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饑荒控制：社倉及其他糧倉
關燈
小
中
大
窮的農民即使在正常年月也僅夠溫飽，他們在艱難年月借貸糧食也不比中國一句諺語所說“飲鸩止渴”好多少。
不可否認，清朝統治者并不指望普通鄉人來維持糧倉體系。
各個地區糧倉的存糧，來自于政府官款的購買和富有紳士或其他人的捐獻。
然而，這種情況并不能解決基本的經濟困難：中國的糧食總産量并不足以應付全國的需求。
此外，紳士的慷慨并不可靠。
富有的大地主，其興趣在于如何維持農夫的生命以為他勞動，因而在必要時會給予他們某種幫助。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大地主都有這樣的遠見卓識。
盡管有一些紳士給予地方糧倉以積極的物質援助或道義支持，但是也有許多紳士在這項極其重要的事業中拒絕同地方官合作；或者隻是為了打糧倉的主意而參與其中。
[184] 地方糧倉體系的功能并不令人滿意；清朝皇帝并不需要為此負特别的責任。
同以前各朝的皇帝一樣，他們所面臨的是無法貫徹他們意志的類似的環境。
無論怎麼說，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明朝皇帝少。
一位中國曆史學家在評價明朝時期的糧倉時指出：“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
”[185]下列對明朝時期湖北省某縣情況的描述，和清代的畫面若合符節： 以四十三裡之入，納之數椽，秕糠莫辨，盈縮無稽。
司倉者收各裡之羨，歲額既滿，而其後之貢輸，盡作折色，用飽囊橐爾。
胥吏之侵漁，下裡之逋負，不知幾何。
[186] 清朝皇帝所犯的最大錯誤，可以說是他們利用傳統方法來解決古老的災荒問題，故而不得要領；或者說，跳脫不出造成這個問題的曆史環境。
我們并不認為存糧體系毫無作用。
一代代皇帝找不到更好的防止饑荒的方法，而糧倉在一定範圍内有助于減少因饑荒流行而引起危機的風險。
有一個令人不滿意的饑荒控制體系，比完全沒有要好些；而且很有可能，清朝皇帝也從未期望過糧倉體系能取得完美的效果。
但是，糧倉體系同其他任何帝國制度一樣，并不是在曆史真空中運作。
它的運作深深受到自然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各種環境的影響。
由于這一原因，當曆史背景下其他主要因素會削弱整個帝國的結構，或者當帝國體系中其他元素的運作并不盡如人意之時，糧倉體系并不能發揮其理論上可以發揮的作用。
它勢必要随着整個王朝的興衰而存在或衰敗。
在社會環境改善而政權本身運行得相當有效之時，地方糧倉體系的運作情況就好些；但是在曆史環境周期性地惡化之時，其運作情況就相應地惡化。
在這時，糧倉體系本身也變成了促使帝國瓦解的因素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天國領導人針對饑荒提出了有幾分創意的解決辦法。
在“天朝田畝制度”這一烏托邦社會理想中，他們想象出一種土地分配和财産所有的制度；它承諾讓所有人共同享有所有農業資源，借以來預防災荒發生：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赈此荒處……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餘則歸國庫。
[187] 太平天國方案的新穎之處主要在于改變了所有制觀念，由此導出了不同的預防災荒觀念。
災荒救濟，并不是政府發起、富戶響應的慈善事業，而是社會體系本身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太平天國的理想，毫無疑問不同于通過分布地方糧倉網以預防災荒的思想。
然而，太平天國起義者并未将他們的“田畝制度”付諸實施。
讨論他們的理想是否比傳統的糧倉體系更可行，沒有什麼意義。
太平天國起義領導人的行政經驗相當有限，即使他們的“天朝”能抵擋曾國藩所率領的軍隊進攻，而能否成功地推行其準共産主義計劃，也值得懷疑。
但至少有一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對物質環境作決定性的改善，那麼農業生産總量也不會有實質性的提高；這樣，清帝國不同地區之間的“豐荒相通”，雖然可能會解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但難以解決全國的災荒和經濟匮乏等問題。
*** [1]《大清會典事例》，166/1a-167/5a，概括了清政府在1644年到1889年間采取的墾荒措施。
還可以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1—14；《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5；葛士浚的《皇朝經世文續編》，卷33。
[2]關于1652年到1911年期間，清朝采取的灌溉和防洪措施，可以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6—9；《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0—14。
[3]要點見《大清會典事例》卷278—287。
地方志通常記載了各有關地區獲準延期繳納或豁免的恩典。
其基本規定，可以參見《戶部則例》，尤其是卷112—113的記載。
其中一項規定部分内容如下：“凡地方被災，該管官一面将田地成災分數依限勘報，一面将應赈戶口迅查開赈，另詳題請。
” [4]根據《大清會典》（1908）19/5a-b中的記載，清政府制定了12項内容廣泛的處理災荒的措施：（1）備祲（預防性措施，包括墾荒和治水）；（2）除孽（根除害蟲，包括蝗蟲和水蛭）；（3）救災（救助受災地區的緊急措施，包括河堤整修）；（4）發赈（向災民散發糧食或錢财）；（5）減粜（降價出售糧食）；（6）出貸（糧食借貸）；（7）蠲賦（豁免交稅）；（8）緩征（緩期交稅）；（9）通商（“獎勵商人”，以求達到糧食向受災地區流通的目的）；（10）勸輸（鼓勵紳商損資救荒）；（11）興工築（雇傭災民從事公共工程）；（12）集流亡（災區複蘇）。
王慶雲《熙朝紀政》，1/3b-7b，概括了清政府的複蘇措施。
《欽定康濟錄》（1739）和俞森（湖廣巡撫）《荒政叢書》（1960），叙述了清朝建立以前的中國政府采取的複蘇措施。
[5]中央政府的糧倉——正式名字叫“倉庾”——位于清帝國首都及其附近地區，總數為13個，糧食貯藏在許多糧倉裡。
負責管理這些糧倉的，是兩名“倉場侍郎”（糧倉管理員），一名是滿族人，另一名是漢人。
他們手下有18名助手，叫“倉場監督”（糧倉監督員）。
《大清會典事例》在卷184—188中對這些倉庾作了描述。
該書卷189—193“積儲”條目下，還描述了地方糧倉。
ChiCh’ao-ting（冀朝鼎）在KeyEconomicAreasinChineseHistory一書第6頁中評價說：“除了供給首都的需要之外，漕糧也是國家儲備不可缺少的來源，特别是為了制止可能的造反；也就是說，為了供養一大支集中的兵力，以便在一旦預防性措施失效之後，就來鎮壓這種造反。
”〔編者按：譯文參考朱詩鳌譯《中國曆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
〕這段評價并不能用于地方糧倉的性質。
[6]“常設的正規糧倉”（theEver-Normal）一詞，是HenryA.Wallace首先使用的。
參見DerkBodde，“HenryA.WallaceandtheEver-NormalGranary，”FarEasternQuarterlyV（1946），pp.411-426。
清代地方糧倉分類如下：（1）常平倉；（2）預備倉（即清政府在安徽、河南、四川和西藏設置的糧倉）；（3）旗倉（設在盛京、吉林和黑龍江的糧倉）；（4）社倉；（5）義倉。
參見《大清會典》，19/5a。
[7]《欽定康濟錄》，2/22b。
[8]《大清會典事例》，193/4b〔編者按：應為193/15a〕。
[9]《大清會典事例》，193/4b〔編者按：應為193/16a-b〕。
[10]1655年（順治十二年）和1679年（康熙十八年）所頒布的規定，見《大清會典事例》，189/3a-b。
[11]《戶部則例》，31/1a。
[12]1679年頒布的規定，見《清朝通典》，13/2095。
[13]一則上谕提到，在設置糧倉的地方，地方官要“管其出納”，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89/1a。
[14]《大清會典事例》，193/1a。
[15]《戶部則例》，28/3a-5b和8a；《欽定六部處分則例》，27/43a。
LuLien-tching（盧連清），Lesgrenierspublics，p.152：“兩種類型的糧倉，其組織結構是相同的；它們之間的唯一區别在于其地理環境各不相同。
”這一觀點，是錯誤的。
[16]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40：“事實上，兩種類型的糧倉性質是相同的，它們時而被指定為慈善性質的糧倉，時而被指定為市鎮财産。
”JohnHenryGray，China：AHistoryoftheLaws，MannersandCustomsofthePeople.（1878），II，p.58也沒有對義倉和社倉作出區别。
[17]《戶部則例》，28/1a。
[18]《大清會典事例》，190/1a；《清朝文獻通考》，卷34—37；《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0—61。
[19]《戶部則例》，27/1a-26a，記載了18個行省和順天府、奉天府及青州府所轄各州縣适合設置多少個常平倉的情況。
還請參見《清朝通典》，13/2095；以及王慶雲《熙朝紀政》，4/20a-23a。
[20]《大清會典事例》，190/1a。
1691年（康熙三十年）清政府對直隸省貯存額情況的規定是這樣的：大縣為5，000石；中等縣為4，000石；小縣為3，000石。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清政府對全國各省貯存量的規定是：大縣10，000石；中等縣8，000石；小縣6，000石。
然而，山西和四川的貯存量不同。
在山西，大縣、中等縣和小縣的貯存量分别為20，000、16，000和12，000石；在四川，分别為6，000、4，000和2，000石。
1748年，全國各省糧食貯存量總數為33，792，330石，亦即是說，比之前的48，110，680石減少了14，318，350石。
[21]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chapter9.“Réglementaliondessanctionsetloisprohibitives”（處罰和禁止條例）概括了主要措施，方便參考。
[22]《戶部則例》，28/6a；《大清會典事例》，191/1a。
[23]《大清會典事例》，189/1b。
[24]《清朝通典》，13/2096。
1710年，清政府準許浙江省把“監生”頭銜授予糧食捐獻達到一定标準的大戶；而在此之前，隻有江南才這樣做。
[25]《戶部則例》，28/5b，記載了不同省份規定的價格比例。
還請參見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p.109-110。
[26]《戶部則例》，28/8a，記載了下列措施：“常平倉谷，許農民領借，作為口糧籽種，州縣官按各處耕種遲早，酌定借期，通報上司，出示曉谕。
給領時，查明借戶果系力田之家，取具的保。
” [27]《戶部則例》，28/9a-b。
[28]《戶部則例》，29/19a-20a；《清朝通典》，13/2095。
楊景仁《籌濟編》，8/16b-22a，概括了1660年到1811年裡清政府正式批準的關于常平倉的措施和實行方法。
[29]戴肇辰《學仕錄》，5/20b，叙述了一名官員認真管理的事例。
〔編者按：陳宏謀《彙申常平規條檄》。
〕 [30]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44，評價了1636年、1657年和1660年發布的一系列上谕時說：“由于這一時期的大衆糧倉制度官方文件比較缺乏，因而我們習慣上認為這些不同的資料就是過去的部分文件。
” [31]黃六鴻《福惠全書》，27/6b-7a。
[32]《大清會典事例》，192/6a。
[33]薛福成（1839—1894）《庸庵筆記》，3/7b-8b。
[34]清朝皇帝的悲觀，特别見于1792年、1800年、1802年、1831年和1835年發布的一系列上谕中。
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89/3a和6a、192/2b。
[35]《清史稿·食貨志》，2/20a。
[36]《大清會典事例》，192/2b，收錄了一道1835年（道光十五年）所發布的上谕，提供了常平倉存糧情況的數據：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議》，6/2a-b和8/38b，叙述了1844年到1845年間陝西省的常平倉存糧情況。
[37]Gray，China（1878），II，p.58. [38]1898年發布的一道上谕，部分内容如下：“剛毅奏，各省常平社倉，久同虛設，民間義倉，必應勸辦。
每處每年積數千石，三年數逾萬石，雖遇奇荒，小民不至失所。
……着各督撫，嚴饬所屬，勸谕紳民，廣為勸辦。
”《大清曆朝實錄·德宗朝》，416/2b，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四日。
[39]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58：“有關大衆糧倉這一慈善性質的糧倉，在清朝統治崩潰的24年前就已經消失在曆史舞台上，沒有迹象顯示糧倉制度是随着清朝崩潰而同時癱瘓的。
可以肯定，糧倉制度的崩潰是先行一步的，是它自己消失在曆史舞台上的。
” [40]1654年（順治十一年）發布的一道上谕。
見《清通典》，13/2095。
[41]《大清會典事例》，193/15a；《清史稿·食貨志》，2/20a。
這道命令并沒有在各省馬上得到貫徹，因為在1720年，朝廷的一名高級官員，還陳請在山西省設置社倉。
參見王先謙《東華錄》，康熙五十九年，108/3b。
[42]《大清會典事例》，193/4b-5b收錄的規定，就涵蓋了1679年到1884年這一時期。
[43]1801年清政府頒布的一項規定，見《大清會典事例》，193/5a。
[44]《大清會典事例》，193/5a；《戶部則例》，31/5a。
然而，至少在19世紀後半期，清朝似乎準許從常平倉中把存糧弄出來。
比如，翁同龢就在其《翁文恭公日記》（1878年，光緒四年三月一日）中寫道：“餘尚華請直隸購運雜糧以濟平粜，允行。
”翁當時擔任戶部侍郎。
[45]《戶部則例》，31/2a-4a。
[46]《戶部則例》，31/1a。
[47]《大清會典事例》，193/4b。
[48]《戶部則例》，32/1b-2a。
[49]《大清會典事例》，193/5b中所收錄的1742年清政府頒布的一項規定。
[50]《戶部則例》，31/1a。
還請參見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155。
[51]《大清會典事例》，193/5b。
這名巡撫可能是陶澍。
[52]賀長齡（1785—1848）《耐庵奏議存稿》（1882），5/58a-59b和7/15a-16a。
[53]《大清會典事例》，193/5b。
[54]《大清會典事例》，193/5b〔譯者按：應為19b〕。
[55]《隋書》，24/9a。
公元595年（開皇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于後乏絕。
” [56]例如，18世紀中葉擔任直隸總督的方觀承和1820年代擔任安徽巡撫的陶澍，就把社倉和義倉混用。
參見戴肇辰《學仕錄》，7/27a〔編者按：方觀承《進呈義倉圖說疏》〕；《大清會典事例》，193/5b。
[57]見注40。
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129：“清朝的地方糧倉，就是那個時代的保持社會穩定的糧倉。
”如果用“慈善性質的糧倉”來替換“保持社會穩定的糧倉”，那麼這種觀點就更加正确。
〔編者按：引文部分原為法文。
〕 [58]《大清會典事例》，193/1a-4a，概括了清政府1703年到1883年間采取的關于社倉的措施。
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卷十三各頁，叙述了18世紀中葉他在江西、陝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蘇、廣東和廣西所作的努力。
〔編者按：乾隆刻本《偶存稿》卷十三是陳宏謀撫贛文檄，并未涉及他省，其中僅有一篇與社倉有關，見13/9a-14a《社倉規條》。
〕 [59]《大清會典事例》，193/1a。
[60]《大清會典事例》，193/1a，1703年發布的另一道上谕。
[61]《戶部則例》，30/1a。
[62]《大清會典事例》，193/1a。
[63]《大清會典事例》，193/4a。
[64]《欽定六部處分則例》，27/43a。
[65]《大清會典事例》，193/3b〔譯者按：應為4b〕。
1876年，清政府在回答山西巡撫鮑源深的上奏中，又一次強調了這個基本政策。
參見李慈銘的《越缦堂日記·桃花聖解庵日記》，丁集第二集，89b，光緒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
[66]《戶部則例》，30/3a-b；《大清會典事例》，193/1b；《皇清奏議》，53/11b-12a，引富明安的上奏。
在那些社長由地方指定的省份，有時給予社長糧食津貼。
比如，河南巡撫圖爾炳阿1756年的上奏指出，河南省和福建省就是這樣做的，《皇清奏議》，50/11b。
[67]《戶部則例》，30/3b-4a；《欽定六部處分則例》，27a-b。
雍正在1729年所發布的一道上谕中說：“乃陝省官員，不知此項谷石本系民資。
”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93/4b。
[68]《戶部則例》，31/5a。
[69]《戶部則例》，30/15a。
[70]《戶部則例》，30/6a-b；《清朝通典》，13/2097；《皇清奏議》，38/21a。
[71]《戶部則例》，30/7a-8b。
[72]《戶部則例》，30/15a-b。
楊景仁《籌濟編》，30/20b-24a讨論了清代社倉和義倉。
[73]《康濟錄》，2/19a；俞森《荒政叢書》，卷十上，1b。
[74]《大清會典事例》，191/3a〔譯者按：應為9a〕。
[75]《延慶州志》（1880），5/16b-17a。
[76]《蔚州志》（1877），6/5b。
[77]《蔚州志》，6/6a-b。
亦見卷首18b。
[78]《蔚州志》，6/5b。
[79]《邯鄲縣志》（1933），2/11b-12a。
[80]《畿輔通志》（1884），103/1a-49a，和104/1a-38b。
[81]《山東通志》（1915），卷八十四。
還請參見《滕縣志》（1846），5/4b。
[82]《豐鎮廳志》（1881），卷三。
[83]《翼城縣志》（1929），11/1b-3a。
[84]《同官縣志》（1944），14/1a-b。
[85]《鹿邑縣志》（1896），3/8a-b。
[86]《睢州志》（1892），9/116a-117b。
[87]《興國州志》（1889），6/6b。
有關該州的社倉規定，參見6/8a-b。
[88]《湖南通志》（1885），55/1413-1423。
[89]《道州志》（1878），3/19a。
[90]《巴陵縣志》（1891），15/1b-2a。
[91]《慈利縣志》（1896），4/4b。
[92]《慈利縣志》，4/4b。
《湘鄉縣志》（1874），3/9a-b記載，在曾國藩的家鄉湘鄉縣，各地最初的社倉和義倉，早在該縣志修纂之前就已經不複存在。
不過在19世紀60年代，當地居民又在鄉下重建了幾個義倉。
[93]《續修廬州府志》（1885），16/1a-8a。
[94]《建昌鄉土志》（1907），8/3b。
[95]《杭州府志》（1898），卷69各頁。
[96]《續纂江甯府志》（1880），2/24a-26b。
[97]《惠州府志》（1881），18/8b。
[98]《靈山縣志》（1914），10/125a-26b。
[99]《清遠縣志》（1880），5/20b-21b。
〔編者按：買糧基金，原文記載“毀于夷”，即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毀于英法聯軍之手，并非毀于大火。
〕 [100]《東莞縣志》（1
不可否認，清朝統治者并不指望普通鄉人來維持糧倉體系。
各個地區糧倉的存糧，來自于政府官款的購買和富有紳士或其他人的捐獻。
然而，這種情況并不能解決基本的經濟困難：中國的糧食總産量并不足以應付全國的需求。
此外，紳士的慷慨并不可靠。
富有的大地主，其興趣在于如何維持農夫的生命以為他勞動，因而在必要時會給予他們某種幫助。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大地主都有這樣的遠見卓識。
盡管有一些紳士給予地方糧倉以積極的物質援助或道義支持，但是也有許多紳士在這項極其重要的事業中拒絕同地方官合作；或者隻是為了打糧倉的主意而參與其中。
[184] 地方糧倉體系的功能并不令人滿意；清朝皇帝并不需要為此負特别的責任。
同以前各朝的皇帝一樣，他們所面臨的是無法貫徹他們意志的類似的環境。
無論怎麼說，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明朝皇帝少。
一位中國曆史學家在評價明朝時期的糧倉時指出：“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
”[185]下列對明朝時期湖北省某縣情況的描述，和清代的畫面若合符節： 以四十三裡之入，納之數椽，秕糠莫辨，盈縮無稽。
司倉者收各裡之羨，歲額既滿，而其後之貢輸，盡作折色，用飽囊橐爾。
胥吏之侵漁，下裡之逋負，不知幾何。
[186] 清朝皇帝所犯的最大錯誤，可以說是他們利用傳統方法來解決古老的災荒問題，故而不得要領；或者說，跳脫不出造成這個問題的曆史環境。
我們并不認為存糧體系毫無作用。
一代代皇帝找不到更好的防止饑荒的方法，而糧倉在一定範圍内有助于減少因饑荒流行而引起危機的風險。
有一個令人不滿意的饑荒控制體系，比完全沒有要好些；而且很有可能，清朝皇帝也從未期望過糧倉體系能取得完美的效果。
但是，糧倉體系同其他任何帝國制度一樣，并不是在曆史真空中運作。
它的運作深深受到自然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各種環境的影響。
由于這一原因，當曆史背景下其他主要因素會削弱整個帝國的結構，或者當帝國體系中其他元素的運作并不盡如人意之時，糧倉體系并不能發揮其理論上可以發揮的作用。
它勢必要随着整個王朝的興衰而存在或衰敗。
在社會環境改善而政權本身運行得相當有效之時，地方糧倉體系的運作情況就好些；但是在曆史環境周期性地惡化之時，其運作情況就相應地惡化。
在這時，糧倉體系本身也變成了促使帝國瓦解的因素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天國領導人針對饑荒提出了有幾分創意的解決辦法。
在“天朝田畝制度”這一烏托邦社會理想中，他們想象出一種土地分配和财産所有的制度；它承諾讓所有人共同享有所有農業資源，借以來預防災荒發生：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赈此荒處……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餘則歸國庫。
[187] 太平天國方案的新穎之處主要在于改變了所有制觀念，由此導出了不同的預防災荒觀念。
災荒救濟，并不是政府發起、富戶響應的慈善事業，而是社會體系本身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太平天國的理想，毫無疑問不同于通過分布地方糧倉網以預防災荒的思想。
然而，太平天國起義者并未将他們的“田畝制度”付諸實施。
讨論他們的理想是否比傳統的糧倉體系更可行，沒有什麼意義。
太平天國起義領導人的行政經驗相當有限，即使他們的“天朝”能抵擋曾國藩所率領的軍隊進攻，而能否成功地推行其準共産主義計劃，也值得懷疑。
但至少有一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對物質環境作決定性的改善，那麼農業生産總量也不會有實質性的提高；這樣，清帝國不同地區之間的“豐荒相通”，雖然可能會解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但難以解決全國的災荒和經濟匮乏等問題。
*** [1]《大清會典事例》，166/1a-167/5a，概括了清政府在1644年到1889年間采取的墾荒措施。
還可以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1—14；《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5；葛士浚的《皇朝經世文續編》，卷33。
[2]關于1652年到1911年期間，清朝采取的灌溉和防洪措施，可以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6—9；《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0—14。
[3]要點見《大清會典事例》卷278—287。
地方志通常記載了各有關地區獲準延期繳納或豁免的恩典。
其基本規定，可以參見《戶部則例》，尤其是卷112—113的記載。
其中一項規定部分内容如下：“凡地方被災，該管官一面将田地成災分數依限勘報，一面将應赈戶口迅查開赈，另詳題請。
” [4]根據《大清會典》（1908）19/5a-b中的記載，清政府制定了12項内容廣泛的處理災荒的措施：（1）備祲（預防性措施，包括墾荒和治水）；（2）除孽（根除害蟲，包括蝗蟲和水蛭）；（3）救災（救助受災地區的緊急措施，包括河堤整修）；（4）發赈（向災民散發糧食或錢财）；（5）減粜（降價出售糧食）；（6）出貸（糧食借貸）；（7）蠲賦（豁免交稅）；（8）緩征（緩期交稅）；（9）通商（“獎勵商人”，以求達到糧食向受災地區流通的目的）；（10）勸輸（鼓勵紳商損資救荒）；（11）興工築（雇傭災民從事公共工程）；（12）集流亡（災區複蘇）。
王慶雲《熙朝紀政》，1/3b-7b，概括了清政府的複蘇措施。
《欽定康濟錄》（1739）和俞森（湖廣巡撫）《荒政叢書》（1960），叙述了清朝建立以前的中國政府采取的複蘇措施。
[5]中央政府的糧倉——正式名字叫“倉庾”——位于清帝國首都及其附近地區，總數為13個，糧食貯藏在許多糧倉裡。
負責管理這些糧倉的，是兩名“倉場侍郎”（糧倉管理員），一名是滿族人，另一名是漢人。
他們手下有18名助手，叫“倉場監督”（糧倉監督員）。
《大清會典事例》在卷184—188中對這些倉庾作了描述。
該書卷189—193“積儲”條目下，還描述了地方糧倉。
ChiCh’ao-ting（冀朝鼎）在KeyEconomicAreasinChineseHistory一書第6頁中評價說：“除了供給首都的需要之外，漕糧也是國家儲備不可缺少的來源，特别是為了制止可能的造反；也就是說，為了供養一大支集中的兵力，以便在一旦預防性措施失效之後，就來鎮壓這種造反。
”〔編者按：譯文參考朱詩鳌譯《中國曆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
〕這段評價并不能用于地方糧倉的性質。
[6]“常設的正規糧倉”（theEver-Normal）一詞，是HenryA.Wallace首先使用的。
參見DerkBodde，“HenryA.WallaceandtheEver-NormalGranary，”FarEasternQuarterlyV（1946），pp.411-426。
清代地方糧倉分類如下：（1）常平倉；（2）預備倉（即清政府在安徽、河南、四川和西藏設置的糧倉）；（3）旗倉（設在盛京、吉林和黑龍江的糧倉）；（4）社倉；（5）義倉。
參見《大清會典》，19/5a。
[7]《欽定康濟錄》，2/22b。
[8]《大清會典事例》，193/4b〔編者按：應為193/15a〕。
[9]《大清會典事例》，193/4b〔編者按：應為193/16a-b〕。
[10]1655年（順治十二年）和1679年（康熙十八年）所頒布的規定，見《大清會典事例》，189/3a-b。
[11]《戶部則例》，31/1a。
[12]1679年頒布的規定，見《清朝通典》，13/2095。
[13]一則上谕提到，在設置糧倉的地方，地方官要“管其出納”，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89/1a。
[14]《大清會典事例》，193/1a。
[15]《戶部則例》，28/3a-5b和8a；《欽定六部處分則例》，27/43a。
LuLien-tching（盧連清），Lesgrenierspublics，p.152：“兩種類型的糧倉，其組織結構是相同的；它們之間的唯一區别在于其地理環境各不相同。
”這一觀點，是錯誤的。
[16]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40：“事實上，兩種類型的糧倉性質是相同的，它們時而被指定為慈善性質的糧倉，時而被指定為市鎮财産。
”JohnHenryGray，China：AHistoryoftheLaws，MannersandCustomsofthePeople.（1878），II，p.58也沒有對義倉和社倉作出區别。
[17]《戶部則例》，28/1a。
[18]《大清會典事例》，190/1a；《清朝文獻通考》，卷34—37；《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0—61。
[19]《戶部則例》，27/1a-26a，記載了18個行省和順天府、奉天府及青州府所轄各州縣适合設置多少個常平倉的情況。
還請參見《清朝通典》，13/2095；以及王慶雲《熙朝紀政》，4/20a-23a。
[20]《大清會典事例》，190/1a。
1691年（康熙三十年）清政府對直隸省貯存額情況的規定是這樣的：大縣為5，000石；中等縣為4，000石；小縣為3，000石。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清政府對全國各省貯存量的規定是：大縣10，000石；中等縣8，000石；小縣6，000石。
然而，山西和四川的貯存量不同。
在山西，大縣、中等縣和小縣的貯存量分别為20，000、16，000和12，000石；在四川，分别為6，000、4，000和2，000石。
1748年，全國各省糧食貯存量總數為33，792，330石，亦即是說，比之前的48，110，680石減少了14，318，350石。
[21]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chapter9.“Réglementaliondessanctionsetloisprohibitives”（處罰和禁止條例）概括了主要措施，方便參考。
[22]《戶部則例》，28/6a；《大清會典事例》，191/1a。
[23]《大清會典事例》，189/1b。
[24]《清朝通典》，13/2096。
1710年，清政府準許浙江省把“監生”頭銜授予糧食捐獻達到一定标準的大戶；而在此之前，隻有江南才這樣做。
[25]《戶部則例》，28/5b，記載了不同省份規定的價格比例。
還請參見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p.109-110。
[26]《戶部則例》，28/8a，記載了下列措施：“常平倉谷，許農民領借，作為口糧籽種，州縣官按各處耕種遲早，酌定借期，通報上司，出示曉谕。
給領時，查明借戶果系力田之家，取具的保。
” [27]《戶部則例》，28/9a-b。
[28]《戶部則例》，29/19a-20a；《清朝通典》，13/2095。
楊景仁《籌濟編》，8/16b-22a，概括了1660年到1811年裡清政府正式批準的關于常平倉的措施和實行方法。
[29]戴肇辰《學仕錄》，5/20b，叙述了一名官員認真管理的事例。
〔編者按：陳宏謀《彙申常平規條檄》。
〕 [30]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44，評價了1636年、1657年和1660年發布的一系列上谕時說：“由于這一時期的大衆糧倉制度官方文件比較缺乏，因而我們習慣上認為這些不同的資料就是過去的部分文件。
” [31]黃六鴻《福惠全書》，27/6b-7a。
[32]《大清會典事例》，192/6a。
[33]薛福成（1839—1894）《庸庵筆記》，3/7b-8b。
[34]清朝皇帝的悲觀，特别見于1792年、1800年、1802年、1831年和1835年發布的一系列上谕中。
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89/3a和6a、192/2b。
[35]《清史稿·食貨志》，2/20a。
[36]《大清會典事例》，192/2b，收錄了一道1835年（道光十五年）所發布的上谕，提供了常平倉存糧情況的數據：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議》，6/2a-b和8/38b，叙述了1844年到1845年間陝西省的常平倉存糧情況。
[37]Gray，China（1878），II，p.58. [38]1898年發布的一道上谕，部分内容如下：“剛毅奏，各省常平社倉，久同虛設，民間義倉，必應勸辦。
每處每年積數千石，三年數逾萬石，雖遇奇荒，小民不至失所。
……着各督撫，嚴饬所屬，勸谕紳民，廣為勸辦。
”《大清曆朝實錄·德宗朝》，416/2b，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四日。
[39]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58：“有關大衆糧倉這一慈善性質的糧倉，在清朝統治崩潰的24年前就已經消失在曆史舞台上，沒有迹象顯示糧倉制度是随着清朝崩潰而同時癱瘓的。
可以肯定，糧倉制度的崩潰是先行一步的，是它自己消失在曆史舞台上的。
” [40]1654年（順治十一年）發布的一道上谕。
見《清通典》，13/2095。
[41]《大清會典事例》，193/15a；《清史稿·食貨志》，2/20a。
這道命令并沒有在各省馬上得到貫徹，因為在1720年，朝廷的一名高級官員，還陳請在山西省設置社倉。
參見王先謙《東華錄》，康熙五十九年，108/3b。
[42]《大清會典事例》，193/4b-5b收錄的規定，就涵蓋了1679年到1884年這一時期。
[43]1801年清政府頒布的一項規定，見《大清會典事例》，193/5a。
[44]《大清會典事例》，193/5a；《戶部則例》，31/5a。
然而，至少在19世紀後半期，清朝似乎準許從常平倉中把存糧弄出來。
比如，翁同龢就在其《翁文恭公日記》（1878年，光緒四年三月一日）中寫道：“餘尚華請直隸購運雜糧以濟平粜，允行。
”翁當時擔任戶部侍郎。
[45]《戶部則例》，31/2a-4a。
[46]《戶部則例》，31/1a。
[47]《大清會典事例》，193/4b。
[48]《戶部則例》，32/1b-2a。
[49]《大清會典事例》，193/5b中所收錄的1742年清政府頒布的一項規定。
[50]《戶部則例》，31/1a。
還請參見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155。
[51]《大清會典事例》，193/5b。
這名巡撫可能是陶澍。
[52]賀長齡（1785—1848）《耐庵奏議存稿》（1882），5/58a-59b和7/15a-16a。
[53]《大清會典事例》，193/5b。
[54]《大清會典事例》，193/5b〔譯者按：應為19b〕。
[55]《隋書》，24/9a。
公元595年（開皇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于後乏絕。
” [56]例如，18世紀中葉擔任直隸總督的方觀承和1820年代擔任安徽巡撫的陶澍，就把社倉和義倉混用。
參見戴肇辰《學仕錄》，7/27a〔編者按：方觀承《進呈義倉圖說疏》〕；《大清會典事例》，193/5b。
[57]見注40。
LuLien-tching，Lesgrenierspublics，p.129：“清朝的地方糧倉，就是那個時代的保持社會穩定的糧倉。
”如果用“慈善性質的糧倉”來替換“保持社會穩定的糧倉”，那麼這種觀點就更加正确。
〔編者按：引文部分原為法文。
〕 [58]《大清會典事例》，193/1a-4a，概括了清政府1703年到1883年間采取的關于社倉的措施。
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卷十三各頁，叙述了18世紀中葉他在江西、陝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蘇、廣東和廣西所作的努力。
〔編者按：乾隆刻本《偶存稿》卷十三是陳宏謀撫贛文檄，并未涉及他省，其中僅有一篇與社倉有關，見13/9a-14a《社倉規條》。
〕 [59]《大清會典事例》，193/1a。
[60]《大清會典事例》，193/1a，1703年發布的另一道上谕。
[61]《戶部則例》，30/1a。
[62]《大清會典事例》，193/1a。
[63]《大清會典事例》，193/4a。
[64]《欽定六部處分則例》，27/43a。
[65]《大清會典事例》，193/3b〔譯者按：應為4b〕。
1876年，清政府在回答山西巡撫鮑源深的上奏中，又一次強調了這個基本政策。
參見李慈銘的《越缦堂日記·桃花聖解庵日記》，丁集第二集，89b，光緒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
[66]《戶部則例》，30/3a-b；《大清會典事例》，193/1b；《皇清奏議》，53/11b-12a，引富明安的上奏。
在那些社長由地方指定的省份，有時給予社長糧食津貼。
比如，河南巡撫圖爾炳阿1756年的上奏指出，河南省和福建省就是這樣做的，《皇清奏議》，50/11b。
[67]《戶部則例》，30/3b-4a；《欽定六部處分則例》，27a-b。
雍正在1729年所發布的一道上谕中說：“乃陝省官員，不知此項谷石本系民資。
”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93/4b。
[68]《戶部則例》，31/5a。
[69]《戶部則例》，30/15a。
[70]《戶部則例》，30/6a-b；《清朝通典》，13/2097；《皇清奏議》，38/21a。
[71]《戶部則例》，30/7a-8b。
[72]《戶部則例》，30/15a-b。
楊景仁《籌濟編》，30/20b-24a讨論了清代社倉和義倉。
[73]《康濟錄》，2/19a；俞森《荒政叢書》，卷十上，1b。
[74]《大清會典事例》，191/3a〔譯者按：應為9a〕。
[75]《延慶州志》（1880），5/16b-17a。
[76]《蔚州志》（1877），6/5b。
[77]《蔚州志》，6/6a-b。
亦見卷首18b。
[78]《蔚州志》，6/5b。
[79]《邯鄲縣志》（1933），2/11b-12a。
[80]《畿輔通志》（1884），103/1a-49a，和104/1a-38b。
[81]《山東通志》（1915），卷八十四。
還請參見《滕縣志》（1846），5/4b。
[82]《豐鎮廳志》（1881），卷三。
[83]《翼城縣志》（1929），11/1b-3a。
[84]《同官縣志》（1944），14/1a-b。
[85]《鹿邑縣志》（1896），3/8a-b。
[86]《睢州志》（1892），9/116a-117b。
[87]《興國州志》（1889），6/6b。
有關該州的社倉規定，參見6/8a-b。
[88]《湖南通志》（1885），55/1413-1423。
[89]《道州志》（1878），3/19a。
[90]《巴陵縣志》（1891），15/1b-2a。
[91]《慈利縣志》（1896），4/4b。
[92]《慈利縣志》，4/4b。
《湘鄉縣志》（1874），3/9a-b記載，在曾國藩的家鄉湘鄉縣，各地最初的社倉和義倉，早在該縣志修纂之前就已經不複存在。
不過在19世紀60年代，當地居民又在鄉下重建了幾個義倉。
[93]《續修廬州府志》（1885），16/1a-8a。
[94]《建昌鄉土志》（1907），8/3b。
[95]《杭州府志》（1898），卷69各頁。
[96]《續纂江甯府志》（1880），2/24a-26b。
[97]《惠州府志》（1881），18/8b。
[98]《靈山縣志》（1914），10/125a-26b。
[99]《清遠縣志》（1880），5/20b-21b。
〔編者按：買糧基金，原文記載“毀于夷”，即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毀于英法聯軍之手，并非毀于大火。
〕 [100]《東莞縣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