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層行政組織體系——保甲及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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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21a。
有時，鄉的地位為“路”所取代，比如在四川富順縣，每路下設數量不等的保，每保下設數量不等的甲。
見《富順縣志》（1931），8/12b-15a。
[28]在保甲組織的第二次演變中，10戶這一層級被稱為“甲”而不是“牌”。
這一變化的原因或許在于保甲體系和稅收體系的混亂（或套入），因為稅收體系中最低層的單位也稱為甲。
作為稅收體系中的甲包括11戶；在談論裡甲體系時就會看到。
[29]《明史》，卷77：“太祖仍元裡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裡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裡甲。
” [30]《明史》，卷77。
并參見《續文獻通考》，13/2891和16/2913。
[31]《明史》，78/13b。
并參見《畿輔通志》（1884），96/20b-23b；《賀縣志》（1934），2/16b-18a，引1890年舊志；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275頁。
[32]例見《揚州府志》（1810），16/15b-16b。
[33]《大清會典事例》（1908），257/1a；《清朝文獻通考》，19/5024；《清朝通典》（1935年重印），9/2069。
[34]正如其他地方指出的，這是一些曆史學家作出混亂的陳述和不正确的推斷的原因之一。
[35]《大清律例彙輯便覽》（1877），8/47a-48b、20/17b和25/99b-100a。
[36]《容縣志》（1897），9/2a。
[37]《長甯縣志》（1901），2/1b〔譯者按：應為2/4b〕。
[38]《賀縣志》（1934），2/17b-18a，引1890年舊志。
[39]引見織田萬（YorozuOrita）《清國行政法分論》卷一，第19—22頁。
〔編者按：《清國行政法分論》為《清國行政法》之中譯本，編者未見。
編者所見者為《清國行政法》（日文版共六卷，分為泛論兩編和各論四編），以及中文版《清國行政法泛論》。
上引文在第二卷《各論》第一編12頁。
見《清國行政法》，東京：岩松堂書店，1936。
〕織田萬根據這一情況正确地作出結論：“保甲則以稽查奸宄為主，裡坊廂則以征收丁銀為主。
”〔編者按：引文參考中文本《清國行政法泛論》，東京：金港堂書籍，1909。
〕 [40]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205頁。
[41]最混亂的事例之一見《富順縣志》（1931，8/12a）：“順治十七年（1660）令民間設裡社，則有裡長、社長之名。
南省地方以圖名者，有圖長；以保名者，有保長。
其甲長又曰牌頭，以其為十牌之首也。
……各直省名稱不同，其役一也。
” [42]織田萬《清國行政法分論》卷一，第479頁評論說：“該制度是以元朝的社制和明朝的裡制為基礎的……清王朝建立之初所确立的此種農業互助的裡社制，是一項臨時性措施呢，還是後世皇帝都要遵循的永久性制度呢？目前尚不能解答此問題。
查閱諸如《大清會典》和《戶部則例》之類的典籍，發現自順治期間确立裡社制以來，并沒有明确頒布诏令廢除該制度。
……或許，清王朝初期曾推行過此項制度……但随後自然放棄了。
”〔編者按：織田萬原文見《清國行政法》第二卷，第311頁，“裡社”條。
又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六八：“（順治）十七年覆準。
設立裡社。
令民或二三十家、四五十家聚居。
每遇農時、有死喪疾病者，協力耕助。
”是該條資料一直在《會典事例》中存在，并非隻在早期版本中存在。
〕 [43]《邯鄲縣志》（1933），2/7b。
[44]《灤州志》（1896），13/12a-50b。
撫甯縣和保定府（均屬直隸）存在着類似情況。
見《撫甯縣志》（1877），8/15b；《保定府志》（1881），24/1a。
[45]《睢州志》（1892），2/13a-19a。
[46]《臨漳志》（1904），1/29b-30a。
[47]《湖北通志》（1921），34/1401。
[48]《湖北通志》（1921），34/1042，引《光化縣志》；34/1045-1046，引《光緒湖北輿地記》。
[49]《南海縣志》（1910），卷三。
[50]《廈門志》（1839），2/20b-22a。
[51]《南昌縣志》（1919），3/1a-2a。
[52]《九江儒林鄉志》（1883），1/2b。
[53]《信宜縣志》（1889），1/1a-b。
[54]《南昌縣志》（1919），3/1a-2a。
[55]《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H.G.Creel（顧理雅）對“社”的宗教意義這樣解釋：“在把國家當做統治家族世代相傳的财産的情況下，宗廟就象征着國家。
但是，國家也被視為領土的統一體即‘祖國’，就此意義來說，其象征就是被稱之為‘土地廟’的社。
起初被獻祭以求豐收的對象隻是長出莊稼的土壤；在遇到幹旱時，人們認為向土地獻祭，天就會降雨。
沒有某種象征是難以向土地獻祭的，這種象征就是土堆。
一開始可能是自然的土堆，但随後每個村莊都會搭建起這樣的土堆。
由于它們象征着小地方的土地，因而成為各個社區宗教活動的中心。
”BirthofChina（1937），pp.336-337. [56]《隋書》，7/10b-12b。
[57]《文獻通考》，21/204。
[58]Wittfogel（魏特夫）和FengChia-sheng（馮家昇）合著的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p.379：“這種糧倉（義倉）是與所有地方公共事務舉行的中心即鄉村祭壇（社）聯系在一起的地方組織。
”關于地方糧倉的讨論，見第四章。
[59]《元史》，93/3a；《續文獻通考》，1/2780。
[60]《明史》，77/4a。
[61]《續修廬州府志》（1885），18/9b；或《洛川縣志》（1944），13/2a，引1806年舊志。
“抑強扶弱”誓詞這樣說：“凡我同裡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淩弱，違者先共制之，然後經官。
貧無可贍，周給其家。
三年不立，不使與會。
其婚姻喪葬有乏，随力相助。
如不從衆，及犯奸盜詐僞、一切非為之人，不許入會；如能改過自新，三年之後，始許入會。
” [62]《賀縣志》（1934），2/10b，引1890年舊志。
〔譯者按：“十家”原書作“七家”，今據原典徑改。
〕 [63]張壽镛《皇朝掌故彙編·内編》，53/14a。
[64]《祥符縣志》（1898），8/34a-b。
[65]《邯鄲縣志》（1933），2/8a。
[66]李漁《資治新書》，二集，1/13b。
山東青州分巡道周亮工1663年曾經指出：“至于一社之中有一社長，即是裡長，每甲各有一甲長。
” [67]《撫甯縣志》（1877），8/15a〔譯者按：應為8/15b〕。
修纂者在該頁指出：“（撫甯）原設二十一裡，今止十二社五屯，共存一十七裡。
”
有時，鄉的地位為“路”所取代，比如在四川富順縣，每路下設數量不等的保，每保下設數量不等的甲。
見《富順縣志》（1931），8/12b-15a。
[28]在保甲組織的第二次演變中，10戶這一層級被稱為“甲”而不是“牌”。
這一變化的原因或許在于保甲體系和稅收體系的混亂（或套入），因為稅收體系中最低層的單位也稱為甲。
作為稅收體系中的甲包括11戶；在談論裡甲體系時就會看到。
[29]《明史》，卷77：“太祖仍元裡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裡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裡甲。
” [30]《明史》，卷77。
并參見《續文獻通考》，13/2891和16/2913。
[31]《明史》，78/13b。
并參見《畿輔通志》（1884），96/20b-23b；《賀縣志》（1934），2/16b-18a，引1890年舊志；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275頁。
[32]例見《揚州府志》（1810），16/15b-16b。
[33]《大清會典事例》（1908），257/1a；《清朝文獻通考》，19/5024；《清朝通典》（1935年重印），9/2069。
[34]正如其他地方指出的，這是一些曆史學家作出混亂的陳述和不正确的推斷的原因之一。
[35]《大清律例彙輯便覽》（1877），8/47a-48b、20/17b和25/99b-100a。
[36]《容縣志》（1897），9/2a。
[37]《長甯縣志》（1901），2/1b〔譯者按：應為2/4b〕。
[38]《賀縣志》（1934），2/17b-18a，引1890年舊志。
[39]引見織田萬（YorozuOrita）《清國行政法分論》卷一，第19—22頁。
〔編者按：《清國行政法分論》為《清國行政法》之中譯本，編者未見。
編者所見者為《清國行政法》（日文版共六卷，分為泛論兩編和各論四編），以及中文版《清國行政法泛論》。
上引文在第二卷《各論》第一編12頁。
見《清國行政法》，東京：岩松堂書店，1936。
〕織田萬根據這一情況正确地作出結論：“保甲則以稽查奸宄為主，裡坊廂則以征收丁銀為主。
”〔編者按：引文參考中文本《清國行政法泛論》，東京：金港堂書籍，1909。
〕 [40]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205頁。
[41]最混亂的事例之一見《富順縣志》（1931，8/12a）：“順治十七年（1660）令民間設裡社，則有裡長、社長之名。
南省地方以圖名者，有圖長；以保名者，有保長。
其甲長又曰牌頭，以其為十牌之首也。
……各直省名稱不同，其役一也。
” [42]織田萬《清國行政法分論》卷一，第479頁評論說：“該制度是以元朝的社制和明朝的裡制為基礎的……清王朝建立之初所确立的此種農業互助的裡社制，是一項臨時性措施呢，還是後世皇帝都要遵循的永久性制度呢？目前尚不能解答此問題。
查閱諸如《大清會典》和《戶部則例》之類的典籍，發現自順治期間确立裡社制以來，并沒有明确頒布诏令廢除該制度。
……或許，清王朝初期曾推行過此項制度……但随後自然放棄了。
”〔編者按：織田萬原文見《清國行政法》第二卷，第311頁，“裡社”條。
又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六八：“（順治）十七年覆準。
設立裡社。
令民或二三十家、四五十家聚居。
每遇農時、有死喪疾病者，協力耕助。
”是該條資料一直在《會典事例》中存在，并非隻在早期版本中存在。
〕 [43]《邯鄲縣志》（1933），2/7b。
[44]《灤州志》（1896），13/12a-50b。
撫甯縣和保定府（均屬直隸）存在着類似情況。
見《撫甯縣志》（1877），8/15b；《保定府志》（1881），24/1a。
[45]《睢州志》（1892），2/13a-19a。
[46]《臨漳志》（1904），1/29b-30a。
[47]《湖北通志》（1921），34/1401。
[48]《湖北通志》（1921），34/1042，引《光化縣志》；34/1045-1046，引《光緒湖北輿地記》。
[49]《南海縣志》（1910），卷三。
[50]《廈門志》（1839），2/20b-22a。
[51]《南昌縣志》（1919），3/1a-2a。
[52]《九江儒林鄉志》（1883），1/2b。
[53]《信宜縣志》（1889），1/1a-b。
[54]《南昌縣志》（1919），3/1a-2a。
[55]《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H.G.Creel（顧理雅）對“社”的宗教意義這樣解釋：“在把國家當做統治家族世代相傳的财産的情況下，宗廟就象征着國家。
但是，國家也被視為領土的統一體即‘祖國’，就此意義來說，其象征就是被稱之為‘土地廟’的社。
起初被獻祭以求豐收的對象隻是長出莊稼的土壤；在遇到幹旱時，人們認為向土地獻祭，天就會降雨。
沒有某種象征是難以向土地獻祭的，這種象征就是土堆。
一開始可能是自然的土堆，但随後每個村莊都會搭建起這樣的土堆。
由于它們象征着小地方的土地，因而成為各個社區宗教活動的中心。
”BirthofChina（1937），pp.336-337. [56]《隋書》，7/10b-12b。
[57]《文獻通考》，21/204。
[58]Wittfogel（魏特夫）和FengChia-sheng（馮家昇）合著的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p.379：“這種糧倉（義倉）是與所有地方公共事務舉行的中心即鄉村祭壇（社）聯系在一起的地方組織。
”關于地方糧倉的讨論，見第四章。
[59]《元史》，93/3a；《續文獻通考》，1/2780。
[60]《明史》，77/4a。
[61]《續修廬州府志》（1885），18/9b；或《洛川縣志》（1944），13/2a，引1806年舊志。
“抑強扶弱”誓詞這樣說：“凡我同裡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淩弱，違者先共制之，然後經官。
貧無可贍，周給其家。
三年不立，不使與會。
其婚姻喪葬有乏，随力相助。
如不從衆，及犯奸盜詐僞、一切非為之人，不許入會；如能改過自新，三年之後，始許入會。
” [62]《賀縣志》（1934），2/10b，引1890年舊志。
〔譯者按：“十家”原書作“七家”，今據原典徑改。
〕 [63]張壽镛《皇朝掌故彙編·内編》，53/14a。
[64]《祥符縣志》（1898），8/34a-b。
[65]《邯鄲縣志》（1933），2/8a。
[66]李漁《資治新書》，二集，1/13b。
山東青州分巡道周亮工1663年曾經指出：“至于一社之中有一社長，即是裡長，每甲各有一甲長。
” [67]《撫甯縣志》（1877），8/15a〔譯者按：應為8/15b〕。
修纂者在該頁指出：“（撫甯）原設二十一裡，今止十二社五屯，共存一十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