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村、集市和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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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事實上就是一個村子，共同擁有大片土地；這種鄉村隐約同印度的“共有型”鄉村相似。
問題在于，19世紀的中國是否存在“村落共同體”。
這個問題的答案多少取決于我們對這個詞的認定。
如果“村社”的性質可以理解為“财産共有”或“共同享有支配财産的權利”，那麼可以肯定，中國整個曆史時期都不曾存在這樣性質的“村社”。
正如筆者上面已經指出的，同這種性質的“村落共同體”最接近的是某些宗族制鄉村。
以此來看，筆者很難贊同HaroldJ.E.Peake的觀點：“村落共同體在中國各地都存在，隻有四川通常是分散的村莊。
”參見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XV，p.255。
随後，他很顯然把中國所有的鄉村都視為宗族制村莊。
可是正如我們将要在第八章所看到的那樣，中國許多村莊尤其是華北的村莊，并不是由宗族組成的。
Peake還在同書（第253頁）中大體上對村落共同體的性質作如下概括：“村落共同體由比單個家庭要大、有親戚關系或無親戚關系的一組人群所組成，他們居住在一大棟房屋或若幹相互挨連的住房裡。
這種住房有的呈不規則分布，有的在街道兩側。
村民們最初共同在若幹可耕地上勞作，劃分适合畜牧的草地，并在村子周圍的荒地上喂牲口。
這些耕地、草地、荒地的所有權歸村社所有，一直到毗鄰村社的邊界。
在曆史上，大多數這樣的鄉村都處于封建領主的統治之下。
領主支配所在地居民，行使執法權，收繳村社耕種其份額土地的租稅。
”很顯然，Peake的這一定義并不符合中國曆史上的鄉村；而且，他所說的那種“領主”和居民之間的關系，在中國帝制時代的鄉村裡是否存在，值得懷疑。
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研究村社的西方權威并未達成共識。
關于傳統理論的叙述，可以特别參考GeorgeLudwigvonMaurer，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Hof，Dorf，undStadt-rerfassung（2nded.，Vienna，Auflage，1896）；Coulanges，Lacitéantique（Paris，1864）；HenryS.Maine，Village-CommunitiesintheEastandWest（Lon-London&NewYork，1890）。
關于批評傳統理論的著作，可以參見FredericW.Maitland，DomesdayBookandBeyond（Cambridge，Eng.，1897）；JanS.Lewinski，TheOriginofPropertyandtheFormationoftheVillageCommunity（London，1913）；CharlesM.Andrews，“TheTheoryoftheVillageCommunity，”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Papers，V，PartsIandII，pp.45-61。
A.S.Altekar，AHistoryofVillageCommunitiesinWesternIndia（1927），pp.ix-x對印度村社的另一方面作了如下描寫：“筆者認真仔細分析了《吠陀》所提供的材料，可以确定在最早時期，村社實際上享有不受限制的自主權。
……國家通常同鄉村相連，因此找不到機會來界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範圍。
”該書在其他地方（p.xi）又寫道：“然而，這種自給自足的自治村社并沒有持續多久；較大的政治單位發展出現了，鄉村很快就成為其組成部分。
”無論中國鄉村在最早曆史上享有什麼程度的自主權，這種自主權都沒有延續到帝制時期。
[37]ArthurSmith，VillageLife（1899），p.148。
正如Smith在同書第149頁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應該把鄉村市場即“集”從交易會即“會”中區别開來，因為交易會并不是鄉村組織的一個單位。
還請參見MartinYang（楊懋春），AChineseVillage：Taitou，ShantungProvince（1945），pp.190-191。
鄉村集市一般組織得很好，它是貨物交易的中心。
在其中一些集市，至少有些合格的專人負責解決涉及價格、度量衡和其他問題的争議。
諸如此類問題的例子，可以參見《延慶州志》（1880），2/3b；《靖邊縣志》（1899），4/44a，和YangCh'ing-kun（楊慶堃），ANorthChinaLocalMarketEconomy：ASummaryofaStudyofPeriodicMarketsinChowpingHsien，Shantung（1944），pp.18-20。
這些方志和著作所叙述的情況，都發生在19世紀。
[38]“墟”一詞在廣東和廣西兩省特别流行；“集”在華中經常使用；在四川和雲南，鄉村集市則被稱為“場”。
參見《佛山忠義鄉志》（1924），1/31a-b；《嘉應州志》（1898），32/18b-19a；《蒙城縣志書》（1915），2/8b-10a；《華縣志》（1887），1/12b-13a；《鎮雄州志》（1887），3/11a；《新繁縣鄉土志》（1907），6/7b-8b，及其他地方志。
[39]參見《盧龍縣志》（1931），4/1b-2b。
關于對清代鄉村集市地點和日期的概覽，可以參見加藤繁（shigerukato）的一篇文章（漢譯後發表在《食貨半月刊》卷五第一期，第51—53頁上）。
相關事例，可以參見《正定縣志》（1875），3/5a-b；《郓城縣志》（1893），2/30a-36b；及《郁林州志》（1894），24/4a-5a。
〔編者按：加藤繁的文章《清代村鎮的定期市》，王興瑞譯。
原題名為《清代に於はる村鎮の市期市》，《東洋學報》23卷2号，p.52，1936年。
〕 [40]YangCh’ing-kun，ANorthChinaLocalMarketEconomy，p.3對華北集市總的情況作了如下解釋：“集市日期間隔的長短，因地方環境的不同而不同。
大體上，在華北鄉村和華南廣東省的鄉村，每5天舉行一次集市，即‘逢五’集。
在西南地區的雲南省，是每6天舉行一次集市。
但是在經濟特别發達、很有必要進行大規模貿易的地區（比如在許多規模較大的商業城鎮，市場是長期存在的），就會每3天甚至2天舉行一次。
”他還在第25頁中說：“相鄰地區的集市什麼日期舉行，必須安排好，這樣就不會發生沖突。
如果某地趕‘一六集’，那麼臨近地區就趕‘二七集’或其他不相沖突的日子。
這樣鄉人有什麼緊急需要或特别需要時，就可以在5天之内趕一個以上的鄉集。
”楊慶堃所談的雖然是20世紀早期的情況，但是他的陳述同樣适用于19世紀。
[41]關于這一點，雖然筆者手頭沒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說明，但是上述楊慶堃的研究可以為我們研究19世紀的情況提供線索。
他這樣寫道：“10個基本鄉場有效服務範圍為1.3英裡（3.6裡），平均偏差為0.14英裡。
18個不大不小集市的有效服務範圍為2.5英裡（6.2裡），平均偏差為0.2英裡。
一個中心集市通常為兩種地區的居民服務，其中最重要的是定期或經常趕集的鄰近地區居民；其次是較遠地區的居民，他們因在鄰近地區集市很難買到想要的商品，偶然前來。
縣城裡的中心集市，其服務的鄰近地區主要範圍為4.3英裡（12裡），較遠地區範圍為8.2英裡（23裡）。
……決定一個集市服務地區範圍的主要因素是路程。
”ANorthChinaLocalMarketEconomy，p.14。
[42]參見《洛川縣志》（1944），9/6a-b，引1806年舊志。
它對陝西洛川縣的情況作了如下叙述：“各鄉村會集，或每月一日……或每月三四日，皆系本地居民交易，或韓城、白水接界附近居民往來交易，無遠地商販。
” [43]根據《莘縣志》（1887，1/12b-13a）提供的材料，筆者列出下表，可以反映有關情況： 表1-6：集市的變化情況 [44]參見《正定縣志》（1875），6/85a-7/27b；《撫甯縣志》（1877），8/16a；《滕縣志》（1868年修，1908年重刊），5/9a-10b；《睢州志》（1892），1/5a-6a；《郁林州志》（1894），3/1a-19b。
鄉村集市并不是一緻地分布于鄉村之中，舉例來說，據說河南确山縣較大的村子有一到三個集市，而幾個小村子一個都沒有。
參見《确山縣志》（1931），1/6b。
[45]Bell，China（1884），I，pp.72，154. [46]這種事例在《定州志》（1850），卷六和卷七中到處可見。
我們從該志中引用的材料或許有用： 表1-7：鄉村集市與鄉鎮 [47]廣東省信宜縣總共有22個墟，下列的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該表是根據《信宜縣志》，卷二之三〔編者按：應為卷二之四〕，1a-b所提供的材料制成的。
表1-8：信宜縣的墟市 關于墟的補充材料，可以參見《佛山忠義鄉志》（1924），1/31b；《陽江志》（1925），2/56a-59a；《恩平縣志》（1934），7/13a。
根據《佛山忠義鄉志》，1/31a的記載，廣東習慣上把每十天舉行的集市稱為“墟”，把每天舉行的稱為“市”。
根據《博白縣志》（1832），5/26a-27b的記載，“墟”一詞在廣西的使用也很廣。
舉例言之，博白縣有38個墟，分布在距離縣城幾裡到百裡以上的鄉村。
墟的時間安排，是根據1—4—7和3—6—9的模式進行的。
鄉村集市稱為“場”的，看來起源于四川。
根據《銅仁府志》（1890），2/9b的記載，“趕場”一詞出現在《蜀語》中，“很早以前”就在貴州使用了。
《蜀語》是記述四川風俗習慣的著作。
在四川，“場”這一名稱的使用延續到最近，其事例可以參見《新繁縣鄉土志》（1907），6/7b-8b和《鹽源縣志》（1891），2/3b-5b。
雲南省也經常稱集市為“場”，如《鎮雄縣志》（1887），3/11a中就這樣說道：“于集市上買賣，曰趕場。
” [48]參見《處州府志》（1877），24/2a。
[49]這種事例可以參見《南甯縣志》（1852），3/22a-23a。
[50]參見《長甯縣志》（1901），2/8a。
[51]參見《香山縣志》（1923），5/13a-b〔編者按：應為1873年版《香山縣志》〕；《信宜縣志》（1889），卷二之四，1a-b；《清遠縣志》（1880），2/20a-b；《博白縣志》（1832），5/26a-b；《泸州直隸州志》（1882），1/41a-43b，2/31b-32b，和2/50a-b；《湄潭縣志》（1899），2/21a-23b；《長甯縣志》（1877），2/8a。
[52]參見《處州府志》（1877），24/2a。
[53]參見《九江儒林鄉志》（1883），4/76a-82a。
在該鄉，其他集市就不那麼繁榮了。
[54]我們還可以指出另一個特殊現象。
在廣東、四川和另幾個西南省份，鄉村集市是在橋上進行，這類例子可以參見《東莞縣志》（1911年修，1921年刊），20/1a-4a。
一些西方作家觀察了中國各地的鄉村集市，留下了他們的描述。
舉例言之，AlexanderWilliamson，JourneysinNorthChina（1870），I，269：“1865年9月17日這一天，我們是在靠近直隸省定州的一個名叫明月店的市鎮度過的。
在我們下榻處外面幾棵大樹的林蔭之下，恰好就是豬市。
許多馬車大緻呈圓形停下來，騾子被綁在樹幹上，而在豬市中間，許多豬站着、躺着。
……豬的尖叫聲、人們的讨價還價聲，相當可怕。
街頭巷尾擠滿了人。
”E.C.Oxenham描述了他于1868年在保定府附近鄉村集市上所看到的現象：“各種大宗糧食在出售。
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村婦們忙于紡織和出售棉紗。
……棉花來自該省的南部，人們将家中不用的紗線運往北京。
長條的藍色棉布也有很多；還有的貨物就是水果、原棉及簡陋的中國農具，此外再看不到其他貨物。
”Williamson，Journeys，II，398.E.T.Williams，China（1923），pp.111-113：“幾年前4月的一個早上，筆者來到了安徽中部一個名叫‘大柳樹村’的小村。
當時，鄉人們正在趕集，街上呈現出買賣繁忙的景象。
……筆者穿過村門進入村子後，遇到了趕着一群騾子的商隊。
騾馬車上裝滿了桶桶麻油，奔在通往南京的大道上。
在騾馬車後，跟着一長串獨輪手推車，上面裝着鴉片、油、棉花、粉絲或中藥。
……這天，其他商隊趕來，返回時帶着煤油、火柴、紙張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手工業産品。
……同時，售賣大白菜、大蒜、蘿蔔、雞和雞蛋的農民，同他們的主顧在讨價還價；站在店鋪裡的店老闆，這一天的生意同街上的農民一樣，也很不錯。
……在大路旁，一些老闆擺上桌子，提供熱茶和水煙，那些想休息的鄉人，就在桌子旁坐下來享受個夠。
與此同時，通常有一群遊手好閑的鄉人擁擠在茶館裡，唧唧喳喳地談論天下的‘大事’。
……街道上的人群漸漸散去，夜幕降臨前，村子又回複慣常的沉悶。
借着太陽的餘晖，可以看見農民們跋涉在群山的小徑上，人人肩上都挑着擔子，擔子裡面裝着這一天趕集的收獲。
” [55]W.C.Milne，LifeinChina（1857），p.307。
佛山這座繁榮的城鎮，擁有一部修得相當好的方志，1923年版的有20卷。
[56]Milne提到的“中華帝國四大國内市場”，分别是廣東省的佛山鎮、江西省的景德鎮、湖北省的漢口鎮和河南省的朱仙鎮。
[57]Milne，LifeinChina，pp.278-279；RobertFortune，AresidenceamongtheChinese（1857），pp.247-259。
兩部書對浙江東部比較繁榮的城鎮舉行集市的情況有生動的描寫。
問題在于，19世紀的中國是否存在“村落共同體”。
這個問題的答案多少取決于我們對這個詞的認定。
如果“村社”的性質可以理解為“财産共有”或“共同享有支配财産的權利”，那麼可以肯定，中國整個曆史時期都不曾存在這樣性質的“村社”。
正如筆者上面已經指出的，同這種性質的“村落共同體”最接近的是某些宗族制鄉村。
以此來看，筆者很難贊同HaroldJ.E.Peake的觀點：“村落共同體在中國各地都存在，隻有四川通常是分散的村莊。
”參見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XV，p.255。
随後，他很顯然把中國所有的鄉村都視為宗族制村莊。
可是正如我們将要在第八章所看到的那樣，中國許多村莊尤其是華北的村莊，并不是由宗族組成的。
Peake還在同書（第253頁）中大體上對村落共同體的性質作如下概括：“村落共同體由比單個家庭要大、有親戚關系或無親戚關系的一組人群所組成，他們居住在一大棟房屋或若幹相互挨連的住房裡。
這種住房有的呈不規則分布，有的在街道兩側。
村民們最初共同在若幹可耕地上勞作，劃分适合畜牧的草地，并在村子周圍的荒地上喂牲口。
這些耕地、草地、荒地的所有權歸村社所有，一直到毗鄰村社的邊界。
在曆史上，大多數這樣的鄉村都處于封建領主的統治之下。
領主支配所在地居民，行使執法權，收繳村社耕種其份額土地的租稅。
”很顯然，Peake的這一定義并不符合中國曆史上的鄉村；而且，他所說的那種“領主”和居民之間的關系，在中國帝制時代的鄉村裡是否存在，值得懷疑。
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研究村社的西方權威并未達成共識。
關于傳統理論的叙述，可以特别參考GeorgeLudwigvonMaurer，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Hof，Dorf，undStadt-rerfassung（2nded.，Vienna，Auflage，1896）；Coulanges，Lacitéantique（Paris，1864）；HenryS.Maine，Village-CommunitiesintheEastandWest（Lon-London&NewYork，1890）。
關于批評傳統理論的著作，可以參見FredericW.Maitland，DomesdayBookandBeyond（Cambridge，Eng.，1897）；JanS.Lewinski，TheOriginofPropertyandtheFormationoftheVillageCommunity（London，1913）；CharlesM.Andrews，“TheTheoryoftheVillageCommunity，”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Papers，V，PartsIandII，pp.45-61。
A.S.Altekar，AHistoryofVillageCommunitiesinWesternIndia（1927），pp.ix-x對印度村社的另一方面作了如下描寫：“筆者認真仔細分析了《吠陀》所提供的材料，可以确定在最早時期，村社實際上享有不受限制的自主權。
……國家通常同鄉村相連，因此找不到機會來界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範圍。
”該書在其他地方（p.xi）又寫道：“然而，這種自給自足的自治村社并沒有持續多久；較大的政治單位發展出現了，鄉村很快就成為其組成部分。
”無論中國鄉村在最早曆史上享有什麼程度的自主權，這種自主權都沒有延續到帝制時期。
[37]ArthurSmith，VillageLife（1899），p.148。
正如Smith在同書第149頁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應該把鄉村市場即“集”從交易會即“會”中區别開來，因為交易會并不是鄉村組織的一個單位。
還請參見MartinYang（楊懋春），AChineseVillage：Taitou，ShantungProvince（1945），pp.190-191。
鄉村集市一般組織得很好，它是貨物交易的中心。
在其中一些集市，至少有些合格的專人負責解決涉及價格、度量衡和其他問題的争議。
諸如此類問題的例子，可以參見《延慶州志》（1880），2/3b；《靖邊縣志》（1899），4/44a，和YangCh'ing-kun（楊慶堃），ANorthChinaLocalMarketEconomy：ASummaryofaStudyofPeriodicMarketsinChowpingHsien，Shantung（1944），pp.18-20。
這些方志和著作所叙述的情況，都發生在19世紀。
[38]“墟”一詞在廣東和廣西兩省特别流行；“集”在華中經常使用；在四川和雲南，鄉村集市則被稱為“場”。
參見《佛山忠義鄉志》（1924），1/31a-b；《嘉應州志》（1898），32/18b-19a；《蒙城縣志書》（1915），2/8b-10a；《華縣志》（1887），1/12b-13a；《鎮雄州志》（1887），3/11a；《新繁縣鄉土志》（1907），6/7b-8b，及其他地方志。
[39]參見《盧龍縣志》（1931），4/1b-2b。
關于對清代鄉村集市地點和日期的概覽，可以參見加藤繁（shigerukato）的一篇文章（漢譯後發表在《食貨半月刊》卷五第一期，第51—53頁上）。
相關事例，可以參見《正定縣志》（1875），3/5a-b；《郓城縣志》（1893），2/30a-36b；及《郁林州志》（1894），24/4a-5a。
〔編者按：加藤繁的文章《清代村鎮的定期市》，王興瑞譯。
原題名為《清代に於はる村鎮の市期市》，《東洋學報》23卷2号，p.52，1936年。
〕 [40]YangCh’ing-kun，ANorthChinaLocalMarketEconomy，p.3對華北集市總的情況作了如下解釋：“集市日期間隔的長短，因地方環境的不同而不同。
大體上，在華北鄉村和華南廣東省的鄉村，每5天舉行一次集市，即‘逢五’集。
在西南地區的雲南省，是每6天舉行一次集市。
但是在經濟特别發達、很有必要進行大規模貿易的地區（比如在許多規模較大的商業城鎮，市場是長期存在的），就會每3天甚至2天舉行一次。
”他還在第25頁中說：“相鄰地區的集市什麼日期舉行，必須安排好，這樣就不會發生沖突。
如果某地趕‘一六集’，那麼臨近地區就趕‘二七集’或其他不相沖突的日子。
這樣鄉人有什麼緊急需要或特别需要時，就可以在5天之内趕一個以上的鄉集。
”楊慶堃所談的雖然是20世紀早期的情況，但是他的陳述同樣适用于19世紀。
[41]關于這一點，雖然筆者手頭沒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說明，但是上述楊慶堃的研究可以為我們研究19世紀的情況提供線索。
他這樣寫道：“10個基本鄉場有效服務範圍為1.3英裡（3.6裡），平均偏差為0.14英裡。
18個不大不小集市的有效服務範圍為2.5英裡（6.2裡），平均偏差為0.2英裡。
一個中心集市通常為兩種地區的居民服務，其中最重要的是定期或經常趕集的鄰近地區居民；其次是較遠地區的居民，他們因在鄰近地區集市很難買到想要的商品，偶然前來。
縣城裡的中心集市，其服務的鄰近地區主要範圍為4.3英裡（12裡），較遠地區範圍為8.2英裡（23裡）。
……決定一個集市服務地區範圍的主要因素是路程。
”ANorthChinaLocalMarketEconomy，p.14。
[42]參見《洛川縣志》（1944），9/6a-b，引1806年舊志。
它對陝西洛川縣的情況作了如下叙述：“各鄉村會集，或每月一日……或每月三四日，皆系本地居民交易，或韓城、白水接界附近居民往來交易，無遠地商販。
” [43]根據《莘縣志》（1887，1/12b-13a）提供的材料，筆者列出下表，可以反映有關情況： 表1-6：集市的變化情況 [44]參見《正定縣志》（1875），6/85a-7/27b；《撫甯縣志》（1877），8/16a；《滕縣志》（1868年修，1908年重刊），5/9a-10b；《睢州志》（1892），1/5a-6a；《郁林州志》（1894），3/1a-19b。
鄉村集市并不是一緻地分布于鄉村之中，舉例來說，據說河南确山縣較大的村子有一到三個集市，而幾個小村子一個都沒有。
參見《确山縣志》（1931），1/6b。
[45]Bell，China（1884），I，pp.72，154. [46]這種事例在《定州志》（1850），卷六和卷七中到處可見。
我們從該志中引用的材料或許有用： 表1-7：鄉村集市與鄉鎮 [47]廣東省信宜縣總共有22個墟，下列的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該表是根據《信宜縣志》，卷二之三〔編者按：應為卷二之四〕，1a-b所提供的材料制成的。
表1-8：信宜縣的墟市 關于墟的補充材料，可以參見《佛山忠義鄉志》（1924），1/31b；《陽江志》（1925），2/56a-59a；《恩平縣志》（1934），7/13a。
根據《佛山忠義鄉志》，1/31a的記載，廣東習慣上把每十天舉行的集市稱為“墟”，把每天舉行的稱為“市”。
根據《博白縣志》（1832），5/26a-27b的記載，“墟”一詞在廣西的使用也很廣。
舉例言之，博白縣有38個墟，分布在距離縣城幾裡到百裡以上的鄉村。
墟的時間安排，是根據1—4—7和3—6—9的模式進行的。
鄉村集市稱為“場”的，看來起源于四川。
根據《銅仁府志》（1890），2/9b的記載，“趕場”一詞出現在《蜀語》中，“很早以前”就在貴州使用了。
《蜀語》是記述四川風俗習慣的著作。
在四川，“場”這一名稱的使用延續到最近，其事例可以參見《新繁縣鄉土志》（1907），6/7b-8b和《鹽源縣志》（1891），2/3b-5b。
雲南省也經常稱集市為“場”，如《鎮雄縣志》（1887），3/11a中就這樣說道：“于集市上買賣，曰趕場。
” [48]參見《處州府志》（1877），24/2a。
[49]這種事例可以參見《南甯縣志》（1852），3/22a-23a。
[50]參見《長甯縣志》（1901），2/8a。
[51]參見《香山縣志》（1923），5/13a-b〔編者按：應為1873年版《香山縣志》〕；《信宜縣志》（1889），卷二之四，1a-b；《清遠縣志》（1880），2/20a-b；《博白縣志》（1832），5/26a-b；《泸州直隸州志》（1882），1/41a-43b，2/31b-32b，和2/50a-b；《湄潭縣志》（1899），2/21a-23b；《長甯縣志》（1877），2/8a。
[52]參見《處州府志》（1877），24/2a。
[53]參見《九江儒林鄉志》（1883），4/76a-82a。
在該鄉，其他集市就不那麼繁榮了。
[54]我們還可以指出另一個特殊現象。
在廣東、四川和另幾個西南省份，鄉村集市是在橋上進行，這類例子可以參見《東莞縣志》（1911年修，1921年刊），20/1a-4a。
一些西方作家觀察了中國各地的鄉村集市，留下了他們的描述。
舉例言之，AlexanderWilliamson，JourneysinNorthChina（1870），I，269：“1865年9月17日這一天，我們是在靠近直隸省定州的一個名叫明月店的市鎮度過的。
在我們下榻處外面幾棵大樹的林蔭之下，恰好就是豬市。
許多馬車大緻呈圓形停下來，騾子被綁在樹幹上，而在豬市中間，許多豬站着、躺着。
……豬的尖叫聲、人們的讨價還價聲，相當可怕。
街頭巷尾擠滿了人。
”E.C.Oxenham描述了他于1868年在保定府附近鄉村集市上所看到的現象：“各種大宗糧食在出售。
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村婦們忙于紡織和出售棉紗。
……棉花來自該省的南部，人們将家中不用的紗線運往北京。
長條的藍色棉布也有很多；還有的貨物就是水果、原棉及簡陋的中國農具，此外再看不到其他貨物。
”Williamson，Journeys，II，398.E.T.Williams，China（1923），pp.111-113：“幾年前4月的一個早上，筆者來到了安徽中部一個名叫‘大柳樹村’的小村。
當時，鄉人們正在趕集，街上呈現出買賣繁忙的景象。
……筆者穿過村門進入村子後，遇到了趕着一群騾子的商隊。
騾馬車上裝滿了桶桶麻油，奔在通往南京的大道上。
在騾馬車後，跟着一長串獨輪手推車，上面裝着鴉片、油、棉花、粉絲或中藥。
……這天，其他商隊趕來，返回時帶着煤油、火柴、紙張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手工業産品。
……同時，售賣大白菜、大蒜、蘿蔔、雞和雞蛋的農民，同他們的主顧在讨價還價；站在店鋪裡的店老闆，這一天的生意同街上的農民一樣，也很不錯。
……在大路旁，一些老闆擺上桌子，提供熱茶和水煙，那些想休息的鄉人，就在桌子旁坐下來享受個夠。
與此同時，通常有一群遊手好閑的鄉人擁擠在茶館裡，唧唧喳喳地談論天下的‘大事’。
……街道上的人群漸漸散去，夜幕降臨前，村子又回複慣常的沉悶。
借着太陽的餘晖，可以看見農民們跋涉在群山的小徑上，人人肩上都挑着擔子，擔子裡面裝着這一天趕集的收獲。
” [55]W.C.Milne，LifeinChina（1857），p.307。
佛山這座繁榮的城鎮，擁有一部修得相當好的方志，1923年版的有20卷。
[56]Milne提到的“中華帝國四大國内市場”，分别是廣東省的佛山鎮、江西省的景德鎮、湖北省的漢口鎮和河南省的朱仙鎮。
[57]Milne，LifeinChina，pp.278-279；RobertFortune，AresidenceamongtheChinese（1857），pp.247-259。
兩部書對浙江東部比較繁榮的城鎮舉行集市的情況有生動的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