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層行政組織體系——保甲及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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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農業生産的組織。
清代的社取得了一些其他功能，那都是它的前身在某個時期曾經擁有過的。
例如，在廣西賀縣，據說社實質上是舉行祭祀活動的鄉村組織。
根據《賀縣志》（1890）： 十家八家或數十家共一社，二、六、八月皆緻祀，聚其社之所屬，備物緻祭，畢，即會飲焉。
[62] 在山西省，社實際上成為村莊公共事務的中心。
1883年，張之洞（時任山西巡撫）的一份奏折載： 約查：晉俗每一村為一社，若一村有二三公廟，則一村為二三社。
社各有長，村民悉聽指揮。
[63] 像明代一樣，社更經常地與裡甲結合在一起（因此被稱為裡社），成為稅收體系中之一環。
《祥符縣志》（1898）的修纂者寫道：“裡甲：凡七十九社，雍正四年（1726）割去山東曹縣新安社，實存七十八社。
每裡置經催一名，以督賦課。
”[64]在直隸邯鄲縣，社同樣變成一個稅收單位。
1855年，知縣盧遠昌“逐社”仔細地查閱了稅收登記簿，因此能消除此前盛行的“竄社跳甲”的弊端，也就是“社名在東而地在西者，社名在北而地在南者”。
[65]在某些事例中，社事實上被當作與裡相當的單位，例如17世紀的山東青州道[66]和19世紀的直隸撫甯縣[67]。
同隋唐時期一樣，清朝時期的社也同鄉村糧倉聯系在一起。
關于社倉（社區糧倉），俟後讨論。
*** [1]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1935年版，第204頁。
[2]ChinaReview，VIII（1880），p.259. [3]蕭一山《清代史》，1947年第3版，第103—104頁。
其他混淆叙述的事例見于L.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theChineseEmpireandDependencies（1908），pp.309-310；包世臣（1775—1855），《齊民四術》，卷四上，1a-b，《說保甲十一》；以及戴肇辰《學仕錄》（1867）3/26引17世紀晚期楊名時的文章《為宰議》。
[4]杜佑《通典》，3/21-23。
[5]《清朝文獻通考》，19/5024。
[6]《周禮·地官·遂人》。
《地官·大司徒》中描寫了一個不同的行政組織體系。
後代研究保甲組織的學者通常把這個制度的源頭追溯到《周禮》，如《欽定康濟錄》，2/24a-30b所引。
另外參見龔自珍《定庵文集》，1/90-91，《保甲正名》。
[7]參見本章注6。
這些組織體系雖然變化相當大，然而毫無例外的是，戶（家）是地方組織體系中的基礎單位，除了一個例外，最小的行政單位都是由5戶和10戶構成的。
[8]《管子》之《立政第四》《乘馬第五》《小匡第二十》《度地第五十七》。
〔編者按：蕭氏原著中，本注與下注内容錯置，今據文意校正。
〕 [9]秦朝到明朝的統治者所實行的組織結構，可參見治強《鄉治叢談》，《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1期，第59—65頁。
還可以參見顧炎武《日知錄》，卷八“鄉亭之職”條；《欽定康濟錄》，2/24b-29a；柳诒徵《中國文化史》（1932）。
[10]杜佑《通典》，3/23。
[11]杜佑《通典》，3/23。
該書說：“以百戶為裡，五裡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裡置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在邑居者為坊，别置坊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并免其課役。
在田野者為村，别置村正一人，掌同坊正。
”參看柳诒徵《中國文化史》，下卷，第14頁，引《唐六典》。
[12]《宋史·兵六·鄉兵三》，3/145。
梁啟超《中國文化史》（第56頁）認為，宋代所實行的保甲制度，來源于著名的新儒家程颢的思想。
程颢在擔任晉城〔譯者按：應為留城〕知縣期間，建立了一種“保伍法”，規定居民力役相助，患難相恤。
梁啟超繼續說道：“王安石因之，名曰保甲法。
”事實上，宋朝政府所規定的保甲制度通常被稱為“保伍”。
見《續文獻通考》，15/2901。
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9頁正确地指出，“保甲”這個名詞在宋代首次通行，卻難以界定其确切的内涵。
就我們所知，這一困難存在于兩個方面：其一，不同的名詞經常用來指稱同一項制度；其二，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名稱是相同的或實質上相同的制度，卻被賦予不同的職能，由于未能注意到這樣的差異或不同，一些作者經常出現對保甲的混亂叙述。
例如，RobertLee，“ThePaochiaSystem，”PapersonChina，III，p.195-206，就特别強調說：“保甲組織的主要職能實際上包括要求鄉村政權承擔的所有事情。
” [13]參見王守仁（1472—1528）《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六《别錄八·公移》中一系列關于“十家牌”的規約；《别錄九·公移》中三件關于同一問題的告示。
所有這些告示、規約都是在1517年至1520年間發布的。
王守仁在贛南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對後來的保甲體系産生了某種影響。
舉例來說，清朝早期以努力發展保甲而著稱的陳宏謀（1696—1771），在其著名的關于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從政遺規》（上卷，31b-32a）中，就引用了王守仁關于“十家牌制”的某些規定，并在事實上模仿王守仁的做法來建立自己的體系（上卷，33a-b）。
[14]《大清會典》（1908），17/2a；《大清會典事例》（1908），158/1a；《清朝文獻通考》（1936），19/5024；《大清律例彙輯便覽》（1877），20/17b；《清史稿·食貨志》，1/2a-5b。
并見《戶部則例》（1791），3/4a-10b，該則例對乾隆五十年（1785年）左右規模宏大的調整措施作了概括。
《清朝文獻通考》，21/5043描述了與此措施不同的規定。
另一項叫作“總甲”的官方體系将在下章說明。
[15]《南甯縣志》（1852），4/2a。
[16]《浏陽縣志》（1873），5/3b，引舊志，年代不詳。
[17]劉衡（1776—1841）《庸吏庸言》，第88頁以下。
[18]《通州志》（1879），1/42a。
[19]《臨漳縣志》（1904），1/19a-28b。
[20]《同官縣志》（1944），18/4a，引1765年舊志。
[21]《滕縣志》（1846），1/2a。
[22]《靖邊縣志》（1899），1/28a-29a。
[23]黃六鴻《福惠全書》（1893），21/4a。
[24]《滕縣志》（1846），12/8a，引孔廣珪于1836年至1838年間的陳述。
[25]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1897），28/32a，引馮桂芬1860年左右所寫的一篇随筆。
[26]《黎平府志》（1892），卷五上，77a-78b。
〔譯者按：“十一戶”原書作“十戶”，今據原典徑改。
〕 [27]《南陽縣志》（1904），3/
清代的社取得了一些其他功能，那都是它的前身在某個時期曾經擁有過的。
例如，在廣西賀縣，據說社實質上是舉行祭祀活動的鄉村組織。
根據《賀縣志》（1890）： 十家八家或數十家共一社，二、六、八月皆緻祀，聚其社之所屬，備物緻祭，畢，即會飲焉。
[62] 在山西省，社實際上成為村莊公共事務的中心。
1883年，張之洞（時任山西巡撫）的一份奏折載： 約查：晉俗每一村為一社，若一村有二三公廟，則一村為二三社。
社各有長，村民悉聽指揮。
[63] 像明代一樣，社更經常地與裡甲結合在一起（因此被稱為裡社），成為稅收體系中之一環。
《祥符縣志》（1898）的修纂者寫道：“裡甲：凡七十九社，雍正四年（1726）割去山東曹縣新安社，實存七十八社。
每裡置經催一名，以督賦課。
”[64]在直隸邯鄲縣，社同樣變成一個稅收單位。
1855年，知縣盧遠昌“逐社”仔細地查閱了稅收登記簿，因此能消除此前盛行的“竄社跳甲”的弊端，也就是“社名在東而地在西者，社名在北而地在南者”。
[65]在某些事例中，社事實上被當作與裡相當的單位，例如17世紀的山東青州道[66]和19世紀的直隸撫甯縣[67]。
同隋唐時期一樣，清朝時期的社也同鄉村糧倉聯系在一起。
關于社倉（社區糧倉），俟後讨論。
*** [1]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1935年版，第204頁。
[2]ChinaReview，VIII（1880），p.259. [3]蕭一山《清代史》，1947年第3版，第103—104頁。
其他混淆叙述的事例見于L.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theChineseEmpireandDependencies（1908），pp.309-310；包世臣（1775—1855），《齊民四術》，卷四上，1a-b，《說保甲十一》；以及戴肇辰《學仕錄》（1867）3/26引17世紀晚期楊名時的文章《為宰議》。
[4]杜佑《通典》，3/21-23。
[5]《清朝文獻通考》，19/5024。
[6]《周禮·地官·遂人》。
《地官·大司徒》中描寫了一個不同的行政組織體系。
後代研究保甲組織的學者通常把這個制度的源頭追溯到《周禮》，如《欽定康濟錄》，2/24a-30b所引。
另外參見龔自珍《定庵文集》，1/90-91，《保甲正名》。
[7]參見本章注6。
這些組織體系雖然變化相當大，然而毫無例外的是，戶（家）是地方組織體系中的基礎單位，除了一個例外，最小的行政單位都是由5戶和10戶構成的。
[8]《管子》之《立政第四》《乘馬第五》《小匡第二十》《度地第五十七》。
〔編者按：蕭氏原著中，本注與下注内容錯置，今據文意校正。
〕 [9]秦朝到明朝的統治者所實行的組織結構，可參見治強《鄉治叢談》，《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1期，第59—65頁。
還可以參見顧炎武《日知錄》，卷八“鄉亭之職”條；《欽定康濟錄》，2/24b-29a；柳诒徵《中國文化史》（1932）。
[10]杜佑《通典》，3/23。
[11]杜佑《通典》，3/23。
該書說：“以百戶為裡，五裡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裡置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在邑居者為坊，别置坊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并免其課役。
在田野者為村，别置村正一人，掌同坊正。
”參看柳诒徵《中國文化史》，下卷，第14頁，引《唐六典》。
[12]《宋史·兵六·鄉兵三》，3/145。
梁啟超《中國文化史》（第56頁）認為，宋代所實行的保甲制度，來源于著名的新儒家程颢的思想。
程颢在擔任晉城〔譯者按：應為留城〕知縣期間，建立了一種“保伍法”，規定居民力役相助，患難相恤。
梁啟超繼續說道：“王安石因之，名曰保甲法。
”事實上，宋朝政府所規定的保甲制度通常被稱為“保伍”。
見《續文獻通考》，15/2901。
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9頁正确地指出，“保甲”這個名詞在宋代首次通行，卻難以界定其确切的内涵。
就我們所知，這一困難存在于兩個方面：其一，不同的名詞經常用來指稱同一項制度；其二，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名稱是相同的或實質上相同的制度，卻被賦予不同的職能，由于未能注意到這樣的差異或不同，一些作者經常出現對保甲的混亂叙述。
例如，RobertLee，“ThePaochiaSystem，”PapersonChina，III，p.195-206，就特别強調說：“保甲組織的主要職能實際上包括要求鄉村政權承擔的所有事情。
” [13]參見王守仁（1472—1528）《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六《别錄八·公移》中一系列關于“十家牌”的規約；《别錄九·公移》中三件關于同一問題的告示。
所有這些告示、規約都是在1517年至1520年間發布的。
王守仁在贛南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對後來的保甲體系産生了某種影響。
舉例來說，清朝早期以努力發展保甲而著稱的陳宏謀（1696—1771），在其著名的關于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從政遺規》（上卷，31b-32a）中，就引用了王守仁關于“十家牌制”的某些規定，并在事實上模仿王守仁的做法來建立自己的體系（上卷，33a-b）。
[14]《大清會典》（1908），17/2a；《大清會典事例》（1908），158/1a；《清朝文獻通考》（1936），19/5024；《大清律例彙輯便覽》（1877），20/17b；《清史稿·食貨志》，1/2a-5b。
并見《戶部則例》（1791），3/4a-10b，該則例對乾隆五十年（1785年）左右規模宏大的調整措施作了概括。
《清朝文獻通考》，21/5043描述了與此措施不同的規定。
另一項叫作“總甲”的官方體系将在下章說明。
[15]《南甯縣志》（1852），4/2a。
[16]《浏陽縣志》（1873），5/3b，引舊志，年代不詳。
[17]劉衡（1776—1841）《庸吏庸言》，第88頁以下。
[18]《通州志》（1879），1/42a。
[19]《臨漳縣志》（1904），1/19a-28b。
[20]《同官縣志》（1944），18/4a，引1765年舊志。
[21]《滕縣志》（1846），1/2a。
[22]《靖邊縣志》（1899），1/28a-29a。
[23]黃六鴻《福惠全書》（1893），21/4a。
[24]《滕縣志》（1846），12/8a，引孔廣珪于1836年至1838年間的陳述。
[25]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1897），28/32a，引馮桂芬1860年左右所寫的一篇随筆。
[26]《黎平府志》（1892），卷五上，77a-78b。
〔譯者按：“十一戶”原書作“十戶”，今據原典徑改。
〕 [27]《南陽縣志》（19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