
各種食物的價格都不尋常的高。
……市場蕭條，是貧窮的自然結果；除了糧食以外，其他貨物輸入也一年一年地減少。
今年情況毫無疑問比前幾年還要壞。
雖然一季小麥好收成就可以改變這個貧窮慘境，但是，隻有連續幾年好收成才可以使這些地方恢複到正常年景。
[100] 該作者在另一封信中寫道： 旅行者每走一步都可以觀察到居民目前貧窮、無生氣的狀态同以前繁榮景象的巨大反差。
較大城鎮，甚至鄉村、廟宇、富麗堂皇的公共建築遺迹以及中國曆史，都可以證明中國北方省區以前是非常繁榮的。
[101] 該作者接着闡述了他所認為的導緻這些省區經濟衰敗的諸多原因。
他說，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口過多，特别是在河南省： 人口過多的後果是，必須盡可能保有更多的耕地，種植居民所需要的糧食作物和棉麻，可供出口的東西非常有限。
……耕種田地，隻需有限的勞動力就可以了；因此，許多人都無工可做，居民普遍變得懶散、冷漠。
[102] 該作者認為，北方經濟衰敗的另一原因在于居民普遍吸食鴉片，山西和河南兩省尤其如此。
他說，在山西好幾個地方，成年男子中至少90%都染上了吸食鴉片的惡習，其中大多數屬于勞動階層，無論是鄉村還是城鎮都是這樣。
與外國貿易的競争，摧毀了很多内地鄉村和城鎮生産的産品的市場；這是鄉村經濟衰敗步伐加快的另一原因。
最後，該作者推斷民變帶來的破壞也讓經濟發展雪上加霜。
他認為，即使北方省區所受民變的影響并不多于（或許少于）其他地區，但其經濟的恢複也不如其他地區那麼容易。
無論華北地區和清帝國其他地區鄉村衰敗的原因到底是什麼，也無論19世紀各地經濟到底存在怎樣的差異，最重要的是，農民大衆在總體上受到當時環境惡化帶來的不利影響，他們比中國其他社會階層遭受到更多的痛苦。
19世紀後半期一些地區發生的社會變化，以各種形式為城市或鄉鎮帶來好處，卻極大地危害了鄉村經濟。
當然，很難弄清楚鄉村經濟承受危害的程度，不過我們能看到鄉村衰敗的一些迹象，并試着分析其原因。
其中一個迹象是：移民他鄉或放棄農業生産所造成的人力脫節。
許多地方的村民發現鄉村經濟不再能滿足他們的生計時，就離開家鄉到其他地方尋找機會；有時，移居的地方遙遠，因而再也沒有回來。
在一些情況下，這種移民運動确實有助于鄉村經濟的發展。
“地瘠民窮”的廣東恩平縣，就是一個極佳事例。
由于即使辛勤勞作，也不能靠農業為生，居民暫時或永久地移居他鄉謀生。
地方志修纂者指出： 至務農者，手胼足胝……幸遇豐年，衣食尚能有賴，否則妻兒不免饑寒。
無論歲之豐歉，每于收獲事竣，即間關數百裡往南海九江等處，估工擔泥，借博勞資。
至歲杪乃言旋。
……計自春徂冬，無一日偷閑。
[103] 在1880年代，移民海外的規模開始越來越大。
恩平縣放棄務農而“遠出”經商的海外赤子，寄錢回家鄉，進一步緩解了恩平居民所受的痛苦。
随着近代交通手段的引入，以及近代商業或工業城市在清帝國一些地方出現，從鄉村移出的人數越來越多。
這一發展潮流在陽江（廣東另一個縣）得到清楚反映。
那裡的居民早些時候都不願意離開家鄉；現在卻非常樂意到遙遠而廣闊的地方尋找更富足的生活。
[104]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雖然移民在一些情況下有利于有關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是清帝國鄉村整體狀況并沒有得到實質提高。
機會隻存在于有路可通往充滿希望之地的少數地區；而且，在設法移民的人群中，并非全部都發财緻富了。
[105]無論怎樣，移民對鄉村帶來的最後作用不論是什麼，都是鄉村“經濟萎縮”的證據。
移民後果至少在一個方面不是有益的。
假定所有移民都是鄉村經濟中最具有活力、最有創業精神的人，他們的永久離去，會導緻居民中出現一種“反向淘汰”（negativeselecting）。
[106]鄉村就會失去一些有用并充滿希望、當環境有利時會對鄉村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成員。
而“留在家鄉的村民，并沒有什麼生活激情和能力”，他們也會安于現狀，即使機會出現在面前，也不會去為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而奮鬥。
[107] 農業人力的脫節經常以改變職業的方式出現，改變發生在本地或他鄉。
在環境惡化、農耕注定沒有收成的時候，鄉民常常被迫放棄務農這項“世業”。
根據地方志的記載，湖南巴陵縣19世紀晚期發生的情況就是這樣： 邑境多山，農民世業，難以自給，多營生于湖北，故監利、沔陽、江陵、潛江四邑土工、農工、染工等巴陵人不下數萬。
春往冬歸。
……若四邑被水，皆歸而家食。
[108] 直隸邯鄲的情況與此類似： 地瘠人衆，僅賴土産，不能維持生活。
貧者借肩挑貿易以養家口。
縣西與河南武安接壤，該縣煤礦極多，普通人家多借運煤為生活之補助，亦以人力推煤為營業者。
[109] 鄉村“經濟蕭條”（saggingeconomy）的另一迹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蕭條的因素，是各種原因造成的農村失業。
許多地方的“遊民”人數在19世紀看來相當多。
一名中國官員在1851年的上奏中指出： 臣壯時聞父老所傳，謂：往昔一鄉一集，遊惰無業者，不過數人。
今則數百家之聚，遊惰辄至數十。
此語已逾二十年，今當更甚。
[110] 在一些情況下，失業而形成的局面，因地方上發生災害導緻人口減少而更加惡化。
另一名中國官員在1884年上奏說： 近因疊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損傷無算，更兼生計艱難，丁壯及歲往往不能婚娶，産生女嬰，率多溺斃。
是以闾閻生齒遠不逮從前之繁庶。
約計一村之中，向有百人業耕者，今隻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鴉片，惰于農事者又約有二三十人。
[111] 這名官員所指出的現象十分普遍，在一些地區一直持續到20世紀。
[112]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相信的那樣，對農村中所有年齡段可以從事生産的人口進行考察，會發現實際上有一半人的生存依靠另一半人的勞動。
[113] 描述帝制中國的鄉村環境，我們很難忽視自然災害的影響。
它對造成村民經濟困境的作用，明顯多于任何其他單一因素。
前文已經指出，清政府積極應對水旱災害造成的緊急狀況。
[114]但它所采行的各種防治水災和救濟饑荒的措施，效果非常有限；更經常的是，由于地方官及其走卒的無能和腐敗，這些措施不僅毫無用處，反而對人民有害。
[115]下面一段叙述描繪了浙江某地1849年發生的水災景象。
村民在3個月裡徒勞無益地搏鬥，竭力想把自己的莊稼從洪魔手中奪回來，最終隻得放棄自己的家園： 一切苦鬥徒勞無益之後，村民們開始成群結隊，背着口袋，流浪他鄉，到處乞讨少得可憐的食物。
他們看上去肮髒醜陋，衣不蔽體；頭發直立、粗糙，臉部縮在一起，嘴唇呈現青灰色。
這些不久前還是愛好和平、勤勞的農民，明顯受絕望的驅迫而很容易做出各種暴行。
……所有的鄉村一個個被放棄，無數戶家庭流落鄰省尋求生存。
[116] 這幅大災造成的圖景的确可怕，但還不是最糟糕的。
在華北一些地區，持續幹旱或規模巨大的水災帶給村民難以估量的痛苦，帶給他們的村莊幾乎無法恢複的破壞。
下引幾段叙述，描述了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和直隸北部在1875年到1878年災害的連續打擊下出現的令人吃驚的悲慘局面；這一幅景象，或許才是中國鄉村任何地方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景象： 從天津向内陸延伸的廣大平原地帶在1875年以前看來以土地肥沃而著稱。
但是，在1875年和此前幾年，連續發生了幾次規模巨大的洪災，完全改變了鄉村的模樣，所有認真修建起來的灌溉工程全部被掃蕩得蹤迹全無，所有植物全部被摧毀。
大運河河岸處處坍塌，最好的玉米地都變成内陸湖泊。
當無情的雲在這幾年裡把它們儲藏的雨水存貨一口氣倒完之後，接下來的好幾年，天空一直是黃銅色的（用《聖經》的話，意指天空無情地藍），含有雨水的雲層消失得幹幹淨淨。
大平原因此變得焦黑、堅硬，耕種變得毫無希望。
農民徒勞地把珍貴的種子種到地裡。
……在幾個月裡，農民靠野草種子、棉籽粕、草根和樹皮為生。
……當然，在此之前，牛、羊、驢、家禽，早就被吃光了…… 天津是一個大港，從年景較好省區運來的糧食到此下船，然後運往災區，許多悲慘而又饑餓的災民聚集在這裡。
……一度生活得較好的男人、女人和孩童，在饑荒的4年裡賣光一切……靠碼頭或糧倉掃攏的垃圾裡幾顆夾雜着灰塵的谷粒為生。
其他人則把粗糙的谷粒外殼與觀音土混在一起吃。
[117] 一場嚴重災荒所帶來的最壞的直接後果，可以從1901年陝西一些地方的報告看出： 為了更好地了解陝西全省遭受災荒打擊的情形，我在西安北邊大約30英裡的三原鎮一個廢棄的教堂住了5天。
陪伴我的是曾經協助敦崇禮（Duncan）先生進行救濟的一個傳教士。
我們從三原出發，穿過西安平原。
從一些迹象看出，這一帶以前人煙稠密。
在沒有樹木的白色荒漠上，每1/4英裡就矗立一座泥土的村子；荒漠朝北、東、西延伸，像無邊無際的海洋。
廣大的平原一片死寂……在一些村子裡有一群群饑餓的男人、兒童，他們是消失的村莊僅有的幸存者。
平原因居民死去而陷入沉寂。
[118] 還有其他事例，全村或全鎮的居民全部消失。
一名中國官員1902年春發現，位于山西曲沃和聞喜兩縣附近的一個鄉鎮和一些村子，在1897—1898年一場規模巨大的災荒之後完全無人居住。
該官員經過這些地方時，看到的仍然是一片廢墟。
[119] 這些嚴重災害發生期間，整個清帝國死去的人數相當驚人。
我們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但是據估計，在1878年5月，前面提到的華北五省有500萬人死去。
[120]在1901年7月之前的3年裡，陝西有200多萬人死去。
僅僅在三原一縣，人口就從50，000減少到不足20，000人。
[121]其他估計數字更為驚人，[122]但不太可信。
即使發生了最嚴重的災害，居住在鄉村地區的紳士和富戶大概都能幸存下來，并不會像沒有什麼地位的村民那樣死去。
不過并不能肯定，他們沒有遷到更有希望的地方去。
早在災害襲擊他們的家鄉之前，他們就從鄉間遷往城鎮和城市；在那裡，他們容易找到舒适程度較高、較安全的生活，或者能夠讓他們發揮影響力的更大空間。
[123]在災害期間，這些鄉村名流更容易抛棄自己的祖傳家園，不再回去。
他們移民他鄉，使因大批鄉民死去所造成的情形更加惡化，在一些情況下，甚至導緻許多鄉村的毀滅。
反叛和民變，本來是悲慘環境的部分産品，[124]反過來加劇了鄉村環境進一步惡化。
清政府為鎮壓民變而采取的軍事行動，對生命和财産所帶來的毀滅性比“賊”的活動來得更大；這常常為事實所證明。
“亂後”，深受影響的村民發現自己的處境比以前更壞，這一點也不令人奇怪。
在許多地方，很少有村民能逃過戰争洗劫而幸存下來。
例如，據說安徽蒙城縣無數居民死于1850年代的軍事行動，或者逃離自己的家園到其他地方避難。
[125]安徽和浙江一些地方受到的破壞非常嚴重，曾經繁榮富庶的鄉村在許多年後，無論是其規模還是經濟發展，都還未得到複蘇。
例如，一位西方考察者就把他所看到的情況報告如下： 就風景來說，分水〔譯者按：富春江支流，在浙江省〕河谷是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好地方之一。
……然而，該地生存現狀卻極悲涼凄慘。
……盡管河谷土地非常肥沃，卻到處顯得荒涼。
從遠處看，一間間白色房屋坐落在小樹林中；可是走近時，卻發現它們已經變成廢墟。
種種迹象都表明，這一帶地方以前非常富庶，可現在變成了荒地。
各處的房屋都是簡單搭建起來的，作為可憐、凄慘的居民的栖身之所；他們的貧窮與他們生活的土地的肥沃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先前提到的城鎮——桐廬、昌化、於潛、甯國，都變成了巨大的廢墟，每處還能居住的房屋不過十來間。
這是13年前太平天國之役帶來的。
…… 很難想象世界上還有哪個地方的生命和财産被毀壞到這樣的程度；這些地方隻不過是命運相同的廣大鄉村地區中很少的一部分。
[126] 戰争對中國北方鄉村社會的破壞作用，即使不會更嚴重，也是同樣具有毀滅性的。
另一位西方學者叙述了他所得知的陝北延安府及其附近地區在1850到1875年期間的悲慘情況；延安府所受災難首先是戰争，接踵而來的是饑荒： 告訴我情況的人回憶起他年輕時延安府的情況時，語氣充滿激情。
他感慨道：“當鋪有八間之多！”在中國，“當鋪林立”是描述城鎮繁榮最好的詞語。
…… 進一步講，延安府在繁榮時期，人煙稠密；甚至連西山山上的每個窯洞，都住滿了人戶。
…… 然而，和平繁榮被打斷了。
同治六年三月（1866年4月），一支回民大軍進攻陝北，把沿途所有城鎮都摧毀了。
……幸運的是，延安府當時還能夠抵抗反叛者。
…… 如果總人口并未減少，整個鄉間不被搶劫，延安府城不因其他地區居民大量擁入而擁擠，當地資源未被巨大消耗掉，那麼，延安府還會繁榮下去。
…… 在同治六年十月（1866年10月），一支太平軍……到達延安府。
……它的到來，徹底完成了7個月前回民軍隊開始的人口減少過程。
每一個角落都被搶劫……幸存下來的居民逃走了。
…… 來年4月（1867年），回民軍隊又來了，進行周期性的搶劫。
…… 接着到來的是饑荒。
我那位年長的朋友說道：“這事不能怪老天爺。
”天氣一直都很好；因此，如果沒有戰争，延安府當然還能維持繁榮。
……1866年收獲前，一支叛軍來了，接着是另一支。
……其結果是，1867年糧食供應比平常少，而需求量比平常要大。
…… 1867年4月，回民軍隊第二次進攻延安府，完全幹擾了當年的耕種和收獲。
…… ……糧食價格是平常的10倍，90%的人因此挨餓。
…… 不過，少數幸存下來的居民在1869年獲得豐收；這種景象一直持續到1876年。
是年，延安府遇到了一場真正的饑荒的毀滅性打擊，亦即橫行數省，導緻800萬人死去的“丁戊奇荒”。
延安府城再未從戰争和災荒的毀滅中複蘇過來，其周圍鄉間被毀滅的程度更嚴重。
由于人煙稀少，整個原野變成野獸的樂園。
雖然平原地帶重新種上了莊稼，較廣闊的山谷地帶也逐漸奪了回來，但是較狹窄的溪谷仍然是豹子、野豬、狼等野獸的天下。
……因此，整個延安府至今仍然是全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127] 雖然許多地區所遇到的情況不如延安府那樣嚴重，但是清帝國一些地方的鄉村社會被毀滅，注定要對其他地方産生不利影響。
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指出被毀滅的精确程度，但一些作者指出，清帝國在社會動蕩時期的人口減少，無疑就是社會衰敗的象征。
[128]我們完全可以說：中華帝國長時期的相對繁榮因人口過剩而很快結束；人口過多是經濟的詛咒，而戰争和饑荒使人口減少，從而緩解了這個惱人的經濟問題，但同時給生活在鄉村的億萬百姓帶來了數不清的災難。
西方對鄉村環境的沖擊 如果不指出西方商業和工業的注入所産生的影響，是難以描繪出19世紀的中國鄉村環境的。
很明顯，西方對中國鄉村産生的沖擊力，不如對城市和鄉鎮（尤其是那些坐落在海岸附近和内陸主要交通線上的城市、鄉鎮）的那樣迅速和直接。
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無論鄉村地區感覺到的影響是什麼，本質上應該是經濟的，而非知識的；而且這種影響的強度，在清帝國各個地方是不同的。
西方影響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個面向，是對土地所有權和價格的影響。
最近有學者稱在受商業和工業影響較小的省區，租佃關系的存在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而在“城市資本”流入農業生産的省區，土地所有權的集中經常變得特别引人注目。
舉例來說，在近代上海的郊區，95%的農民屬于佃農階層；在廣州三角洲，為85%；而在山西、陝西、河北（直隸）、山東和河南，2/3的農民擁有自己的耕地。
[129] 西方的這種影響并不限于20世紀的沿海地區。
1870年2月，一位西方學者就報告湖南東部的情況說： 一般說來，湘東居民的衣着比起我在任何其他省區所看到的要好。
……相當多的金錢流入鄉間，換取茶葉、茶油、大麻和煤等。
……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富人”擁有相當多上好宅邸的地區。
他們經商緻富之後，就不再經商，把資本投入不動産，然後租給農民耕種。
……湘潭長時期以來就是西方産品的巨大集散地。
這裡的西方商品主要從廣州運來，流向四川、貴州、湖北、河南、山西、陝西，甚至雲南和甘肅。
[130] 在這樣的情況下，土地就成為理想的投資方向，不可避免地導緻土地價格上漲。
在一些地區，土地變得非常昂貴并不是因為它可以有農租的收入，而是由于其位置很适合于商業之用。
廣東三水縣鄉村地區的情形就是如此。
有資料記載說： 粵東三水一縣，為西北二江之沖，頃英人在梧州通商，輪舶往來，必經此路，故三水岡根鄉之地，英人設立領事署，我中國亦設立稅關征稅焉。
港省諸巨商，聞此消息，争往購地……昔之每畝價值數十金者，今增至二三百金。
[131] 這樣發展的結果在内陸一些地方不可能出現，也不一定就有利于鄉村經濟的發展。
購買土地而不用于農業生産的人，其興趣既不在于提高農業生産，也不在于改善農民生活，而主要在于從出租土地或土地增值中獲取更大的利益。
[132]這種趨勢早在19世紀之前就存在，在西方商業和工業引入後的刺激下進一步發展起來。
西方勢力對鄉村經濟的影響，還有另一個層面。
1842年到1906年，清帝國各個地方向外國開放的城市和市場達到40多個；[133]西式工廠的修建（大多數設在擁有較大港口城市的省區），[134]使洋貨的進口從涓涓細流變成前所未有的洪流，首先淹沒了城市，最終沖擊了鄉村。
這種情況，對許多消費者來說意味着奢侈和享受；對城鎮和城市來說，意味着工商業的發展；對相當多數在其他情況下仍然失業的鄉民來說，意味着被雇傭。
所有這一切，都給一些地方帶來了繁榮，或扭轉了嚴峻的經濟形勢。
絲綢、茶葉、生姜等的出口，毫無疑問使生産這些土産的鄉村受益。
不過，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鄉村手工業在19世紀下半期的衰敗。
此前，手工業産品常常給鄉民帶來額外收入；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鄉民因農業收入不足而受到的痛苦。
中國本地産品一時還能抵擋“洋貨”的猛烈進攻，[135]不過鄉民很快意識到了這個威脅。
西方一位學者記載了1831年英國一些商務代理向〔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報告，其中反映了鄉民對進口洋紗首次入侵所作的反應： 在離廣州最近的兩個地區以及另一個離廣州大約20英裡的縣，鄉民們爆發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反對洋紗進口的騷亂。
這些鄉民大聲地抱怨說，洋紗進口，奪走了他們妻兒的飯碗，因為他們是靠紡織為生的。
[136] 但是，抵抗最終是無用的。
無論是家庭消費還是地方生産，甚至是在最遙遠的地區，“洋貨”都被廣泛使用。
比如，一位西方旅行者在1870年代發現，雲南西部普通市場上也擺放着進口商品。
[137] 這個發展情況已經衆所周知，用不着再贅述。
外國商品湧入對中國鄉村經濟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同樣廣為人知。
[138]19世紀末，一位西方傳教士對這種情況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 從給航運公司董事的報告中，我們看到的是與中國進行棉産品貿易的發展，以及從廣州到天津和牛莊沿海商業貿易線上的美好前景，但是，沒有一個人看到這種貿易擴張對生活在許多棉産地的億萬中國人帶來的影響。
迄今為止，這些中國人靠紡織維持貧困的生活。
他們每紡寬15英寸的一匹布，要艱苦地工作兩天，賣到市場上，隻夠買一點少得可憐的家庭生活必需品以及繼續紡織所需要的棉花。
……但是現在，外來棉産品的“美好前景”，已經奪走了本土棉布的市場。
……在一些鄉村，每戶家庭都有一兩台織布機……而現在，這種織布機已經棄置不用了。
…… 大批沒有織布機的中國人能靠紡織棉紗勉強支撐——這是中國人面對在門口徘徊的狼，保護自己的一項最重要的輔助手段。
但是近來，孟買、日本，甚至上海當地，工廠日漸活躍。
比家庭生産的更平整、更耐用，甚至更便宜的棉紡織品，被大量生産出來，淹沒了中國的棉作區，導緻紡車不再轉動，而作為年幼的、年老的、虛弱的和無助的人們收入來源的涓涓細流也最終枯竭了。
[139] 織布機和紡車工匠是受到最殘酷打擊的群體，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一位當代學者認為，在家庭手工業被極大地破壞以前，中國鄉村問題并不太嚴重。
[140]這一觀點并非沒有說服力。
吸食鴉片（鴉片也是國外輸入的商品之一）日益普遍，其後果比國外消費品的入侵甚至更為嚴重。
當然，早在鴉片從印度輸入中國之前，中國的确已經有了鴉片，中國土産鴉片大量用于制造鴉片藥，對經濟和社會都産生了嚴重威脅。
但是，外國商人必須承擔部分實質責任。
[141]無論怎樣說，鴉片煙輸入量持續增加，同時“因吸食鴉片而産生的邪惡逐年上升”。
[142]進口鴉片的價值一度達到進口商品總值的一半。
[143]鴉片貿易的擴張和持續，除了導緻本來可以用于獲利的部分财富被浪費外，還讓人吸毒成瘾，最終毀滅整個家庭。
鴉片吸食成性已成為全國性的現象，雖然其程度在清帝國各地有些不同。
1890年左右，西方一位醫生就報告了華北一些地方的情況： 山西省……一些村子裡，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鴉片。
……走進這類村子，一看到破爛的房屋和廟宇，立馬就知道整個村子是由煙鬼組成的。
在山東省，幾乎每個村莊都有鴉片煙館，所有廟會和市場都在出售鴉片煙。
[144] 大約10年之後，西方一位旅行者也寫道： 穿越晉北高原，從長城到太原府，道路兩旁的一連串村莊，幾乎都擁有某種共同的特色。
居民超過300人的村莊很少。
這些村莊與世隔絕……村民雖然沒有什麼奢侈享受，也沒有什麼舒适設施，但是，他們仍然感到幸福、滿足。
…… 我已經說過，在穿越晉北高原的行程中，一天之内至少可以發現一個這樣的村莊，無論用什麼标準衡量，都很難認為是幸福或幸運的。
即使在遠處，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處境悲慘的村莊同其他村莊的明顯區别。
位于村口的泥牆已經破碎不堪。
……房屋屋頂破敗不堪，到處都是洞。
走近一看，窗子上的紙窗格已經不見了，門也隻有一個軸勉強支撐着。
街上沒人賣菜，僅有的一兩間店鋪也關着門。
房屋的陰影裡，幾個男女躺着或蹲着——看上去都麻木不仁。
他們的臉像皮革一樣皺巴巴的，眼睛無神，遲鈍，他們的衣服是一團破布。
……即使是女人手中抱着的嬰孩，也是皮膚幹燥、臉色憔悴——所有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鴉片煙。
[145] 在一些地方，幾乎所有居民都沉湎于煙霧缭繞之中。
陝西一個府的情況就是這樣。
一傳教士叙述說： 在許多地方，居民吸食鴉片的惡習比通常認為的要嚴重得多；延安府就是其中之一。
毫不誇張地說，延安府90%的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鴉片煙的犧牲品。
……不但在沿着通往省城的主要道路上，而且深入每個府，每個州縣，每個鄉鎮，每個鄉村；按照延安府的情況來說，實際上深入到每戶家庭之中。
[146] 染上鴉片煙瘾，最終給煙鬼帶來的是“敗家喪身”。
它對鄉村經濟的破壞作用就很容易想象了。
進口鴉片煙和消費品，還對中國經濟産生另一惡果，在鄉村以及城鎮都造成很大反響。
按照西方一些學者的看法，19世紀早期的銀價上漲，其部分原因就是鴉片進口。
[147]前文已經指出，小農和佃農的錢币收入通常是銅錢，而納稅要用銀兩。
因此，銀價上漲，意味着小農、佃農的苦痛加重。
[148] 因此，西方工商業對19世紀中國鄉村各方面造成的影響，至少在一段時期裡是危害而非好處。
“自從與西方強大的工業接觸以來，中國鄉村最顯著的事實就是處于不停的衰敗之中”，[149]這一觀點是有些道理的。
不可否認，即使沒有外來勢力的沖擊，清帝國所處曆史環境中内在的和固有的因素也會促使中國鄉村經濟走上崩潰之路，但是，這些外力無疑加速了這個過程。
總而言之，中國鄉村社會的惡化，部分原因是内力的作用，另一部分原因是西方工商業的破壞作用。
到19世紀中葉，這種惡化達到臨界點，清帝國各地許多鄉民已經因赤貧和苦痛而絕望，情況已到了崩潰邊緣。
許多村民痛苦無助，默默地死去；其中一些村民加入“匪”，或者聚集在尋求摧毀現存政權的反對派領導者的麾下。
*** [1]關于此種鄉村的描述，參見第一章。
[2]E.ColborneBaber，TravelsandResearchesinWesternChina（1832），p.
在今年（即1870年），除了一些地方非常少的莊稼得到灌溉可以望收以外，其他地方幾乎顆粒無收。
因此，居民越來越貧窮，一些地方的貧窮程度達到相當驚人的地步。
各種食物的價格都不尋常的高。
……市場蕭條，是貧窮的自然結果；除了糧食以外，其他貨物輸入也一年一年地減少。
今年情況毫無疑問比前幾年還要壞。
雖然一季小麥好收成就可以改變這個貧窮慘境，但是，隻有連續幾年好收成才可以使這些地方恢複到正常年景。
[100] 該作者在另一封信中寫道： 旅行者每走一步都可以觀察到居民目前貧窮、無生氣的狀态同以前繁榮景象的巨大反差。
較大城鎮，甚至鄉村、廟宇、富麗堂皇的公共建築遺迹以及中國曆史，都可以證明中國北方省區以前是非常繁榮的。
[101] 該作者接着闡述了他所認為的導緻這些省區經濟衰敗的諸多原因。
他說，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口過多，特别是在河南省： 人口過多的後果是，必須盡可能保有更多的耕地，種植居民所需要的糧食作物和棉麻，可供出口的東西非常有限。
……耕種田地，隻需有限的勞動力就可以了；因此，許多人都無工可做，居民普遍變得懶散、冷漠。
[102] 該作者認為，北方經濟衰敗的另一原因在于居民普遍吸食鴉片，山西和河南兩省尤其如此。
他說，在山西好幾個地方，成年男子中至少90%都染上了吸食鴉片的惡習，其中大多數屬于勞動階層，無論是鄉村還是城鎮都是這樣。
與外國貿易的競争，摧毀了很多内地鄉村和城鎮生産的産品的市場；這是鄉村經濟衰敗步伐加快的另一原因。
最後，該作者推斷民變帶來的破壞也讓經濟發展雪上加霜。
他認為，即使北方省區所受民變的影響并不多于（或許少于）其他地區，但其經濟的恢複也不如其他地區那麼容易。
無論華北地區和清帝國其他地區鄉村衰敗的原因到底是什麼，也無論19世紀各地經濟到底存在怎樣的差異，最重要的是，農民大衆在總體上受到當時環境惡化帶來的不利影響，他們比中國其他社會階層遭受到更多的痛苦。
19世紀後半期一些地區發生的社會變化，以各種形式為城市或鄉鎮帶來好處，卻極大地危害了鄉村經濟。
當然，很難弄清楚鄉村經濟承受危害的程度，不過我們能看到鄉村衰敗的一些迹象，并試着分析其原因。
其中一個迹象是：移民他鄉或放棄農業生産所造成的人力脫節。
許多地方的村民發現鄉村經濟不再能滿足他們的生計時，就離開家鄉到其他地方尋找機會；有時，移居的地方遙遠，因而再也沒有回來。
在一些情況下，這種移民運動确實有助于鄉村經濟的發展。
“地瘠民窮”的廣東恩平縣，就是一個極佳事例。
由于即使辛勤勞作，也不能靠農業為生，居民暫時或永久地移居他鄉謀生。
地方志修纂者指出： 至務農者，手胼足胝……幸遇豐年，衣食尚能有賴，否則妻兒不免饑寒。
無論歲之豐歉，每于收獲事竣，即間關數百裡往南海九江等處，估工擔泥，借博勞資。
至歲杪乃言旋。
……計自春徂冬，無一日偷閑。
[103] 在1880年代，移民海外的規模開始越來越大。
恩平縣放棄務農而“遠出”經商的海外赤子，寄錢回家鄉，進一步緩解了恩平居民所受的痛苦。
随着近代交通手段的引入，以及近代商業或工業城市在清帝國一些地方出現，從鄉村移出的人數越來越多。
這一發展潮流在陽江（廣東另一個縣）得到清楚反映。
那裡的居民早些時候都不願意離開家鄉；現在卻非常樂意到遙遠而廣闊的地方尋找更富足的生活。
[104]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雖然移民在一些情況下有利于有關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是清帝國鄉村整體狀況并沒有得到實質提高。
機會隻存在于有路可通往充滿希望之地的少數地區；而且，在設法移民的人群中，并非全部都發财緻富了。
[105]無論怎樣，移民對鄉村帶來的最後作用不論是什麼，都是鄉村“經濟萎縮”的證據。
移民後果至少在一個方面不是有益的。
假定所有移民都是鄉村經濟中最具有活力、最有創業精神的人，他們的永久離去，會導緻居民中出現一種“反向淘汰”（negativeselecting）。
[106]鄉村就會失去一些有用并充滿希望、當環境有利時會對鄉村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成員。
而“留在家鄉的村民，并沒有什麼生活激情和能力”，他們也會安于現狀，即使機會出現在面前，也不會去為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而奮鬥。
[107] 農業人力的脫節經常以改變職業的方式出現，改變發生在本地或他鄉。
在環境惡化、農耕注定沒有收成的時候，鄉民常常被迫放棄務農這項“世業”。
根據地方志的記載，湖南巴陵縣19世紀晚期發生的情況就是這樣： 邑境多山，農民世業，難以自給，多營生于湖北，故監利、沔陽、江陵、潛江四邑土工、農工、染工等巴陵人不下數萬。
春往冬歸。
……若四邑被水，皆歸而家食。
[108] 直隸邯鄲的情況與此類似： 地瘠人衆，僅賴土産，不能維持生活。
貧者借肩挑貿易以養家口。
縣西與河南武安接壤，該縣煤礦極多，普通人家多借運煤為生活之補助，亦以人力推煤為營業者。
[109] 鄉村“經濟蕭條”（saggingeconomy）的另一迹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蕭條的因素，是各種原因造成的農村失業。
許多地方的“遊民”人數在19世紀看來相當多。
一名中國官員在1851年的上奏中指出： 臣壯時聞父老所傳，謂：往昔一鄉一集，遊惰無業者，不過數人。
今則數百家之聚，遊惰辄至數十。
此語已逾二十年，今當更甚。
[110] 在一些情況下，失業而形成的局面，因地方上發生災害導緻人口減少而更加惡化。
另一名中國官員在1884年上奏說： 近因疊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損傷無算，更兼生計艱難，丁壯及歲往往不能婚娶，産生女嬰，率多溺斃。
是以闾閻生齒遠不逮從前之繁庶。
約計一村之中，向有百人業耕者，今隻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鴉片，惰于農事者又約有二三十人。
[111] 這名官員所指出的現象十分普遍，在一些地區一直持續到20世紀。
[112]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相信的那樣，對農村中所有年齡段可以從事生産的人口進行考察，會發現實際上有一半人的生存依靠另一半人的勞動。
[113] 描述帝制中國的鄉村環境，我們很難忽視自然災害的影響。
它對造成村民經濟困境的作用，明顯多于任何其他單一因素。
前文已經指出，清政府積極應對水旱災害造成的緊急狀況。
[114]但它所采行的各種防治水災和救濟饑荒的措施，效果非常有限；更經常的是，由于地方官及其走卒的無能和腐敗，這些措施不僅毫無用處，反而對人民有害。
[115]下面一段叙述描繪了浙江某地1849年發生的水災景象。
村民在3個月裡徒勞無益地搏鬥，竭力想把自己的莊稼從洪魔手中奪回來，最終隻得放棄自己的家園： 一切苦鬥徒勞無益之後，村民們開始成群結隊，背着口袋，流浪他鄉，到處乞讨少得可憐的食物。
他們看上去肮髒醜陋，衣不蔽體；頭發直立、粗糙，臉部縮在一起，嘴唇呈現青灰色。
這些不久前還是愛好和平、勤勞的農民，明顯受絕望的驅迫而很容易做出各種暴行。
……所有的鄉村一個個被放棄，無數戶家庭流落鄰省尋求生存。
[116] 這幅大災造成的圖景的确可怕，但還不是最糟糕的。
在華北一些地區，持續幹旱或規模巨大的水災帶給村民難以估量的痛苦，帶給他們的村莊幾乎無法恢複的破壞。
下引幾段叙述，描述了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和直隸北部在1875年到1878年災害的連續打擊下出現的令人吃驚的悲慘局面；這一幅景象，或許才是中國鄉村任何地方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景象： 從天津向内陸延伸的廣大平原地帶在1875年以前看來以土地肥沃而著稱。
但是，在1875年和此前幾年，連續發生了幾次規模巨大的洪災，完全改變了鄉村的模樣，所有認真修建起來的灌溉工程全部被掃蕩得蹤迹全無，所有植物全部被摧毀。
大運河河岸處處坍塌，最好的玉米地都變成内陸湖泊。
當無情的雲在這幾年裡把它們儲藏的雨水存貨一口氣倒完之後，接下來的好幾年，天空一直是黃銅色的（用《聖經》的話，意指天空無情地藍），含有雨水的雲層消失得幹幹淨淨。
大平原因此變得焦黑、堅硬，耕種變得毫無希望。
農民徒勞地把珍貴的種子種到地裡。
……在幾個月裡，農民靠野草種子、棉籽粕、草根和樹皮為生。
……當然，在此之前，牛、羊、驢、家禽，早就被吃光了…… 天津是一個大港，從年景較好省區運來的糧食到此下船，然後運往災區，許多悲慘而又饑餓的災民聚集在這裡。
……一度生活得較好的男人、女人和孩童，在饑荒的4年裡賣光一切……靠碼頭或糧倉掃攏的垃圾裡幾顆夾雜着灰塵的谷粒為生。
其他人則把粗糙的谷粒外殼與觀音土混在一起吃。
[117] 一場嚴重災荒所帶來的最壞的直接後果，可以從1901年陝西一些地方的報告看出： 為了更好地了解陝西全省遭受災荒打擊的情形，我在西安北邊大約30英裡的三原鎮一個廢棄的教堂住了5天。
陪伴我的是曾經協助敦崇禮（Duncan）先生進行救濟的一個傳教士。
我們從三原出發，穿過西安平原。
從一些迹象看出，這一帶以前人煙稠密。
在沒有樹木的白色荒漠上，每1/4英裡就矗立一座泥土的村子；荒漠朝北、東、西延伸，像無邊無際的海洋。
廣大的平原一片死寂……在一些村子裡有一群群饑餓的男人、兒童，他們是消失的村莊僅有的幸存者。
平原因居民死去而陷入沉寂。
[118] 還有其他事例，全村或全鎮的居民全部消失。
一名中國官員1902年春發現，位于山西曲沃和聞喜兩縣附近的一個鄉鎮和一些村子，在1897—1898年一場規模巨大的災荒之後完全無人居住。
該官員經過這些地方時，看到的仍然是一片廢墟。
[119] 這些嚴重災害發生期間，整個清帝國死去的人數相當驚人。
我們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但是據估計，在1878年5月，前面提到的華北五省有500萬人死去。
[120]在1901年7月之前的3年裡，陝西有200多萬人死去。
僅僅在三原一縣，人口就從50，000減少到不足20，000人。
[121]其他估計數字更為驚人，[122]但不太可信。
即使發生了最嚴重的災害，居住在鄉村地區的紳士和富戶大概都能幸存下來，并不會像沒有什麼地位的村民那樣死去。
不過并不能肯定，他們沒有遷到更有希望的地方去。
早在災害襲擊他們的家鄉之前，他們就從鄉間遷往城鎮和城市；在那裡，他們容易找到舒适程度較高、較安全的生活，或者能夠讓他們發揮影響力的更大空間。
[123]在災害期間，這些鄉村名流更容易抛棄自己的祖傳家園，不再回去。
他們移民他鄉，使因大批鄉民死去所造成的情形更加惡化，在一些情況下，甚至導緻許多鄉村的毀滅。
反叛和民變，本來是悲慘環境的部分産品，[124]反過來加劇了鄉村環境進一步惡化。
清政府為鎮壓民變而采取的軍事行動，對生命和财産所帶來的毀滅性比“賊”的活動來得更大；這常常為事實所證明。
“亂後”，深受影響的村民發現自己的處境比以前更壞，這一點也不令人奇怪。
在許多地方，很少有村民能逃過戰争洗劫而幸存下來。
例如，據說安徽蒙城縣無數居民死于1850年代的軍事行動，或者逃離自己的家園到其他地方避難。
[125]安徽和浙江一些地方受到的破壞非常嚴重，曾經繁榮富庶的鄉村在許多年後，無論是其規模還是經濟發展，都還未得到複蘇。
例如，一位西方考察者就把他所看到的情況報告如下： 就風景來說，分水〔譯者按：富春江支流，在浙江省〕河谷是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好地方之一。
……然而，該地生存現狀卻極悲涼凄慘。
……盡管河谷土地非常肥沃，卻到處顯得荒涼。
從遠處看，一間間白色房屋坐落在小樹林中；可是走近時，卻發現它們已經變成廢墟。
種種迹象都表明，這一帶地方以前非常富庶，可現在變成了荒地。
各處的房屋都是簡單搭建起來的，作為可憐、凄慘的居民的栖身之所；他們的貧窮與他們生活的土地的肥沃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先前提到的城鎮——桐廬、昌化、於潛、甯國，都變成了巨大的廢墟，每處還能居住的房屋不過十來間。
這是13年前太平天國之役帶來的。
…… 很難想象世界上還有哪個地方的生命和财産被毀壞到這樣的程度；這些地方隻不過是命運相同的廣大鄉村地區中很少的一部分。
[126] 戰争對中國北方鄉村社會的破壞作用，即使不會更嚴重，也是同樣具有毀滅性的。
另一位西方學者叙述了他所得知的陝北延安府及其附近地區在1850到1875年期間的悲慘情況；延安府所受災難首先是戰争，接踵而來的是饑荒： 告訴我情況的人回憶起他年輕時延安府的情況時，語氣充滿激情。
他感慨道：“當鋪有八間之多！”在中國，“當鋪林立”是描述城鎮繁榮最好的詞語。
…… 進一步講，延安府在繁榮時期，人煙稠密；甚至連西山山上的每個窯洞，都住滿了人戶。
…… 然而，和平繁榮被打斷了。
同治六年三月（1866年4月），一支回民大軍進攻陝北，把沿途所有城鎮都摧毀了。
……幸運的是，延安府當時還能夠抵抗反叛者。
…… 如果總人口并未減少，整個鄉間不被搶劫，延安府城不因其他地區居民大量擁入而擁擠，當地資源未被巨大消耗掉，那麼，延安府還會繁榮下去。
…… 在同治六年十月（1866年10月），一支太平軍……到達延安府。
……它的到來，徹底完成了7個月前回民軍隊開始的人口減少過程。
每一個角落都被搶劫……幸存下來的居民逃走了。
…… 來年4月（1867年），回民軍隊又來了，進行周期性的搶劫。
…… 接着到來的是饑荒。
我那位年長的朋友說道：“這事不能怪老天爺。
”天氣一直都很好；因此，如果沒有戰争，延安府當然還能維持繁榮。
……1866年收獲前，一支叛軍來了，接着是另一支。
……其結果是，1867年糧食供應比平常少，而需求量比平常要大。
…… 1867年4月，回民軍隊第二次進攻延安府，完全幹擾了當年的耕種和收獲。
…… ……糧食價格是平常的10倍，90%的人因此挨餓。
…… 不過，少數幸存下來的居民在1869年獲得豐收；這種景象一直持續到1876年。
是年，延安府遇到了一場真正的饑荒的毀滅性打擊，亦即橫行數省，導緻800萬人死去的“丁戊奇荒”。
延安府城再未從戰争和災荒的毀滅中複蘇過來，其周圍鄉間被毀滅的程度更嚴重。
由于人煙稀少，整個原野變成野獸的樂園。
雖然平原地帶重新種上了莊稼，較廣闊的山谷地帶也逐漸奪了回來，但是較狹窄的溪谷仍然是豹子、野豬、狼等野獸的天下。
……因此，整個延安府至今仍然是全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127] 雖然許多地區所遇到的情況不如延安府那樣嚴重，但是清帝國一些地方的鄉村社會被毀滅，注定要對其他地方産生不利影響。
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指出被毀滅的精确程度，但一些作者指出，清帝國在社會動蕩時期的人口減少，無疑就是社會衰敗的象征。
[128]我們完全可以說：中華帝國長時期的相對繁榮因人口過剩而很快結束；人口過多是經濟的詛咒，而戰争和饑荒使人口減少，從而緩解了這個惱人的經濟問題，但同時給生活在鄉村的億萬百姓帶來了數不清的災難。
西方對鄉村環境的沖擊 如果不指出西方商業和工業的注入所産生的影響，是難以描繪出19世紀的中國鄉村環境的。
很明顯，西方對中國鄉村産生的沖擊力，不如對城市和鄉鎮（尤其是那些坐落在海岸附近和内陸主要交通線上的城市、鄉鎮）的那樣迅速和直接。
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無論鄉村地區感覺到的影響是什麼，本質上應該是經濟的，而非知識的；而且這種影響的強度，在清帝國各個地方是不同的。
西方影響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個面向，是對土地所有權和價格的影響。
最近有學者稱在受商業和工業影響較小的省區，租佃關系的存在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而在“城市資本”流入農業生産的省區，土地所有權的集中經常變得特别引人注目。
舉例來說，在近代上海的郊區，95%的農民屬于佃農階層；在廣州三角洲，為85%；而在山西、陝西、河北（直隸）、山東和河南，2/3的農民擁有自己的耕地。
[129] 西方的這種影響并不限于20世紀的沿海地區。
1870年2月，一位西方學者就報告湖南東部的情況說： 一般說來，湘東居民的衣着比起我在任何其他省區所看到的要好。
……相當多的金錢流入鄉間，換取茶葉、茶油、大麻和煤等。
……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富人”擁有相當多上好宅邸的地區。
他們經商緻富之後，就不再經商，把資本投入不動産，然後租給農民耕種。
……湘潭長時期以來就是西方産品的巨大集散地。
這裡的西方商品主要從廣州運來，流向四川、貴州、湖北、河南、山西、陝西，甚至雲南和甘肅。
[130] 在這樣的情況下，土地就成為理想的投資方向，不可避免地導緻土地價格上漲。
在一些地區，土地變得非常昂貴并不是因為它可以有農租的收入，而是由于其位置很适合于商業之用。
廣東三水縣鄉村地區的情形就是如此。
有資料記載說： 粵東三水一縣，為西北二江之沖，頃英人在梧州通商，輪舶往來，必經此路，故三水岡根鄉之地，英人設立領事署，我中國亦設立稅關征稅焉。
港省諸巨商，聞此消息，争往購地……昔之每畝價值數十金者，今增至二三百金。
[131] 這樣發展的結果在内陸一些地方不可能出現，也不一定就有利于鄉村經濟的發展。
購買土地而不用于農業生産的人，其興趣既不在于提高農業生産，也不在于改善農民生活，而主要在于從出租土地或土地增值中獲取更大的利益。
[132]這種趨勢早在19世紀之前就存在，在西方商業和工業引入後的刺激下進一步發展起來。
西方勢力對鄉村經濟的影響，還有另一個層面。
1842年到1906年，清帝國各個地方向外國開放的城市和市場達到40多個；[133]西式工廠的修建（大多數設在擁有較大港口城市的省區），[134]使洋貨的進口從涓涓細流變成前所未有的洪流，首先淹沒了城市，最終沖擊了鄉村。
這種情況，對許多消費者來說意味着奢侈和享受；對城鎮和城市來說，意味着工商業的發展；對相當多數在其他情況下仍然失業的鄉民來說，意味着被雇傭。
所有這一切，都給一些地方帶來了繁榮，或扭轉了嚴峻的經濟形勢。
絲綢、茶葉、生姜等的出口，毫無疑問使生産這些土産的鄉村受益。
不過，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鄉村手工業在19世紀下半期的衰敗。
此前，手工業産品常常給鄉民帶來額外收入；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鄉民因農業收入不足而受到的痛苦。
中國本地産品一時還能抵擋“洋貨”的猛烈進攻，[135]不過鄉民很快意識到了這個威脅。
西方一位學者記載了1831年英國一些商務代理向〔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報告，其中反映了鄉民對進口洋紗首次入侵所作的反應： 在離廣州最近的兩個地區以及另一個離廣州大約20英裡的縣，鄉民們爆發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反對洋紗進口的騷亂。
這些鄉民大聲地抱怨說，洋紗進口，奪走了他們妻兒的飯碗，因為他們是靠紡織為生的。
[136] 但是，抵抗最終是無用的。
無論是家庭消費還是地方生産，甚至是在最遙遠的地區，“洋貨”都被廣泛使用。
比如，一位西方旅行者在1870年代發現，雲南西部普通市場上也擺放着進口商品。
[137] 這個發展情況已經衆所周知，用不着再贅述。
外國商品湧入對中國鄉村經濟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同樣廣為人知。
[138]19世紀末，一位西方傳教士對這種情況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 從給航運公司董事的報告中，我們看到的是與中國進行棉産品貿易的發展，以及從廣州到天津和牛莊沿海商業貿易線上的美好前景，但是，沒有一個人看到這種貿易擴張對生活在許多棉産地的億萬中國人帶來的影響。
迄今為止，這些中國人靠紡織維持貧困的生活。
他們每紡寬15英寸的一匹布，要艱苦地工作兩天，賣到市場上，隻夠買一點少得可憐的家庭生活必需品以及繼續紡織所需要的棉花。
……但是現在，外來棉産品的“美好前景”，已經奪走了本土棉布的市場。
……在一些鄉村，每戶家庭都有一兩台織布機……而現在，這種織布機已經棄置不用了。
…… 大批沒有織布機的中國人能靠紡織棉紗勉強支撐——這是中國人面對在門口徘徊的狼，保護自己的一項最重要的輔助手段。
但是近來，孟買、日本，甚至上海當地，工廠日漸活躍。
比家庭生産的更平整、更耐用，甚至更便宜的棉紡織品，被大量生産出來，淹沒了中國的棉作區，導緻紡車不再轉動，而作為年幼的、年老的、虛弱的和無助的人們收入來源的涓涓細流也最終枯竭了。
[139] 織布機和紡車工匠是受到最殘酷打擊的群體，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一位當代學者認為，在家庭手工業被極大地破壞以前，中國鄉村問題并不太嚴重。
[140]這一觀點并非沒有說服力。
吸食鴉片（鴉片也是國外輸入的商品之一）日益普遍，其後果比國外消費品的入侵甚至更為嚴重。
當然，早在鴉片從印度輸入中國之前，中國的确已經有了鴉片，中國土産鴉片大量用于制造鴉片藥，對經濟和社會都産生了嚴重威脅。
但是，外國商人必須承擔部分實質責任。
[141]無論怎樣說，鴉片煙輸入量持續增加，同時“因吸食鴉片而産生的邪惡逐年上升”。
[142]進口鴉片的價值一度達到進口商品總值的一半。
[143]鴉片貿易的擴張和持續，除了導緻本來可以用于獲利的部分财富被浪費外，還讓人吸毒成瘾，最終毀滅整個家庭。
鴉片吸食成性已成為全國性的現象，雖然其程度在清帝國各地有些不同。
1890年左右，西方一位醫生就報告了華北一些地方的情況： 山西省……一些村子裡，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鴉片。
……走進這類村子，一看到破爛的房屋和廟宇，立馬就知道整個村子是由煙鬼組成的。
在山東省，幾乎每個村莊都有鴉片煙館，所有廟會和市場都在出售鴉片煙。
[144] 大約10年之後，西方一位旅行者也寫道： 穿越晉北高原，從長城到太原府，道路兩旁的一連串村莊，幾乎都擁有某種共同的特色。
居民超過300人的村莊很少。
這些村莊與世隔絕……村民雖然沒有什麼奢侈享受，也沒有什麼舒适設施，但是，他們仍然感到幸福、滿足。
…… 我已經說過，在穿越晉北高原的行程中，一天之内至少可以發現一個這樣的村莊，無論用什麼标準衡量，都很難認為是幸福或幸運的。
即使在遠處，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處境悲慘的村莊同其他村莊的明顯區别。
位于村口的泥牆已經破碎不堪。
……房屋屋頂破敗不堪，到處都是洞。
走近一看，窗子上的紙窗格已經不見了，門也隻有一個軸勉強支撐着。
街上沒人賣菜，僅有的一兩間店鋪也關着門。
房屋的陰影裡，幾個男女躺着或蹲着——看上去都麻木不仁。
他們的臉像皮革一樣皺巴巴的，眼睛無神，遲鈍，他們的衣服是一團破布。
……即使是女人手中抱着的嬰孩，也是皮膚幹燥、臉色憔悴——所有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鴉片煙。
[145] 在一些地方，幾乎所有居民都沉湎于煙霧缭繞之中。
陝西一個府的情況就是這樣。
一傳教士叙述說： 在許多地方，居民吸食鴉片的惡習比通常認為的要嚴重得多；延安府就是其中之一。
毫不誇張地說，延安府90%的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鴉片煙的犧牲品。
……不但在沿着通往省城的主要道路上，而且深入每個府，每個州縣，每個鄉鎮，每個鄉村；按照延安府的情況來說，實際上深入到每戶家庭之中。
[146] 染上鴉片煙瘾，最終給煙鬼帶來的是“敗家喪身”。
它對鄉村經濟的破壞作用就很容易想象了。
進口鴉片煙和消費品，還對中國經濟産生另一惡果，在鄉村以及城鎮都造成很大反響。
按照西方一些學者的看法，19世紀早期的銀價上漲，其部分原因就是鴉片進口。
[147]前文已經指出，小農和佃農的錢币收入通常是銅錢，而納稅要用銀兩。
因此，銀價上漲，意味着小農、佃農的苦痛加重。
[148] 因此，西方工商業對19世紀中國鄉村各方面造成的影響，至少在一段時期裡是危害而非好處。
“自從與西方強大的工業接觸以來，中國鄉村最顯著的事實就是處于不停的衰敗之中”，[149]這一觀點是有些道理的。
不可否認，即使沒有外來勢力的沖擊，清帝國所處曆史環境中内在的和固有的因素也會促使中國鄉村經濟走上崩潰之路，但是，這些外力無疑加速了這個過程。
總而言之，中國鄉村社會的惡化，部分原因是内力的作用，另一部分原因是西方工商業的破壞作用。
到19世紀中葉，這種惡化達到臨界點，清帝國各地許多鄉民已經因赤貧和苦痛而絕望，情況已到了崩潰邊緣。
許多村民痛苦無助，默默地死去；其中一些村民加入“匪”，或者聚集在尋求摧毀現存政權的反對派領導者的麾下。
*** [1]關于此種鄉村的描述，參見第一章。
[2]E.ColborneBaber，TravelsandResearchesinWesternChina（183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