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思想控制：鄉約及其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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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b。
[49]《同官縣志》，26/9a-10a。
這名知縣是袁文觀，他于1763年擔任同官知縣。
[50]《皇清奏議》，65/17b。
[51]汪輝祖，《學治續說》，84b。
《牧令書輯要》，6/18a中提供了發生于18世紀的另一事例。
1721年考中進士的王植，随後擔任了廣東新會縣知縣。
他寫了一本《上谕通俗集》，他說：“餘嘗演上谕通俗解，以俗言敷衍廣訓之文。
令講生以土音宣谕，聽者頗知領略。
……初至約所，令八九十老民得坐于紳士之後，一體吃茶，但不許禀公事。
講約時令平民立聽。
” [52]《确山縣志》（1931），18/15a-b。
這名官員叫楊鳳鳴，1844年中舉，确山人。
[53]《靖邊縣志稿》，4/31a。
這名知縣是丁錫奎。
[54]《永州府志》（1867），卷四上，50b。
該府志隻是說這名知縣姓宗，此外沒有再提供什麼有關他的資料。
[55]《蒙城縣志書》，5/8a-b。
這位知縣沒有指明。
〔譯者按：正文中知縣用複數，因此不止一位。
〕 [56]丁日昌《撫吳公牍》，33/9a和43/10a。
[57]丁日昌《撫吳公牍》，29/7b-8a。
[58]丁日昌《撫吳公牍》，44/9b。
[59]《無錫金匮縣志》（1881），6/5b。
[60]《嘉興府志》（1878），43/79a。
[61]《九江儒林鄉志》，21/21a。
[62]《信宜縣志》，卷三之四，27b-28a。
[63]《花縣志》，9/8a。
宋于1808年中舉。
[64]《博白縣志》，12/10b。
還請參見同書13/1b-2a中所描述的當地舉行講約會的情況。
[65]龍啟瑞《經德堂文集》，經德堂全集本，4/13a。
這名知縣就是龍啟瑞的父親龍光甸。
[66]《黎平府志》，卷五上，91b-92b。
這些黎平府官員是在執行貴州省當局發布的指示。
[67]《黎平府志》，98a-b；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卷下，14a）中叙述了他1788年擔任湖南甯遠縣知縣的經曆：“縣東北下隊鄉，離城七十裡，民貧俗悍，以私宰耕牛為業，民無事不入城，官亦近百年不到，遂至抗糧成習。
四月，餘抽查保甲，便道至彼。
先期令居民齊集聽宣聖谕，屆期具公服、帶講生前往宣講，環而觀聽者，合裡老幼婦女俱集，詫謂見所未見。
餘遂委曲面谕守分奉公之義，戒私宰，勸輸課。
欣欣有喜色。
自是，民入城必跻堂叩安，嚣風漸革。
”清朝統治時期，有一些州縣官員的行政才能和個人修養非常著名，汪輝祖就是其中之一。
[68]《番禺縣續志》，5/25a。
公所的主要負責人是一名舉人，名叫蘇源。
[69]《南海縣志》，6/12a。
負責善堂的主要人物名叫鐘觐平，除了模糊的詞語“富紳”可以表明其社會地位外，其身份并未指明。
[70]《佛山忠義鄉志》（1924），7/5b-6a。
提倡修建“萬善堂”的富紳，包括霍祥珍、梁業顯，其社會地位并未指明。
[71]《花縣志》（1924），9/22b。
這名退職官員名叫宋維樟，副貢生出身，捐了個小官職。
[72]《陽江志》（1925），30/23b-24a。
[73]《東莞縣志》（1911），67/3a-7a。
[74]《臨漳縣志》（1904），9/21b-22a。
[75]封建時代的日本也采取了類似的思想控制方法。
K.Asakawa，“NotesonVillageGovernment，”JournalofAmericanOrientalSociety，XXXI（1910），pp.200-201，就以如下的語言描述了日本的做法：“口頭教誨。
除了通過政府渠道發布正規的口頭要求之外，一些貴族按照中國曆史上的做法，通過教師對鄉村居民進行道德教育。
這些人經常由中國式的儒生來充當。
有時，他們到領地上作巡回講演，鄉人們聚集起來歡迎他們，聽他們講演。
我們從下面的引述中就可以看出這種訓誨的特點。
1835年，來自名古屋領地的大約12個農人代表，抱怨曾經流行的慣例被終止了，請求恢複，他們說道：‘如果明白而堅持地說來，多年來，我們被這樣教導：王朝建立者（即德川家康）的道德是多麼的崇高！國家及其仁慈的政府的利益是多麼的偉大！至于我們的日常行為，勤謹持家是多麼的重要！孝敬父母、尊敬長兄是多麼的重要！辛勤耕作而不要幹其他行業又是多麼的重要！的确，在仁慈的統治者的教誨下，壞習慣改變了，所有農人都過着純樸和誠實的生活。
’” [76]E.R.Huc，ChineseEmpire（1855），I，p.355，描述了他1840年代在四川省和湖北省遊曆時所看到的情況。
[77]Geil，YankeeontheYangtze（1904），p.82. [78]黃六鴻《福惠全書》，24/2b。
有些地區修建了固定舉行講約會的場所，比如，河南省祥符縣的鄉村就有8個固定場所。
參見《祥符縣志》（1898），10/28b。
[79]蔡申之《清代州縣故事》，《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91頁，引18世紀早期編纂的《州縣事宜》。
[80]《大清會典事例》，398/1b。
[81]《大清會典事例》，399/2b。
[82]《學政全書》，9/21a。
[83]《大清會典事例》，398/6b和其他各頁；399/5a。
[84]《佛山忠義鄉志》，11/7a。
[85]《學政全書》9/10a中收錄的一篇禮部1740年上奏的報告。
[86]《學政全書》，9/4b；《大清會典事例》，397/9a。
[87]《永州府志》（湖南），卷四上，50b。
還請參見織田萬的《清國行政法分論》，卷三，第25—26頁。
織田萬說，某省布政使向某縣的鄉約講演員發給獎匾，因為他們教化鄉人極為成功，該縣連續三年沒有發生一件侵害或謀殺案件。
[88]《信宜縣志》，卷三之四，27b-28a。
高州府知府黃安濤1825年推行鄉約措施，要求有關州縣官員給他找來兩個講約員，用當地話講解《聖谕廣訓》的内容，其中沒有提到約正。
[89]《佛山忠義鄉志》，11/7a。
南海縣1736年也采取了類似推行鄉約制度的措施。
[90]江蘇省的講約員，在1860年代丁日昌擔任巡撫期間，多少也可以得到一點報酬。
參見丁日昌《撫吳公牍》，44/9b。
[91]戴肇辰《學仕錄》，7/4a-b。
本文所引材料的作者是任啟運，1733年考中進士。
[92]賀長齡《耐庵奏議存稿》，5/46b。
[93]沈曰霖《粵西瑣記》。
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七帙，2/181a。
[94]這道勸阻富厚之家不要為了牟利而囤積糧食的上谕，發布于1738年，随後被采納作為鄉約宣講的補充内容，引見《學政全書》，9/6a-b。
[95]《大清十朝聖訓·宣宗朝》，78/16b。
[96]ChineseRepository，XX（1851），p.53. [97]ChineseRepository，XIX（1850），p.568。
這一宣言，是反抗領導人在位于清遠和英德之間某地打了一次勝仗後發表的。
[98]汪士铎（1802—1889）《汪悔翁乙丙日記》（1936），2/19a。
[99]《廣州府志》（1878），5/10a-b，同治帝引述了監察禦史張勝藻的上奏。
鄉約宣講制度偶爾也成為地方官員敲詐勒索的借口，舉例來說，《牧令書輯要》就在9/2a-b中引述了廣東新會縣知縣王植（1721年進士）的話：“餘在新會日……俗最悍。
……有生員黃作徵等謀占族人墟地，假建上谕亭為名。
餘不許。
……适藩司薩公升任将去，作徵等隐前情，但以建亭已竣，請行縣落成，乘批準，即鸠衆強建。
”然而，王植還是取得上司的同意終止了這種不法行為。
引見《牧令書輯要》，9/2a-b。
[100]這一内容收集在《随庵徐氏叢書續編》《說郛》和《青照堂叢書》中。
參見《宋史》，卷340《呂大防傳》；《宋元學案》，卷31；楊開道，《中國鄉約制度》，第3—5章。
《呂氏鄉約》在序言中提出了一個建議：“苟以為可，願書其諾。
”“約”一詞，在這裡明顯是指“同意”（亦就是“要約”一詞所包含的意思），而不是“壓制”（亦即“約束”的意思）。
這項文獻，簽名的是呂大忠。
但根據宋朝著名哲學家朱熹的看法，它實際上是呂大忠的弟弟呂大鈞（1031—1082）寫出來的。
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38—45頁中說，朝鮮的講約制度，就是模仿《呂氏鄉約》而制定出來的。
[101]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34—36頁。
[102]方孝孺（1357—1402）《遜志齋集》，卷一，《宗儀》（九篇）的第四篇和第九篇。
[103]王守仁（1472—1528）《王文成公全書》，卷17《别錄九》，《南贛鄉約》，第519—523頁。
主張鄉約的其他明朝作者，包括17世紀的劉宗周，他草拟了《劉氏總約》（《劉子全書》，卷17）和《鄉書》（《劉子全書》，卷24）；陸世儀（1611—1672，劉宗周同時代人），1640年草拟了《治鄉三約》（《知學錄》）；呂新武草拟了《鄉甲約》。
引自王怡柯《農村自衛研究》，第55頁。
[104]在某種意義上說，王守仁草拟的制度是洪武時代“裡”組織的複活。
明太祖命令戶部把每百家組成一裡，作為經濟和社會的互助單位。
參見《明史》，卷3。
王守仁采取由約内共同決定的方法，把裡的功能擴大到解決争端、判斷是非等方面。
[105]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37頁。
[106]《佛山忠義鄉志》，3/18b；《同官縣志》，69/1a。
[107]沈曰霖《粵西瑣記》，2/181a。
[108]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74/29。
于成龍當時是直隸省通州知縣，後來在1686年升到了該省巡撫。
[109]關于此類的事例，見于下列地方志中：《定州志》（1850），6/1a-b和6/6b7/48b；《永州府志》（1867），卷四上，50b；《廣州府志》，109/5b；《沔陽州志》（1894），卷三《建置》，1a-9a；《仁懷廳志》（1895），4/39a。
除了這些地方志外，還有許多地方志也記錄了鄉約體系變成治安工具的事例。
[110]引自《江西通志》（1880），卷首之三，24a-b。
[111]蕭一山《清代史》，第103頁。
[112]《佛山忠義鄉志》，3/3b-4。
并參見本書第七章對地方防衛的探讨。
[113]《清遠縣志》，12/21a-b。
該縣志的資料還證明，1854年發生“紅巾賊”作亂，清遠知縣秘密命令所有紳士加入其所在的“約”，參加團練工作。
《廣州府志》82/28b和136/15b中也記載了19世紀中葉發生的類似情況。
[114]曾國藩《曾文正公批牍》，1/2a。
[115]張壽镛《皇朝掌故彙編·内編》，53/14b。
[116]《博白縣志》，7/5a。
[117]《洛川縣志》（1806年修，1944年重修），12/1b。
該縣稅收仍然是一種獨立的制度；關于這一點，“裡設裡正”的叙述，表明得很清楚。
《同官縣志》18/1b中說：“在清時，每村有鄉約一人；數村合舉‘聯頭’一人。
” [118]《花縣志》（1924），9/22a-b。
[119]MartinC.Yang，ChineseVillage，p.173。
這種變化，如果不是很早的話，至少也在18世紀在一些地區就開始了。
《牧令書輯要》在4/4b中引用了李殿圖（1765年進士，曾任福建巡撫）的叙述。
李針對地方糧倉和救濟工作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花戶姓名，向由鄉約開報。
”另一種變化也應注意。
在四川江津縣，有位鄉約頭人姓馬，他沿着長江上遊開辦了私人信件及貨物運輸服務。
由于他的服務很有效，值得信任，因而到20世紀初年，甚至政府官員也成為他的顧客。
[120]《清朝文獻通考》，76/5553-5567。
《戶部則例》（1791），118/28b中叙述了這一政策：“耆民年至九十以上，地方官不時存問，或鳏寡無子，及子孫貧不能養贍者，督撫以至州縣公同設法恤養，或奏聞動用錢糧，令沾實惠。
”100歲以上的長者，經常會得到特殊照顧；證明這一點的事例非常多，我們在這裡僅舉兩例就足夠了。
王先謙《東華錄·雍正》，9/13a（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記載，禮部建議按照慣例，給予年滿118歲的蕭均德30兩白銀的賞賜，并為之修建牌坊。
雍正帝認為活到這種年齡的人很不容易，破格賞賜蕭均德90兩銀子。
自此之後，凡是年滿110歲的長者，可以得到兩倍于普通規定數額的賞賜；110歲之上，每增加10歲，這一賞賜數目就要加倍。
吳榮光（1773—1843）《吾學錄》（1870），3/14a〔編者按：應為3/16a〕，（廣西宜山縣民）藍祥在1810年時年齡到了142歲，除了得到200兩銀子外，還得了五疋緞和六品頂戴。
[121]即在1688年、1703年、1709年、1723年、1736年、1751年、1761年、1770年、1779年、1782年、1790年、1796年、1800年、1808年、1819年、1821年和1831年。
參見《恩平縣志》，13/20a。
還請參見《尋甸縣志》（1828），12/8a-12a；《翼城縣志》（1929）13/1b-2a。
[122]《清朝文獻通考》，39/5218；《大清十朝聖訓·世宗朝》，49/14a-b；王先謙，《東華錄·雍正》，9/34b；《泰和縣志》（1878），卷首，7b-8a。
[123]《翼城縣志》，13/1b-2a。
所得賞賜的人數并未指明。
下列關于得到各種賞賜（大米、絲綢、肉等）的人數，取自TheChineseRepository，IX（1840），p.259（轉引自AsiaticJournal，1826）： 每人所得賞賜的數量和其他細節，沒有交代。
[124]《大清十朝聖訓·世宗朝》，15/1a；《清朝文獻通考》，76/5566。
這道谕旨是給戶部的。
[125]用官話來講，授予這種官銜或品級，叫“皇恩欽賜”。
參見SchuylerCammann，“TheDevelopmentoftheMandarinSquare，”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III（1944），p.121。
[126]這些措施載于《大清會典事例》卷405；《大清十朝聖訓·世宗朝》，46/32b-33a和王先謙《東華錄·雍正》，9/13a，記載了有關獎賞100歲以上老人的措施。
除了活到一定年齡的老人之外，還有一些人也可以得到旌表。
這些人包括：（1）樂善好施者；（2）急公好義者；（3）節孝者；（4）累世同居者。
參見《大清會典事例》，卷403和卷404。
《續修廬州府志》（1885），57/1b-10b在下列标題下概括了尊敬長者的各種措施：（1）邀請出席鄉飲酒；（2）指定為農官；（3）恩賜粟帛絹谷；（4）恩賜匾額；（5）恩賜舉人及品級官銜。
[127]《巴陵縣志》，43/1a-2a。
根據《尋甸州志》（1828），12/10a-11b的記載，清廷1796年發布的一道上谕規定，年到70歲以上、80歲以上、90歲以上和100歲以上的老人，分别可以得到九品、八品、七品和六品的頂戴。
1820年發布的一道上谕，則隻是規定70歲以上老人可以得到頂戴，而未指定品級。
[128]分别參見《香山縣志》〔編者按：應為《香山縣志續編》〕，14/1a-b；《番禺縣志》，24/22b-28b；《花縣志》，9/26b；《九江儒林鄉志》，14/18b和17/7b；《莘縣志》，8/12a-13b；和《邯鄲縣志》，1/8b和10/50b。
[129]作為展現皇恩浩蕩的一項措施，清廷這一做法開始于1736年；是時有40多名70歲以上的舉子在清帝國首都參加科舉考試，清廷授予他們不同品級的官銜。
随之，這種做法就固定下來，延續到光緒朝。
清廷給予這類長者的最高功名是舉人，最高官銜是國子監司業。
參見《欽定科場條例》（1885），53/1a-3b、6a和53a。
在地方志中，因“恩賜”而取得舉人頭銜的地方士子之名，列在“選舉”部分。
[130]《大清會典事例》，168/1a-5a，概括了順治到光緒時期有關的各種措施。
這一做法，雖然是為思想控制服務的，但是看來也有經濟意義：為了增加農業産量，鼓勵勤勞耕作。
雍正帝在1724年發布的一道上谕中，就清楚地說明了獎賞老農制度所包含的經濟内涵。
他強調必須監督和鼓勵耕作以生産更多糧食，并命令各省督撫在各鄉挑選一兩個勤勞耕作的老農，給予他們豐富的獎勵，以鼓勵他們進一步努力。
參見《清朝文獻通考》，3/4871。
[131]《清朝文獻通考》，3/4871。
[132]《清朝文獻通考》，4/4882；《大清十朝聖訓·高宗朝》，336/6a。
[133]《戶部則例》，8/2a；《清朝文獻通考》，23/5053。
織田萬《清國行政法分論》第一卷第479—480頁中，概括了雍正和乾隆時期的做法。
《清遠縣志》11/2a-2b，“國朝耆壽恩賜八品頂戴”條，載十八名耆儒，兩人為生員、一人為監生。
有位不載身份的老人，名叫徐朝柱，被任命為“農官”（農人官員，亦就是老農）。
清遠縣獲得“旌表”的耆壽（90歲以上）共有119人，大多數是平民，其地理分布情況如下： 但授予這些老人榮譽的時間，該地方志中沒有言明。
[134]《欽定科場條例》，53/10a-11a/b、20a-22b、35a-37b。
[135]王先謙《東華錄·雍正》，14/5a。
[136]王先謙《東華錄·雍正》，14/36b；還請參見《大清曆朝實錄·世宗朝》，81/10a-b。
[137]ChineseRepository，IX（1840），pp.258-267叙述了聖祖康熙帝和清高宗乾隆帝舉行的兩次宮廷盛宴，應邀參加的長者是清帝國首都附近的居民。
《邯鄲縣志》（1933），1/8b，以如下語言叙述了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聖祖康熙帝的六十大壽慶祝盛況：“畿民八十以上者，皆詣京師，賜宴暢春苑，命親王酌酒，各給絹衣一襲，書其前曰皇恩浩蕩，後曰萬壽無疆。
邯民與者五人，三堤村民武之烈，年八十九，東關民耿遂真，年八十三，城内民王啟建，又三堤村民常直，年八十二，文莊民刁明良，年八十一。
” [138]根據《永州府志》卷四上，48a-b的記載，清朝采取的鄉飲酒禮儀，同明朝類似。
《明史》在卷56《禮志十》，5b-6a中說道：1372年（洪武五年），诏禮部奏定鄉飲禮儀，命有司與學官奉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學校，民間裡社亦行之；1379年（洪武十二年），命凡有過犯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于善良之中；1383年（洪武十六年）诏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
清朝所采納的鄉飲酒形式，同明政府1383年所規定的類似。
鄉飲酒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周禮》，參見《周禮·地官·黨正》，3/75。
[139]《清朝文獻通考》，76/5553。
[140]相關規定，可以參見《清朝文獻通考》，76/5553-5555；《大清會典事例》，30/4a；《學政全書》，8/1a-6b。
地方志也常常叙述了類似的規定，可以參見《江津縣志》（1924），卷四上，28b-30a；《确山縣志》（1931），9/9a-b；《靖邊縣志》，2/28b-29b；《東莞縣志》，25/4a。
還可以參考吳榮光《吾學錄》，3/3a-9b。
[141]《學政全書》，8/6a-b。
[142]《學政全書》，8/3a-4b。
[143]《惠州府志》（1881），9/35a-b；《嚴州府志》（1883），7/5b-6a；《翼城縣志》（1881年刊，1929年重修），16/8b。
[144]《恩平縣志》（1934），11/6a-10a；《蒙城縣志書》（1915），5/7b。
[145]《洛川縣志》（1944），13/2a-b：“乾隆間陝西巡撫陳宏謀行文各屬雲：……即偏僻小邑，無緻仕鄉官可以選膺大賓，凡舉貢生員年高有德者，亦可延請僎賓、介賓；生監良民中年高有德、允協鄉評者，皆可選舉。
”陳宏謀在1734—1746年、1754—1755年和1756—1777年擔任陝西巡撫。
〔編者按：陳宏謀擔任陝西巡撫的時間是1743—1746年、1747—1751年、1751—1755年、1756—1757年，據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
〕這一文件也載于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1/33a-35a。
〔編者按：《饬行鄉飲并頒儀注檄》，乾隆十年十月。
〕1944年版《洛川縣志》的編者在13/3a作了一句有趣的評論：“洛川迄鹹豐間，‘鄉飲大賓’尚為耆獻頭銜之一。
” [146]《佛山忠義鄉志》17/22a-b中引述了兩廣總督（覺羅吉慶）簽發的一篇布告，其部分内容是：“毋論僑居土著，如系身家清白，持躬端謹之人，年登耄耋，皆得報名。
”“身家清白”一詞通常用來指被提到的個人和其家庭，都不屬于“奸民”一類。
[147]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1/33a-35a。
〔編者按：《清查當官陋規檄》，乾隆十年六月。
〕 [148]吳榮光《吾學錄》，3/5b-6a。
[149]有關退職官員作為“大賓”的事例，可以參見：《華縣志》，7/19b，1645年時是一位退職知縣；《翼城縣志》，29/19b，18世紀時是一位退職的進士知縣；《廬州府志》，34/11b，是一位退職同知，年代不詳；《佛山忠義鄉志》，6/25a，1801年是一位縣丞。
有關紳士作為“大賓”的事例，可以參見：《臨漳縣志》，9/14a，1661年時是一位進士；《睢州志》（1892），7/4a-b，是一位生員，年代不詳；《莘縣志》，7/29b，1861年時是一位貢生；同書7/33a，1884年時是一位監生；《洛川縣志》，21/7b，1830年時是一位生員。
有關普通人作為“大賓”的事例，可以參見：《郓城縣志》（1893），5/42a-b，是一村醫，年代不詳；《花縣志》，7/18a-b，1824年是一位“讀書明大義，不事舉子業”的人；《廬州府志》，53/38a，1723年是一位“棄儒業醫”的人。
[150]有關紳士作為“衆賓”的事例，可以參見：《莘縣志》，7/27a，一位生員，年代不詳；《翼城縣志》，29/17a，1742年是一位生員；同書29/30a中，是一位貢生，年代不詳。
關于普通人作為“衆賓”的事例，可以參見：《邯鄲縣志》，10/50a，1875年是一位商人；《同官縣志》（1944），28/6b，1721年是一位“世業農”的農人；《廬州府志》，50/49b，是一位家庭非常貧窮的人（年代不詳）；同書53/19b，是一位“幼同兄弟習勤苦”，後“家道稍豐”的人（年代不詳）。
地方志中未指出客人的姓名者，大多數可能是平民。
[151]《香山縣志》（1873），11/98a-99b。
[152]《興安縣志》（1871），10/26b-99b。
[153]《興安縣志》（1871），10/7a-b。
[154]《長甯縣志》（1901），11/2b-7a。
[155]《博白縣志·志餘備覽》，卷下各頁；還請參見《澉水新志》（1850），8/71b。
“不求仕進”一詞，是“科場失敗”的委婉說法。
[156]表6-2及表6-3，是根據《南昌縣志》（1919），24/3a-16a所提供的資料作出的。
[157]《南昌縣志》，21/24b-35b、22/33a-64a和23/19a-38a。
其他幾個事例，可以參見《博白縣志·志餘備覽》，卷下各頁。
該縣志說，在集資修刊縣志的名單上，包括165名應邀出席鄉飲酒（日期未說明）的客人，其中有6人擁有士子頭銜，即1名“生員大賓”，1名“生員鄉賓”，1名“監生介賓”，1名“武生鄉賓”和2名“鄉賓監生”。
地方志說，其餘客人大多數是“耆壽”“不求仕進”和“鄉賢後裔”。
《鶴慶州志》（1894）7/24a-b中也列出了一份出席鄉飲酒（日期未說明）客人的名單。
名單上共有16人，其中9人作為“大賓”。
其中一位“大賓”是一名擁有“宦績”的人，另一名有“卓行”，第三人以“文學成就”而聲望卓著。
至于其餘客人的身份，連暗示也沒有。
《靖邊縣志》在3/7b-8a中記載說，1896年，知縣恢複了鄉飲酒。
在這次酒禮上，出席者有：1名生員，為“大賓”；2名副貢生，為“介賓”；17名地位未說明的人，為“衆賓”。
[158]李漁《資治新書》二集，3/12a。
〔編者按：張能鱗《通行各屬》。
〕 [159]李漁《資治新書》二集，2/13a-b。
〔編者按：應為《資治新書》初集，李少文《行贛州府二屬牌》。
〕 [160]黃六鴻《福惠全書》，24/23b。
還請參見李漁《資治新書》二集，3/22a。
文章提到，17世紀流行着一種非常肮髒的交易，即誰想應邀出席鄉飲酒，誰就要送禮。
[161]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4/7a-b。
〔編者按：《通饬濫舉鄉飲檄》，乾隆十一年五月。
〕 [162]《皇清奏議》，53/13a，李因培在1762（乾隆二十七年）的上奏〔編者按：《請嚴鄉飲濫舉并定服色疏》〕。
還請參見該書48/19a-b中陝西布政使張若震1753年的上奏〔編者按：《請嚴鄉飲報部之例疏》，乾隆十八年〕。
他說，鄉飲酒制度運作的主要困難在于：（1）程序不規範，即酒禮間隔舉行日期不定，客人人數不定；（2）邀請了不配受到邀請的人，有些犯過罪；（3）地方官把酒禮視作“具文”。
[163]《學政全書》，8/2b。
并參見《東莞縣志》在25/6a中收錄的禮部1737年（乾隆二年）發布的指示。
[164]《睢州志》，61/24b-25b，提供了一個早期發生的事例，說有名進士總是拒絕出席鄉飲酒。
[165]《郁林州志》（1894），序，1/2b。
[166]《皇清奏議》，53/14a，浙江學政李因培1762年的上奏。
[167]《學政全書》，8/5a，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發布的指示；《博白縣志》在13/9a中也記載了該指示。
看來，清政府沒有明政府那麼嚴格保持官員和普通人之間的區别。
參見《明史》卷56《禮志十》，10a。
1379年（洪武十二年），明政府發布命令，規定内外官緻仕居鄉，若筵宴，則設别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
[168]在一些地區，要送禮物給客人。
比如，《滁州志》卷二之四，17b，就在鄉飲酒經費中，列出了“禮錢”（6兩銀子）。
[169]《學政全書》，8/2a，清政府1723年（雍正元年）發布的一道命令。
《郓城縣志》在4/19a-b中也收錄了這道命令。
[170]《南昌縣志》，11/18a；《巴陵縣志》，14/11b；《正定縣志》（1875），17/24a；《祥符縣志》，8/17a；《延慶州志》（1880），3/31a；《蔚州志》（1877），7/5a；《渾源州志》（1880），2/9b；《蒙城縣志》，4/6b；《博白縣志》，6/19a；《長甯縣志》，8/10a；《莘縣志》，3/13b；《滕縣志》，4/10b；《同官縣志》，16/4a；《洛川縣志》，14/7a，引1806年舊志。
[171]《巴陵縣志》，14/11b；《南昌縣志》，11/18a。
[172]《祥符縣志》，8/17a。
[173]《容縣志》（1897），9/9a。
[174]《東莞縣志》，25/7a。
[175]《靖邊縣志》，3/7b。
還請參見《博白縣志》，13/4b，收錄了清政府1753年（乾隆十八年）發布的一項指示；《鎮雄州志》（1887），2/53a，說1838年之前，鎮雄州從未舉行過鄉飲酒。
在一些地區，由于鄉飲酒推行得相當少，因而成為稀奇之物，居民看到時，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有興趣。
參見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下）12b中，叙述乾隆五十三年初的情況。
〔編者按：該書卷下：五十三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公堂行鄉飲酒禮。
縣久未舉行，觀者如堵牆。
〕 [176]《東莞縣志》，25/8a，修纂者的評論。
不過該修纂者可能強調過度了。
《香山縣志》〔1873〕在11/98b-99b中記載說，嘉慶時期，應邀出席鄉飲酒禮的客人總數為20，道光時期為7。
[177]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13/17a，1742年（乾隆七年）簽發的官府公文。
《皇清奏議》，48/19a-b，收錄了張若震1753年的上奏，說地方官們極為不關心鄉飲酒禮。
黃六鴻在其《福惠全書》3/23a中認為，本來，清廷設置的鄉飲酒禮，給人印象深刻，但是17世紀盛行同鄉飲酒有關的非法行為，大大損害了這一印象。
[178]《南昌縣志》，24/3a-16a。
[179]《興安縣志》，10/26b-29b。
[180]《香山縣志》（1873），11/98b-99b。
還請參見《澉水新志》，8/71b；《鶴慶州志》，7/24a-b。
[181]《容縣志》，19/23a。
1763年後，就不再舉行鄉飲酒典禮了。
很有可能，自該地方志在9/9a記載說經費不知什麼時候被正式取消以後，鄉飲酒制度就終止推行了。
[182]《嚴州府志》（1883），17/46a-52b。
[183]《昭平縣志》（1932），3/35a-b。
[184]《東莞縣志》，25/7a〔譯者按：應為7b〕。
[185]《佛山忠義鄉志》，5/11a、10/3a-b和11/9b。
[186]《南海縣志》，22/3a。
這個人是陳大年。
他“屢試不售，設塾授徒”。
[187]《鎮雄州志》，2/53a。
“大賓”是名生員，“介賓”也是生員，5名“長者”應邀作為“衆賓”。
[188]關于完全的清單，可以參見《大清會典》，26/1a-4a；《大清會典事例》，卷427—454；《清朝文獻通考》〔編者按：應為《文獻通考·雜祠淫祠》，時間斷限從周至南宋紹興年間〕，90/819-824和106/5781-5783；《清朝續文獻通考》〔編者按：應為《續文獻通考》〕，79/3493-3500。
亦參見吳榮光《吾學錄》卷9—11中的概述。
J.J.M.deGroot，ReligioninChina：Universism，aKeytotheStudyofTaoismandConfucianism，pp.190-210，大體上叙述了同樣的情況。
關于祭祀的正式分類“大祀”“中祀”和“群祀”，Groot分别譯成英文SuperiorSacrifice，MiddleSacrifice，CollectiveSacrifice。
很明顯，把“群祀”譯成CollectiveSacrifice并不正确。
一些地方志修纂者對祭祀分類也不盡相同，比如，《佛山忠義鄉志》卷四修纂者就把祭孔、祭名宦和鄉賢列在“大祀”中，把祭風神、雲神、雷神、雨神、山神和河神，列在“中祀”中。
還請參見《江津縣志》，卷四之一；《邯鄲縣志》，6/8a-20a；《同官縣志》，23/3b-4a。
在清朝時期，其中一些祭祀在正式分類中上下變化。
關于這種變化的概略，可以參見deGroot，ReligioninChina。
關于各地修建的實際廟宇，可以參見各地方志在“祠寺”或“壇廟”類項下的記載。
[189]《大清會典》，36/4a。
[190]《清朝文獻通考》，69/5485。
這種做法開始于1644年。
還請參見吳榮光《吾學錄》，3/12a-b。
關于地方事例，可以參見《廬州府志》，卷50—54；《花縣志》，3/6a-6b和9/12b-13b。
值得指出的是，湯斌（1627—1687）、陸隴其（1630—1693）和李光地（1642—1718）這些程朱學派的理學名家，都被清廷納入國家祭祀。
湯斌、李光地1733年被列入先賢祠中，陸隴其在1724年被尊為“先儒”。
在1678年和1679年的“博學鴻詞”科中，湯斌、陸隴其是少數知名儒生之一，他們借此表達了願意服從滿族統治的态度。
李光地則大力幫助清朝編輯了衆多正統儒學著作，其中包括《朱子全書》《周易折中》和《性理精義》。
簡略的概述，可以參見Hummel，EminentChinese，I，p.474。
在各州縣的祠廟裡，單獨或分類懸挂着或擺設着無數個牌位，上面刻有或寫着那些“忠孝節義”之士的名字。
地方志中也常常叙述了這種祠廟的位置和供奉在裡面的人的名字。
[191]最常見的是祈雨。
SamuelWilliams，MiddleKingdom（1883），I，p.467，叙述了1832年發生的事例。
他把其中一份祝文部分翻譯成英文，内容如下：“禦制祝文曰：嗚呼皇天，世不有非常之變，不敢舉非常之典。
今歲亢旱異常，經夏不雨，豈但稼穑人民倏罹災患，即昆蟲草木亦不遂其生。
臣忝居人上，有治世安民之責，雖寝食難安，焦憂悚惕，終未獲沛甘霖。
……伏祈皇天，赦臣愚蒙，許臣自新，無辜萬姓，因臣一人是累，臣罪更難逭矣。
夏徂秋至，實難再逾，叩禱皇天，速施解作之恩，立沛神功之雨，以拯民命。
……”原文見載于《大清十朝聖訓·宣宗朝》，12/12b-13b。
關于類似的祝文，可以參見同書《宣宗朝》，卷12各頁；《聖祖朝》，卷10各頁；《世宗朝》，卷8各頁；《高宗朝》，卷27—29各頁；《仁宗朝》，卷14各頁；《文宗朝》，卷12各頁；《穆宗朝》，卷11各頁。
[192]用吳榮光《吾學錄》11/15b中的話說就是：“禦災捍患，諸神祠載在祀典。
所以順民情之趨向，為敷政之一端。
” [193]《廬州府志》，18/8b-9b。
祝文部分内容如下：“凡我郡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僞，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刑憲。
若事未必發露，必遭陰譴。
” [194]《大清會典事例》，444/5b。
還請參見《靈山縣志》，9/122b；《洛川縣志》，13/2a。
按照《江甯府志》（1811）4/1a的記載，先農壇坐落在東郊，社壇在西郊，山川壇在南郊，厲壇在北郊。
[195]《洛川縣志》，13/2a，引1806年舊志。
[196]《南昌縣志》，15/2a，南昌地區共有厲壇410個。
根據《剡源鄉志》（1901）7/1a的記載，剡源地區在明朝時期共有厲壇143個，但到清朝時期，全部被棄置，僅僅留下兩個可以辨認的遺址。
《延安府志》（1802）36/1a記載說：“府州厲壇稱‘郡厲’，縣之厲壇稱‘邑厲’。
鄉鎮或有牆圍着之村寨偶然也有厲壇。
”“郡厲”可以認為是“府壇”，“邑厲”可當作“縣壇”。
“鄉厲”（用來祭祀鄉村中的無祀鬼神）一詞雖然官方沒有正式使用，但在許多地方志中都出現了。
[197]《大清會典事例》（1908）沒有收錄這一段符咒文。
不過，有些地方志收錄了：《夔州府志》（1827），19/37b-39a；《普安直隸廳志》（1889），8/8b-9b；《仁懷廳志》（1895），2/44b-46a。
另一段祈求城隍神将正義給予無祀鬼神的符咒文，其部分内容如下：“欽奉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後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
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
今國家治民事神，已有定制，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為生民，未知何故而殁……故敕天下有司，依時享祭。
命本處城隍，以主此祭，鎮控壇場，鑒察諸神等類。
其中果有生為良善，誤遭刑禍，死于無辜者，神當達于所司，使之再生中國，永享太平之福。
如有素為兇頑，身免刑憲，雖獲善終，亦出僥幸，神當達于所司，屏之四裔。
善惡之報，神必無私。
欽奉如此，某等不敢有違，謹于某年某月某日于城北設壇，置備牲酒湯飲，享祭本府州縣無祀鬼神等衆。
……”這段符咒文見載于《銅仁府志》（1890），3/9b-10b；《長甯縣志》（1901），3/14b-15b。
〔編者按：譯文依《長甯縣志》。
〕 [198]舉例來說，《廬州府志》18/9a中說，厲壇祭祀“今多廢”。
《沔陽州志》3/1b記載說，州縣城和鄉下之厲壇被廢棄了。
《正定縣志》21/5b中指出，鄉之厲壇“今多廢”。
《定州志》（1850），22/47b-48a：“定州厲壇舊在北關外……嘉慶初大水，僅存其址，歲時享祀，則設位于沙礫榛莽間。
”不過在1850年，定州知縣又恢複修建了厲壇；這在19世紀厲壇祭祀中是極為少見的。
《湘鄉縣志》（1874），4/34a-b也有一例，1843年一些紳士重修了厲壇。
這一時期地方上所用的符咒文，隻不過是在詞句方面同前引略有不同。
在湘鄉縣和其他一些州縣，厲壇祭祀不再是官府活動，由鄉紳接替舉行。
ConstanceGordon-Cumming，WanderingsinChina（1886），I，pp.315-316：“盡管竭盡一切，神靈世界還是未能把無數個悲慘的乞丐亡靈收進去。
……所有這些乞丐亡靈，都靠慈善人們的布施。
人們每年有三次要把大量紙錢——模仿各種各樣的銅錢特别是銀錠而造的紙錢——投入鼎中焚燒，供亡靈們在陰間中享用。
在廣闊的清帝國各省，經常要舉行這種祭祀活動。
……這種撫慰式祭祀，的确很奇怪。
”這裡提到的“乞丐亡靈”就是“厲”；不過祭祀不再由官府主持了。
[199]《大清會典事例》，164/3a。
[200]《清遠縣志》，4/32b-35b；《滁州志》，卷二之四，17a-b；《南昌縣志》，11/17b-18a；《沔陽州志》，卷四《食貨志》，48a；《延慶州志》，3/30b-31a；《洛川縣志》，20/5a，引1806年刊本；《巴陵縣志》，12/1a-33a；《正定縣志》，17/23b-4a；《渾源州志》，5/8b；《同官縣志》，16/4a；《博白縣志》，5/1a-13b；《滕縣志》，4/10b。
其他許多地方志也有類似記載。
[201]許多地方志如《确山縣志》（19/4a-13b）都有這類事例的記載。
[202]DeGroot，ReligioninChina（1912），p.212。
有關廣東鳳凰村的祭祀情況，可參見Kulp，CountryLife（1925），p.292。
[203]例見《處州府志》（1877），24/4a-b。
[204]汪輝祖《學治臆說》卷下，第22—23頁，叙述了他1780年代擔任湖南甯遠知縣時看到的祭祀情況：“每逢祈雨，裡民各輿其土之神，鳴鑼擊鼓，至縣堂，請地方官叩禱。
甯遠亦然。
己酉四月，餘方率屬步禱，而輿神者先後集于大堂，凡二十餘神。
禮房吏授例請以禮，餘曰：‘是非禮也。
……’各鄉耆跪而請，餘告之曰：‘……官之行禮……國有定制。
……各鄉土地神分與地保等，地方官不可與地保平行，土地神獨可與地方官抗禮乎？’” [205]即使是那些社會地位較好、知識比農人豐富的人，對城隍也是相當尊敬的。
翁同龢（進士出身，清末著名官員）《翁文恭公日記》（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2/27a，提到了他1872年因母喪而丁憂在家鄉時看到的情況：“城隍神出會。
龢幼時出痘危疾，先母許願十年供香火之事，年年賽會時，則詣廟燒香，怆念前志，敬修故事。
” [206]例見《西甯縣新志》（1873），9/2b；《豐鎮廳志》（1881），6/4a；《翼城縣志》，16/5a；《灤州志》（1896），8/22b；《盧龍縣志》（1931），10/3b-4b。
根據這些地方志所載，關于死亡，鄉人是向五道廟而不是城隍廟“報廟”的。
還請參見《定州志》，19/15b。
ArthurSmith，VillageLife（1899），p.137，隻提到五道廟。
[207]參見《昌平州志》（1886），9/3b；《鹿邑縣志》（1896），9/4a；《天津府志》（1898），26/1b；《邯鄲縣志》，6/5a。
最後一部地方志說“士大夫多不行此”，亦就是很少向土地廟彙報死亡情況。
[208]《延慶州志》，2/65b。
[209]比如，《處州府志》在24/8b中叙述說：浙江麗水〔譯者按：應為青田〕縣“俗畏事鬼神，有受谳大庭，飾詞不供者，令誓于廟，則大懼”。
汪輝祖在《學治臆說》卷下，第21—22頁中，也叙述了一個事例：湖南甯遠縣鄉下有一惡霸劉開揚，強占強買屬于成大鵬的山地。
劉唆使其子謀殺本族因病垂死之某人，然後到衙門指控是成家族人幹的。
當時擔任甯遠知縣的汪輝祖，把劉成兩人都帶到城隍廟前，命令他們跪在塑像面前發誓。
成大鵬因為無辜，自然不害怕；而劉開揚周身顫抖。
當天晚上，劉的兒子喝下許多酒後，到衙門自首。
這一事例發生于1780年代。
[210]還請參見deGroot，ReligioninChina，p.212頁：“人們并不滿意于隻祭祀自己的祖先，因而自由地祭祀儒家聖人。
”這裡有個小小的誤解，Groot所指的聖人，并不都是儒家，其中有些是來自道教和佛教的。
[211]由此産生的宗教态度，在兩大相關方面有助于減少人們反社會的活動：讓人們因為害怕受到陰譴而不敢為“惡”；鼓勵人們為“積德”而“行善”。
這更容易使普通百姓服從政治控制。
見CharlesF.Horne（ed.），SacredBooks，Vol.XII，關于《太上感應篇》（TaiShangBookofActionsandTheirRetribution）之譯文，特别是第235頁。
并參見Mrs.E.T.Williams，“SomePopularReligiousLiteratureoftheChinese，”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NorthChinaBranch，N.S.，XXXIII（1899），pp.20-21。
[212]DeGroot，ReligioninChina，p.214：“在這個普遍偶像崇拜的世界上，最讓我們吃驚的是唯物主義的自利。
促進世界的物質幸福（統治王朝的首要工作），是其目标也是最終目的。
” [213]由此在地方志中出現了兩個概念不同的詞語“官祀”和“民祀”。
其事例可以參見《佛山忠義鄉志》，卷八各頁；該地方志列出了每類祭祀的祀廟。
[214]地方志中通常記載了這些祭祀。
在一些地區，為了這些祭祀，居民們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
比如，《廈門志》（1838）15/12a說，福建省的這個地區，“滿地叢祠，迎神賽會，一年之交且居其半”。
DeGroot，ReligioninChina，p.212：“孩子平安出生，要向專門的神仙和女神祈禱；求财，有财神；求福，有福神。
”總而言之，無論人們求什麼，需要什麼，或從事什麼，都有一種專門的神仙或女神供祈禱。
這位作者另一部大部頭的著作TheReligiousSystemsofChina（6vols.，1892-1910）包含了大量關于大衆祭祀的資料。
[215]《賀縣志》（1934），2/12a，引1890年舊志。
并參見《同官縣志》，26/2b；《廈門志》，15/12a。
正如上面所指出，鄉紳對通
[49]《同官縣志》，26/9a-10a。
這名知縣是袁文觀，他于1763年擔任同官知縣。
[50]《皇清奏議》，65/17b。
[51]汪輝祖，《學治續說》，84b。
《牧令書輯要》，6/18a中提供了發生于18世紀的另一事例。
1721年考中進士的王植，随後擔任了廣東新會縣知縣。
他寫了一本《上谕通俗集》，他說：“餘嘗演上谕通俗解，以俗言敷衍廣訓之文。
令講生以土音宣谕，聽者頗知領略。
……初至約所，令八九十老民得坐于紳士之後，一體吃茶，但不許禀公事。
講約時令平民立聽。
” [52]《确山縣志》（1931），18/15a-b。
這名官員叫楊鳳鳴，1844年中舉，确山人。
[53]《靖邊縣志稿》，4/31a。
這名知縣是丁錫奎。
[54]《永州府志》（1867），卷四上，50b。
該府志隻是說這名知縣姓宗，此外沒有再提供什麼有關他的資料。
[55]《蒙城縣志書》，5/8a-b。
這位知縣沒有指明。
〔譯者按：正文中知縣用複數，因此不止一位。
〕 [56]丁日昌《撫吳公牍》，33/9a和43/10a。
[57]丁日昌《撫吳公牍》，29/7b-8a。
[58]丁日昌《撫吳公牍》，44/9b。
[59]《無錫金匮縣志》（1881），6/5b。
[60]《嘉興府志》（1878），43/79a。
[61]《九江儒林鄉志》，21/21a。
[62]《信宜縣志》，卷三之四，27b-28a。
[63]《花縣志》，9/8a。
宋于1808年中舉。
[64]《博白縣志》，12/10b。
還請參見同書13/1b-2a中所描述的當地舉行講約會的情況。
[65]龍啟瑞《經德堂文集》，經德堂全集本，4/13a。
這名知縣就是龍啟瑞的父親龍光甸。
[66]《黎平府志》，卷五上，91b-92b。
這些黎平府官員是在執行貴州省當局發布的指示。
[67]《黎平府志》，98a-b；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卷下，14a）中叙述了他1788年擔任湖南甯遠縣知縣的經曆：“縣東北下隊鄉，離城七十裡，民貧俗悍，以私宰耕牛為業，民無事不入城，官亦近百年不到，遂至抗糧成習。
四月，餘抽查保甲，便道至彼。
先期令居民齊集聽宣聖谕，屆期具公服、帶講生前往宣講，環而觀聽者，合裡老幼婦女俱集，詫謂見所未見。
餘遂委曲面谕守分奉公之義，戒私宰，勸輸課。
欣欣有喜色。
自是，民入城必跻堂叩安，嚣風漸革。
”清朝統治時期，有一些州縣官員的行政才能和個人修養非常著名，汪輝祖就是其中之一。
[68]《番禺縣續志》，5/25a。
公所的主要負責人是一名舉人，名叫蘇源。
[69]《南海縣志》，6/12a。
負責善堂的主要人物名叫鐘觐平，除了模糊的詞語“富紳”可以表明其社會地位外，其身份并未指明。
[70]《佛山忠義鄉志》（1924），7/5b-6a。
提倡修建“萬善堂”的富紳，包括霍祥珍、梁業顯，其社會地位并未指明。
[71]《花縣志》（1924），9/22b。
這名退職官員名叫宋維樟，副貢生出身，捐了個小官職。
[72]《陽江志》（1925），30/23b-24a。
[73]《東莞縣志》（1911），67/3a-7a。
[74]《臨漳縣志》（1904），9/21b-22a。
[75]封建時代的日本也采取了類似的思想控制方法。
K.Asakawa，“NotesonVillageGovernment，”JournalofAmericanOrientalSociety，XXXI（1910），pp.200-201，就以如下的語言描述了日本的做法：“口頭教誨。
除了通過政府渠道發布正規的口頭要求之外，一些貴族按照中國曆史上的做法，通過教師對鄉村居民進行道德教育。
這些人經常由中國式的儒生來充當。
有時，他們到領地上作巡回講演，鄉人們聚集起來歡迎他們，聽他們講演。
我們從下面的引述中就可以看出這種訓誨的特點。
1835年，來自名古屋領地的大約12個農人代表，抱怨曾經流行的慣例被終止了，請求恢複，他們說道：‘如果明白而堅持地說來，多年來，我們被這樣教導：王朝建立者（即德川家康）的道德是多麼的崇高！國家及其仁慈的政府的利益是多麼的偉大！至于我們的日常行為，勤謹持家是多麼的重要！孝敬父母、尊敬長兄是多麼的重要！辛勤耕作而不要幹其他行業又是多麼的重要！的确，在仁慈的統治者的教誨下，壞習慣改變了，所有農人都過着純樸和誠實的生活。
’” [76]E.R.Huc，ChineseEmpire（1855），I，p.355，描述了他1840年代在四川省和湖北省遊曆時所看到的情況。
[77]Geil，YankeeontheYangtze（1904），p.82. [78]黃六鴻《福惠全書》，24/2b。
有些地區修建了固定舉行講約會的場所，比如，河南省祥符縣的鄉村就有8個固定場所。
參見《祥符縣志》（1898），10/28b。
[79]蔡申之《清代州縣故事》，《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91頁，引18世紀早期編纂的《州縣事宜》。
[80]《大清會典事例》，398/1b。
[81]《大清會典事例》，399/2b。
[82]《學政全書》，9/21a。
[83]《大清會典事例》，398/6b和其他各頁；399/5a。
[84]《佛山忠義鄉志》，11/7a。
[85]《學政全書》9/10a中收錄的一篇禮部1740年上奏的報告。
[86]《學政全書》，9/4b；《大清會典事例》，397/9a。
[87]《永州府志》（湖南），卷四上，50b。
還請參見織田萬的《清國行政法分論》，卷三，第25—26頁。
織田萬說，某省布政使向某縣的鄉約講演員發給獎匾，因為他們教化鄉人極為成功，該縣連續三年沒有發生一件侵害或謀殺案件。
[88]《信宜縣志》，卷三之四，27b-28a。
高州府知府黃安濤1825年推行鄉約措施，要求有關州縣官員給他找來兩個講約員，用當地話講解《聖谕廣訓》的内容，其中沒有提到約正。
[89]《佛山忠義鄉志》，11/7a。
南海縣1736年也采取了類似推行鄉約制度的措施。
[90]江蘇省的講約員，在1860年代丁日昌擔任巡撫期間，多少也可以得到一點報酬。
參見丁日昌《撫吳公牍》，44/9b。
[91]戴肇辰《學仕錄》，7/4a-b。
本文所引材料的作者是任啟運，1733年考中進士。
[92]賀長齡《耐庵奏議存稿》，5/46b。
[93]沈曰霖《粵西瑣記》。
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七帙，2/181a。
[94]這道勸阻富厚之家不要為了牟利而囤積糧食的上谕，發布于1738年，随後被采納作為鄉約宣講的補充内容，引見《學政全書》，9/6a-b。
[95]《大清十朝聖訓·宣宗朝》，78/16b。
[96]ChineseRepository，XX（1851），p.53. [97]ChineseRepository，XIX（1850），p.568。
這一宣言，是反抗領導人在位于清遠和英德之間某地打了一次勝仗後發表的。
[98]汪士铎（1802—1889）《汪悔翁乙丙日記》（1936），2/19a。
[99]《廣州府志》（1878），5/10a-b，同治帝引述了監察禦史張勝藻的上奏。
鄉約宣講制度偶爾也成為地方官員敲詐勒索的借口，舉例來說，《牧令書輯要》就在9/2a-b中引述了廣東新會縣知縣王植（1721年進士）的話：“餘在新會日……俗最悍。
……有生員黃作徵等謀占族人墟地，假建上谕亭為名。
餘不許。
……适藩司薩公升任将去，作徵等隐前情，但以建亭已竣，請行縣落成，乘批準，即鸠衆強建。
”然而，王植還是取得上司的同意終止了這種不法行為。
引見《牧令書輯要》，9/2a-b。
[100]這一内容收集在《随庵徐氏叢書續編》《說郛》和《青照堂叢書》中。
參見《宋史》，卷340《呂大防傳》；《宋元學案》，卷31；楊開道，《中國鄉約制度》，第3—5章。
《呂氏鄉約》在序言中提出了一個建議：“苟以為可，願書其諾。
”“約”一詞，在這裡明顯是指“同意”（亦就是“要約”一詞所包含的意思），而不是“壓制”（亦即“約束”的意思）。
這項文獻，簽名的是呂大忠。
但根據宋朝著名哲學家朱熹的看法，它實際上是呂大忠的弟弟呂大鈞（1031—1082）寫出來的。
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38—45頁中說，朝鮮的講約制度，就是模仿《呂氏鄉約》而制定出來的。
[101]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34—36頁。
[102]方孝孺（1357—1402）《遜志齋集》，卷一，《宗儀》（九篇）的第四篇和第九篇。
[103]王守仁（1472—1528）《王文成公全書》，卷17《别錄九》，《南贛鄉約》，第519—523頁。
主張鄉約的其他明朝作者，包括17世紀的劉宗周，他草拟了《劉氏總約》（《劉子全書》，卷17）和《鄉書》（《劉子全書》，卷24）；陸世儀（1611—1672，劉宗周同時代人），1640年草拟了《治鄉三約》（《知學錄》）；呂新武草拟了《鄉甲約》。
引自王怡柯《農村自衛研究》，第55頁。
[104]在某種意義上說，王守仁草拟的制度是洪武時代“裡”組織的複活。
明太祖命令戶部把每百家組成一裡，作為經濟和社會的互助單位。
參見《明史》，卷3。
王守仁采取由約内共同決定的方法，把裡的功能擴大到解決争端、判斷是非等方面。
[105]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37頁。
[106]《佛山忠義鄉志》，3/18b；《同官縣志》，69/1a。
[107]沈曰霖《粵西瑣記》，2/181a。
[108]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74/29。
于成龍當時是直隸省通州知縣，後來在1686年升到了該省巡撫。
[109]關于此類的事例，見于下列地方志中：《定州志》（1850），6/1a-b和6/6b7/48b；《永州府志》（1867），卷四上，50b；《廣州府志》，109/5b；《沔陽州志》（1894），卷三《建置》，1a-9a；《仁懷廳志》（1895），4/39a。
除了這些地方志外，還有許多地方志也記錄了鄉約體系變成治安工具的事例。
[110]引自《江西通志》（1880），卷首之三，24a-b。
[111]蕭一山《清代史》，第103頁。
[112]《佛山忠義鄉志》，3/3b-4。
并參見本書第七章對地方防衛的探讨。
[113]《清遠縣志》，12/21a-b。
該縣志的資料還證明，1854年發生“紅巾賊”作亂，清遠知縣秘密命令所有紳士加入其所在的“約”，參加團練工作。
《廣州府志》82/28b和136/15b中也記載了19世紀中葉發生的類似情況。
[114]曾國藩《曾文正公批牍》，1/2a。
[115]張壽镛《皇朝掌故彙編·内編》，53/14b。
[116]《博白縣志》，7/5a。
[117]《洛川縣志》（1806年修，1944年重修），12/1b。
該縣稅收仍然是一種獨立的制度；關于這一點，“裡設裡正”的叙述，表明得很清楚。
《同官縣志》18/1b中說：“在清時，每村有鄉約一人；數村合舉‘聯頭’一人。
” [118]《花縣志》（1924），9/22a-b。
[119]MartinC.Yang，ChineseVillage，p.173。
這種變化，如果不是很早的話，至少也在18世紀在一些地區就開始了。
《牧令書輯要》在4/4b中引用了李殿圖（1765年進士，曾任福建巡撫）的叙述。
李針對地方糧倉和救濟工作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花戶姓名，向由鄉約開報。
”另一種變化也應注意。
在四川江津縣，有位鄉約頭人姓馬，他沿着長江上遊開辦了私人信件及貨物運輸服務。
由于他的服務很有效，值得信任，因而到20世紀初年，甚至政府官員也成為他的顧客。
[120]《清朝文獻通考》，76/5553-5567。
《戶部則例》（1791），118/28b中叙述了這一政策：“耆民年至九十以上，地方官不時存問，或鳏寡無子，及子孫貧不能養贍者，督撫以至州縣公同設法恤養，或奏聞動用錢糧，令沾實惠。
”100歲以上的長者，經常會得到特殊照顧；證明這一點的事例非常多，我們在這裡僅舉兩例就足夠了。
王先謙《東華錄·雍正》，9/13a（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記載，禮部建議按照慣例，給予年滿118歲的蕭均德30兩白銀的賞賜，并為之修建牌坊。
雍正帝認為活到這種年齡的人很不容易，破格賞賜蕭均德90兩銀子。
自此之後，凡是年滿110歲的長者，可以得到兩倍于普通規定數額的賞賜；110歲之上，每增加10歲，這一賞賜數目就要加倍。
吳榮光（1773—1843）《吾學錄》（1870），3/14a〔編者按：應為3/16a〕，（廣西宜山縣民）藍祥在1810年時年齡到了142歲，除了得到200兩銀子外，還得了五疋緞和六品頂戴。
[121]即在1688年、1703年、1709年、1723年、1736年、1751年、1761年、1770年、1779年、1782年、1790年、1796年、1800年、1808年、1819年、1821年和1831年。
參見《恩平縣志》，13/20a。
還請參見《尋甸縣志》（1828），12/8a-12a；《翼城縣志》（1929）13/1b-2a。
[122]《清朝文獻通考》，39/5218；《大清十朝聖訓·世宗朝》，49/14a-b；王先謙，《東華錄·雍正》，9/34b；《泰和縣志》（1878），卷首，7b-8a。
[123]《翼城縣志》，13/1b-2a。
所得賞賜的人數并未指明。
下列關于得到各種賞賜（大米、絲綢、肉等）的人數，取自TheChineseRepository，IX（1840），p.259（轉引自AsiaticJournal，1826）： 每人所得賞賜的數量和其他細節，沒有交代。
[124]《大清十朝聖訓·世宗朝》，15/1a；《清朝文獻通考》，76/5566。
這道谕旨是給戶部的。
[125]用官話來講，授予這種官銜或品級，叫“皇恩欽賜”。
參見SchuylerCammann，“TheDevelopmentoftheMandarinSquare，”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III（1944），p.121。
[126]這些措施載于《大清會典事例》卷405；《大清十朝聖訓·世宗朝》，46/32b-33a和王先謙《東華錄·雍正》，9/13a，記載了有關獎賞100歲以上老人的措施。
除了活到一定年齡的老人之外，還有一些人也可以得到旌表。
這些人包括：（1）樂善好施者；（2）急公好義者；（3）節孝者；（4）累世同居者。
參見《大清會典事例》，卷403和卷404。
《續修廬州府志》（1885），57/1b-10b在下列标題下概括了尊敬長者的各種措施：（1）邀請出席鄉飲酒；（2）指定為農官；（3）恩賜粟帛絹谷；（4）恩賜匾額；（5）恩賜舉人及品級官銜。
[127]《巴陵縣志》，43/1a-2a。
根據《尋甸州志》（1828），12/10a-11b的記載，清廷1796年發布的一道上谕規定，年到70歲以上、80歲以上、90歲以上和100歲以上的老人，分别可以得到九品、八品、七品和六品的頂戴。
1820年發布的一道上谕，則隻是規定70歲以上老人可以得到頂戴，而未指定品級。
[128]分别參見《香山縣志》〔編者按：應為《香山縣志續編》〕，14/1a-b；《番禺縣志》，24/22b-28b；《花縣志》，9/26b；《九江儒林鄉志》，14/18b和17/7b；《莘縣志》，8/12a-13b；和《邯鄲縣志》，1/8b和10/50b。
[129]作為展現皇恩浩蕩的一項措施，清廷這一做法開始于1736年；是時有40多名70歲以上的舉子在清帝國首都參加科舉考試，清廷授予他們不同品級的官銜。
随之，這種做法就固定下來，延續到光緒朝。
清廷給予這類長者的最高功名是舉人，最高官銜是國子監司業。
參見《欽定科場條例》（1885），53/1a-3b、6a和53a。
在地方志中，因“恩賜”而取得舉人頭銜的地方士子之名，列在“選舉”部分。
[130]《大清會典事例》，168/1a-5a，概括了順治到光緒時期有關的各種措施。
這一做法，雖然是為思想控制服務的，但是看來也有經濟意義：為了增加農業産量，鼓勵勤勞耕作。
雍正帝在1724年發布的一道上谕中，就清楚地說明了獎賞老農制度所包含的經濟内涵。
他強調必須監督和鼓勵耕作以生産更多糧食，并命令各省督撫在各鄉挑選一兩個勤勞耕作的老農，給予他們豐富的獎勵，以鼓勵他們進一步努力。
參見《清朝文獻通考》，3/4871。
[131]《清朝文獻通考》，3/4871。
[132]《清朝文獻通考》，4/4882；《大清十朝聖訓·高宗朝》，336/6a。
[133]《戶部則例》，8/2a；《清朝文獻通考》，23/5053。
織田萬《清國行政法分論》第一卷第479—480頁中，概括了雍正和乾隆時期的做法。
《清遠縣志》11/2a-2b，“國朝耆壽恩賜八品頂戴”條，載十八名耆儒，兩人為生員、一人為監生。
有位不載身份的老人，名叫徐朝柱，被任命為“農官”（農人官員，亦就是老農）。
清遠縣獲得“旌表”的耆壽（90歲以上）共有119人，大多數是平民，其地理分布情況如下： 但授予這些老人榮譽的時間，該地方志中沒有言明。
[134]《欽定科場條例》，53/10a-11a/b、20a-22b、35a-37b。
[135]王先謙《東華錄·雍正》，14/5a。
[136]王先謙《東華錄·雍正》，14/36b；還請參見《大清曆朝實錄·世宗朝》，81/10a-b。
[137]ChineseRepository，IX（1840），pp.258-267叙述了聖祖康熙帝和清高宗乾隆帝舉行的兩次宮廷盛宴，應邀參加的長者是清帝國首都附近的居民。
《邯鄲縣志》（1933），1/8b，以如下語言叙述了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聖祖康熙帝的六十大壽慶祝盛況：“畿民八十以上者，皆詣京師，賜宴暢春苑，命親王酌酒，各給絹衣一襲，書其前曰皇恩浩蕩，後曰萬壽無疆。
邯民與者五人，三堤村民武之烈，年八十九，東關民耿遂真，年八十三，城内民王啟建，又三堤村民常直，年八十二，文莊民刁明良，年八十一。
” [138]根據《永州府志》卷四上，48a-b的記載，清朝采取的鄉飲酒禮儀，同明朝類似。
《明史》在卷56《禮志十》，5b-6a中說道：1372年（洪武五年），诏禮部奏定鄉飲禮儀，命有司與學官奉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學校，民間裡社亦行之；1379年（洪武十二年），命凡有過犯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于善良之中；1383年（洪武十六年）诏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
清朝所采納的鄉飲酒形式，同明政府1383年所規定的類似。
鄉飲酒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周禮》，參見《周禮·地官·黨正》，3/75。
[139]《清朝文獻通考》，76/5553。
[140]相關規定，可以參見《清朝文獻通考》，76/5553-5555；《大清會典事例》，30/4a；《學政全書》，8/1a-6b。
地方志也常常叙述了類似的規定，可以參見《江津縣志》（1924），卷四上，28b-30a；《确山縣志》（1931），9/9a-b；《靖邊縣志》，2/28b-29b；《東莞縣志》，25/4a。
還可以參考吳榮光《吾學錄》，3/3a-9b。
[141]《學政全書》，8/6a-b。
[142]《學政全書》，8/3a-4b。
[143]《惠州府志》（1881），9/35a-b；《嚴州府志》（1883），7/5b-6a；《翼城縣志》（1881年刊，1929年重修），16/8b。
[144]《恩平縣志》（1934），11/6a-10a；《蒙城縣志書》（1915），5/7b。
[145]《洛川縣志》（1944），13/2a-b：“乾隆間陝西巡撫陳宏謀行文各屬雲：……即偏僻小邑，無緻仕鄉官可以選膺大賓，凡舉貢生員年高有德者，亦可延請僎賓、介賓；生監良民中年高有德、允協鄉評者，皆可選舉。
”陳宏謀在1734—1746年、1754—1755年和1756—1777年擔任陝西巡撫。
〔編者按：陳宏謀擔任陝西巡撫的時間是1743—1746年、1747—1751年、1751—1755年、1756—1757年，據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
〕這一文件也載于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1/33a-35a。
〔編者按：《饬行鄉飲并頒儀注檄》，乾隆十年十月。
〕1944年版《洛川縣志》的編者在13/3a作了一句有趣的評論：“洛川迄鹹豐間，‘鄉飲大賓’尚為耆獻頭銜之一。
” [146]《佛山忠義鄉志》17/22a-b中引述了兩廣總督（覺羅吉慶）簽發的一篇布告，其部分内容是：“毋論僑居土著，如系身家清白，持躬端謹之人，年登耄耋，皆得報名。
”“身家清白”一詞通常用來指被提到的個人和其家庭，都不屬于“奸民”一類。
[147]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1/33a-35a。
〔編者按：《清查當官陋規檄》，乾隆十年六月。
〕 [148]吳榮光《吾學錄》，3/5b-6a。
[149]有關退職官員作為“大賓”的事例，可以參見：《華縣志》，7/19b，1645年時是一位退職知縣；《翼城縣志》，29/19b，18世紀時是一位退職的進士知縣；《廬州府志》，34/11b，是一位退職同知，年代不詳；《佛山忠義鄉志》，6/25a，1801年是一位縣丞。
有關紳士作為“大賓”的事例，可以參見：《臨漳縣志》，9/14a，1661年時是一位進士；《睢州志》（1892），7/4a-b，是一位生員，年代不詳；《莘縣志》，7/29b，1861年時是一位貢生；同書7/33a，1884年時是一位監生；《洛川縣志》，21/7b，1830年時是一位生員。
有關普通人作為“大賓”的事例，可以參見：《郓城縣志》（1893），5/42a-b，是一村醫，年代不詳；《花縣志》，7/18a-b，1824年是一位“讀書明大義，不事舉子業”的人；《廬州府志》，53/38a，1723年是一位“棄儒業醫”的人。
[150]有關紳士作為“衆賓”的事例，可以參見：《莘縣志》，7/27a，一位生員，年代不詳；《翼城縣志》，29/17a，1742年是一位生員；同書29/30a中，是一位貢生，年代不詳。
關于普通人作為“衆賓”的事例，可以參見：《邯鄲縣志》，10/50a，1875年是一位商人；《同官縣志》（1944），28/6b，1721年是一位“世業農”的農人；《廬州府志》，50/49b，是一位家庭非常貧窮的人（年代不詳）；同書53/19b，是一位“幼同兄弟習勤苦”，後“家道稍豐”的人（年代不詳）。
地方志中未指出客人的姓名者，大多數可能是平民。
[151]《香山縣志》（1873），11/98a-99b。
[152]《興安縣志》（1871），10/26b-99b。
[153]《興安縣志》（1871），10/7a-b。
[154]《長甯縣志》（1901），11/2b-7a。
[155]《博白縣志·志餘備覽》，卷下各頁；還請參見《澉水新志》（1850），8/71b。
“不求仕進”一詞，是“科場失敗”的委婉說法。
[156]表6-2及表6-3，是根據《南昌縣志》（1919），24/3a-16a所提供的資料作出的。
[157]《南昌縣志》，21/24b-35b、22/33a-64a和23/19a-38a。
其他幾個事例，可以參見《博白縣志·志餘備覽》，卷下各頁。
該縣志說，在集資修刊縣志的名單上，包括165名應邀出席鄉飲酒（日期未說明）的客人，其中有6人擁有士子頭銜，即1名“生員大賓”，1名“生員鄉賓”，1名“監生介賓”，1名“武生鄉賓”和2名“鄉賓監生”。
地方志說，其餘客人大多數是“耆壽”“不求仕進”和“鄉賢後裔”。
《鶴慶州志》（1894）7/24a-b中也列出了一份出席鄉飲酒（日期未說明）客人的名單。
名單上共有16人，其中9人作為“大賓”。
其中一位“大賓”是一名擁有“宦績”的人，另一名有“卓行”，第三人以“文學成就”而聲望卓著。
至于其餘客人的身份，連暗示也沒有。
《靖邊縣志》在3/7b-8a中記載說，1896年，知縣恢複了鄉飲酒。
在這次酒禮上，出席者有：1名生員，為“大賓”；2名副貢生，為“介賓”；17名地位未說明的人，為“衆賓”。
[158]李漁《資治新書》二集，3/12a。
〔編者按：張能鱗《通行各屬》。
〕 [159]李漁《資治新書》二集，2/13a-b。
〔編者按：應為《資治新書》初集，李少文《行贛州府二屬牌》。
〕 [160]黃六鴻《福惠全書》，24/23b。
還請參見李漁《資治新書》二集，3/22a。
文章提到，17世紀流行着一種非常肮髒的交易，即誰想應邀出席鄉飲酒，誰就要送禮。
[161]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4/7a-b。
〔編者按：《通饬濫舉鄉飲檄》，乾隆十一年五月。
〕 [162]《皇清奏議》，53/13a，李因培在1762（乾隆二十七年）的上奏〔編者按：《請嚴鄉飲濫舉并定服色疏》〕。
還請參見該書48/19a-b中陝西布政使張若震1753年的上奏〔編者按：《請嚴鄉飲報部之例疏》，乾隆十八年〕。
他說，鄉飲酒制度運作的主要困難在于：（1）程序不規範，即酒禮間隔舉行日期不定，客人人數不定；（2）邀請了不配受到邀請的人，有些犯過罪；（3）地方官把酒禮視作“具文”。
[163]《學政全書》，8/2b。
并參見《東莞縣志》在25/6a中收錄的禮部1737年（乾隆二年）發布的指示。
[164]《睢州志》，61/24b-25b，提供了一個早期發生的事例，說有名進士總是拒絕出席鄉飲酒。
[165]《郁林州志》（1894），序，1/2b。
[166]《皇清奏議》，53/14a，浙江學政李因培1762年的上奏。
[167]《學政全書》，8/5a，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發布的指示；《博白縣志》在13/9a中也記載了該指示。
看來，清政府沒有明政府那麼嚴格保持官員和普通人之間的區别。
參見《明史》卷56《禮志十》，10a。
1379年（洪武十二年），明政府發布命令，規定内外官緻仕居鄉，若筵宴，則設别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
[168]在一些地區，要送禮物給客人。
比如，《滁州志》卷二之四，17b，就在鄉飲酒經費中，列出了“禮錢”（6兩銀子）。
[169]《學政全書》，8/2a，清政府1723年（雍正元年）發布的一道命令。
《郓城縣志》在4/19a-b中也收錄了這道命令。
[170]《南昌縣志》，11/18a；《巴陵縣志》，14/11b；《正定縣志》（1875），17/24a；《祥符縣志》，8/17a；《延慶州志》（1880），3/31a；《蔚州志》（1877），7/5a；《渾源州志》（1880），2/9b；《蒙城縣志》，4/6b；《博白縣志》，6/19a；《長甯縣志》，8/10a；《莘縣志》，3/13b；《滕縣志》，4/10b；《同官縣志》，16/4a；《洛川縣志》，14/7a，引1806年舊志。
[171]《巴陵縣志》，14/11b；《南昌縣志》，11/18a。
[172]《祥符縣志》，8/17a。
[173]《容縣志》（1897），9/9a。
[174]《東莞縣志》，25/7a。
[175]《靖邊縣志》，3/7b。
還請參見《博白縣志》，13/4b，收錄了清政府1753年（乾隆十八年）發布的一項指示；《鎮雄州志》（1887），2/53a，說1838年之前，鎮雄州從未舉行過鄉飲酒。
在一些地區，由于鄉飲酒推行得相當少，因而成為稀奇之物，居民看到時，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有興趣。
參見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下）12b中，叙述乾隆五十三年初的情況。
〔編者按：該書卷下：五十三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公堂行鄉飲酒禮。
縣久未舉行，觀者如堵牆。
〕 [176]《東莞縣志》，25/8a，修纂者的評論。
不過該修纂者可能強調過度了。
《香山縣志》〔1873〕在11/98b-99b中記載說，嘉慶時期，應邀出席鄉飲酒禮的客人總數為20，道光時期為7。
[177]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13/17a，1742年（乾隆七年）簽發的官府公文。
《皇清奏議》，48/19a-b，收錄了張若震1753年的上奏，說地方官們極為不關心鄉飲酒禮。
黃六鴻在其《福惠全書》3/23a中認為，本來，清廷設置的鄉飲酒禮，給人印象深刻，但是17世紀盛行同鄉飲酒有關的非法行為，大大損害了這一印象。
[178]《南昌縣志》，24/3a-16a。
[179]《興安縣志》，10/26b-29b。
[180]《香山縣志》（1873），11/98b-99b。
還請參見《澉水新志》，8/71b；《鶴慶州志》，7/24a-b。
[181]《容縣志》，19/23a。
1763年後，就不再舉行鄉飲酒典禮了。
很有可能，自該地方志在9/9a記載說經費不知什麼時候被正式取消以後，鄉飲酒制度就終止推行了。
[182]《嚴州府志》（1883），17/46a-52b。
[183]《昭平縣志》（1932），3/35a-b。
[184]《東莞縣志》，25/7a〔譯者按：應為7b〕。
[185]《佛山忠義鄉志》，5/11a、10/3a-b和11/9b。
[186]《南海縣志》，22/3a。
這個人是陳大年。
他“屢試不售，設塾授徒”。
[187]《鎮雄州志》，2/53a。
“大賓”是名生員，“介賓”也是生員，5名“長者”應邀作為“衆賓”。
[188]關于完全的清單，可以參見《大清會典》，26/1a-4a；《大清會典事例》，卷427—454；《清朝文獻通考》〔編者按：應為《文獻通考·雜祠淫祠》，時間斷限從周至南宋紹興年間〕，90/819-824和106/5781-5783；《清朝續文獻通考》〔編者按：應為《續文獻通考》〕，79/3493-3500。
亦參見吳榮光《吾學錄》卷9—11中的概述。
J.J.M.deGroot，ReligioninChina：Universism，aKeytotheStudyofTaoismandConfucianism，pp.190-210，大體上叙述了同樣的情況。
關于祭祀的正式分類“大祀”“中祀”和“群祀”，Groot分别譯成英文SuperiorSacrifice，MiddleSacrifice，CollectiveSacrifice。
很明顯，把“群祀”譯成CollectiveSacrifice并不正确。
一些地方志修纂者對祭祀分類也不盡相同，比如，《佛山忠義鄉志》卷四修纂者就把祭孔、祭名宦和鄉賢列在“大祀”中，把祭風神、雲神、雷神、雨神、山神和河神，列在“中祀”中。
還請參見《江津縣志》，卷四之一；《邯鄲縣志》，6/8a-20a；《同官縣志》，23/3b-4a。
在清朝時期，其中一些祭祀在正式分類中上下變化。
關于這種變化的概略，可以參見deGroot，ReligioninChina。
關于各地修建的實際廟宇，可以參見各地方志在“祠寺”或“壇廟”類項下的記載。
[189]《大清會典》，36/4a。
[190]《清朝文獻通考》，69/5485。
這種做法開始于1644年。
還請參見吳榮光《吾學錄》，3/12a-b。
關于地方事例，可以參見《廬州府志》，卷50—54；《花縣志》，3/6a-6b和9/12b-13b。
值得指出的是，湯斌（1627—1687）、陸隴其（1630—1693）和李光地（1642—1718）這些程朱學派的理學名家，都被清廷納入國家祭祀。
湯斌、李光地1733年被列入先賢祠中，陸隴其在1724年被尊為“先儒”。
在1678年和1679年的“博學鴻詞”科中，湯斌、陸隴其是少數知名儒生之一，他們借此表達了願意服從滿族統治的态度。
李光地則大力幫助清朝編輯了衆多正統儒學著作，其中包括《朱子全書》《周易折中》和《性理精義》。
簡略的概述，可以參見Hummel，EminentChinese，I，p.474。
在各州縣的祠廟裡，單獨或分類懸挂着或擺設着無數個牌位，上面刻有或寫着那些“忠孝節義”之士的名字。
地方志中也常常叙述了這種祠廟的位置和供奉在裡面的人的名字。
[191]最常見的是祈雨。
SamuelWilliams，MiddleKingdom（1883），I，p.467，叙述了1832年發生的事例。
他把其中一份祝文部分翻譯成英文，内容如下：“禦制祝文曰：嗚呼皇天，世不有非常之變，不敢舉非常之典。
今歲亢旱異常，經夏不雨，豈但稼穑人民倏罹災患，即昆蟲草木亦不遂其生。
臣忝居人上，有治世安民之責，雖寝食難安，焦憂悚惕，終未獲沛甘霖。
……伏祈皇天，赦臣愚蒙，許臣自新，無辜萬姓，因臣一人是累，臣罪更難逭矣。
夏徂秋至，實難再逾，叩禱皇天，速施解作之恩，立沛神功之雨，以拯民命。
……”原文見載于《大清十朝聖訓·宣宗朝》，12/12b-13b。
關于類似的祝文，可以參見同書《宣宗朝》，卷12各頁；《聖祖朝》，卷10各頁；《世宗朝》，卷8各頁；《高宗朝》，卷27—29各頁；《仁宗朝》，卷14各頁；《文宗朝》，卷12各頁；《穆宗朝》，卷11各頁。
[192]用吳榮光《吾學錄》11/15b中的話說就是：“禦災捍患，諸神祠載在祀典。
所以順民情之趨向，為敷政之一端。
” [193]《廬州府志》，18/8b-9b。
祝文部分内容如下：“凡我郡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僞，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刑憲。
若事未必發露，必遭陰譴。
” [194]《大清會典事例》，444/5b。
還請參見《靈山縣志》，9/122b；《洛川縣志》，13/2a。
按照《江甯府志》（1811）4/1a的記載，先農壇坐落在東郊，社壇在西郊，山川壇在南郊，厲壇在北郊。
[195]《洛川縣志》，13/2a，引1806年舊志。
[196]《南昌縣志》，15/2a，南昌地區共有厲壇410個。
根據《剡源鄉志》（1901）7/1a的記載，剡源地區在明朝時期共有厲壇143個，但到清朝時期，全部被棄置，僅僅留下兩個可以辨認的遺址。
《延安府志》（1802）36/1a記載說：“府州厲壇稱‘郡厲’，縣之厲壇稱‘邑厲’。
鄉鎮或有牆圍着之村寨偶然也有厲壇。
”“郡厲”可以認為是“府壇”，“邑厲”可當作“縣壇”。
“鄉厲”（用來祭祀鄉村中的無祀鬼神）一詞雖然官方沒有正式使用，但在許多地方志中都出現了。
[197]《大清會典事例》（1908）沒有收錄這一段符咒文。
不過，有些地方志收錄了：《夔州府志》（1827），19/37b-39a；《普安直隸廳志》（1889），8/8b-9b；《仁懷廳志》（1895），2/44b-46a。
另一段祈求城隍神将正義給予無祀鬼神的符咒文，其部分内容如下：“欽奉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後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
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
今國家治民事神，已有定制，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為生民，未知何故而殁……故敕天下有司，依時享祭。
命本處城隍，以主此祭，鎮控壇場，鑒察諸神等類。
其中果有生為良善，誤遭刑禍，死于無辜者，神當達于所司，使之再生中國，永享太平之福。
如有素為兇頑，身免刑憲，雖獲善終，亦出僥幸，神當達于所司，屏之四裔。
善惡之報，神必無私。
欽奉如此，某等不敢有違，謹于某年某月某日于城北設壇，置備牲酒湯飲，享祭本府州縣無祀鬼神等衆。
……”這段符咒文見載于《銅仁府志》（1890），3/9b-10b；《長甯縣志》（1901），3/14b-15b。
〔編者按：譯文依《長甯縣志》。
〕 [198]舉例來說，《廬州府志》18/9a中說，厲壇祭祀“今多廢”。
《沔陽州志》3/1b記載說，州縣城和鄉下之厲壇被廢棄了。
《正定縣志》21/5b中指出，鄉之厲壇“今多廢”。
《定州志》（1850），22/47b-48a：“定州厲壇舊在北關外……嘉慶初大水，僅存其址，歲時享祀，則設位于沙礫榛莽間。
”不過在1850年，定州知縣又恢複修建了厲壇；這在19世紀厲壇祭祀中是極為少見的。
《湘鄉縣志》（1874），4/34a-b也有一例，1843年一些紳士重修了厲壇。
這一時期地方上所用的符咒文，隻不過是在詞句方面同前引略有不同。
在湘鄉縣和其他一些州縣，厲壇祭祀不再是官府活動，由鄉紳接替舉行。
ConstanceGordon-Cumming，WanderingsinChina（1886），I，pp.315-316：“盡管竭盡一切，神靈世界還是未能把無數個悲慘的乞丐亡靈收進去。
……所有這些乞丐亡靈，都靠慈善人們的布施。
人們每年有三次要把大量紙錢——模仿各種各樣的銅錢特别是銀錠而造的紙錢——投入鼎中焚燒，供亡靈們在陰間中享用。
在廣闊的清帝國各省，經常要舉行這種祭祀活動。
……這種撫慰式祭祀，的确很奇怪。
”這裡提到的“乞丐亡靈”就是“厲”；不過祭祀不再由官府主持了。
[199]《大清會典事例》，164/3a。
[200]《清遠縣志》，4/32b-35b；《滁州志》，卷二之四，17a-b；《南昌縣志》，11/17b-18a；《沔陽州志》，卷四《食貨志》，48a；《延慶州志》，3/30b-31a；《洛川縣志》，20/5a，引1806年刊本；《巴陵縣志》，12/1a-33a；《正定縣志》，17/23b-4a；《渾源州志》，5/8b；《同官縣志》，16/4a；《博白縣志》，5/1a-13b；《滕縣志》，4/10b。
其他許多地方志也有類似記載。
[201]許多地方志如《确山縣志》（19/4a-13b）都有這類事例的記載。
[202]DeGroot，ReligioninChina（1912），p.212。
有關廣東鳳凰村的祭祀情況，可參見Kulp，CountryLife（1925），p.292。
[203]例見《處州府志》（1877），24/4a-b。
[204]汪輝祖《學治臆說》卷下，第22—23頁，叙述了他1780年代擔任湖南甯遠知縣時看到的祭祀情況：“每逢祈雨，裡民各輿其土之神，鳴鑼擊鼓，至縣堂，請地方官叩禱。
甯遠亦然。
己酉四月，餘方率屬步禱，而輿神者先後集于大堂，凡二十餘神。
禮房吏授例請以禮，餘曰：‘是非禮也。
……’各鄉耆跪而請，餘告之曰：‘……官之行禮……國有定制。
……各鄉土地神分與地保等，地方官不可與地保平行，土地神獨可與地方官抗禮乎？’” [205]即使是那些社會地位較好、知識比農人豐富的人，對城隍也是相當尊敬的。
翁同龢（進士出身，清末著名官員）《翁文恭公日記》（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2/27a，提到了他1872年因母喪而丁憂在家鄉時看到的情況：“城隍神出會。
龢幼時出痘危疾，先母許願十年供香火之事，年年賽會時，則詣廟燒香，怆念前志，敬修故事。
” [206]例見《西甯縣新志》（1873），9/2b；《豐鎮廳志》（1881），6/4a；《翼城縣志》，16/5a；《灤州志》（1896），8/22b；《盧龍縣志》（1931），10/3b-4b。
根據這些地方志所載，關于死亡，鄉人是向五道廟而不是城隍廟“報廟”的。
還請參見《定州志》，19/15b。
ArthurSmith，VillageLife（1899），p.137，隻提到五道廟。
[207]參見《昌平州志》（1886），9/3b；《鹿邑縣志》（1896），9/4a；《天津府志》（1898），26/1b；《邯鄲縣志》，6/5a。
最後一部地方志說“士大夫多不行此”，亦就是很少向土地廟彙報死亡情況。
[208]《延慶州志》，2/65b。
[209]比如，《處州府志》在24/8b中叙述說：浙江麗水〔譯者按：應為青田〕縣“俗畏事鬼神，有受谳大庭，飾詞不供者，令誓于廟，則大懼”。
汪輝祖在《學治臆說》卷下，第21—22頁中，也叙述了一個事例：湖南甯遠縣鄉下有一惡霸劉開揚，強占強買屬于成大鵬的山地。
劉唆使其子謀殺本族因病垂死之某人，然後到衙門指控是成家族人幹的。
當時擔任甯遠知縣的汪輝祖，把劉成兩人都帶到城隍廟前，命令他們跪在塑像面前發誓。
成大鵬因為無辜，自然不害怕；而劉開揚周身顫抖。
當天晚上，劉的兒子喝下許多酒後，到衙門自首。
這一事例發生于1780年代。
[210]還請參見deGroot，ReligioninChina，p.212頁：“人們并不滿意于隻祭祀自己的祖先，因而自由地祭祀儒家聖人。
”這裡有個小小的誤解，Groot所指的聖人，并不都是儒家，其中有些是來自道教和佛教的。
[211]由此産生的宗教态度，在兩大相關方面有助于減少人們反社會的活動：讓人們因為害怕受到陰譴而不敢為“惡”；鼓勵人們為“積德”而“行善”。
這更容易使普通百姓服從政治控制。
見CharlesF.Horne（ed.），SacredBooks，Vol.XII，關于《太上感應篇》（TaiShangBookofActionsandTheirRetribution）之譯文，特别是第235頁。
并參見Mrs.E.T.Williams，“SomePopularReligiousLiteratureoftheChinese，”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NorthChinaBranch，N.S.，XXXIII（1899），pp.20-21。
[212]DeGroot，ReligioninChina，p.214：“在這個普遍偶像崇拜的世界上，最讓我們吃驚的是唯物主義的自利。
促進世界的物質幸福（統治王朝的首要工作），是其目标也是最終目的。
” [213]由此在地方志中出現了兩個概念不同的詞語“官祀”和“民祀”。
其事例可以參見《佛山忠義鄉志》，卷八各頁；該地方志列出了每類祭祀的祀廟。
[214]地方志中通常記載了這些祭祀。
在一些地區，為了這些祭祀，居民們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
比如，《廈門志》（1838）15/12a說，福建省的這個地區，“滿地叢祠，迎神賽會，一年之交且居其半”。
DeGroot，ReligioninChina，p.212：“孩子平安出生，要向專門的神仙和女神祈禱；求财，有财神；求福，有福神。
”總而言之，無論人們求什麼，需要什麼，或從事什麼，都有一種專門的神仙或女神供祈禱。
這位作者另一部大部頭的著作TheReligiousSystemsofChina（6vols.，1892-1910）包含了大量關于大衆祭祀的資料。
[215]《賀縣志》（1934），2/12a，引1890年舊志。
并參見《同官縣志》，26/2b；《廈門志》，15/12a。
正如上面所指出，鄉紳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