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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産生的問題是，筆者對中國鄉村的研究，看起來像是一段段史料的拼湊，在一些地方描述得較好、較完全，而在另一些地方卻出現空白，或者使人迷惑不解。
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并防止誤解，筆者有時采取了下列權宜之計：隻要有可能，對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時期都要說明，這樣，讀者就不但能評價筆者所引證的各段史料，而且還能評價筆者根據所引史料所作出的結論是否正确；在一些情況下，筆者會借用少量19世紀之前或之後的相關的資料，來填補一些不可避免的空白。
容許所引史料有可能出現的偏見或不正确性，産生了另一個問題。
筆者在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官方資料，而這種資料幾乎毫無例外的是根據官方立場記載的。
此外，如果方便，或者有必要，帝制時代的官吏總是喜歡言過其實、隐藏問題、粉飾太平。
他們總是把那些由他們處理的報告看成一項令人生厭的例行工作，因此在匆匆了結之前并未了解報告是否屬實。
對于那種涉及嚴重後果的文件，筆者做了比較細緻的處理，但目的并不是要保證它的正确性或真實性，而是要确認涉及的官員沒有被牽連或承擔超過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
地方志的客觀性或真實性比官方文獻要高一些，這為本書提供了相當多的必不可少的資料。
在對當地環境、事件和人口的記載中，有些修纂者比另一些更為認真盡力或遊刃有餘，但還是有相當多的地方志因修纂者有失偏頗、弄虛作假或粗心大意而失去價值；主持修纂的地方紳士以及某些情況下的地方官吏，實際決定内容及修撰方針，他們常常無法免于自私的偏見；任何一本地方志的修纂者，都由許多人組成，他們的學識水平參差不齊，執行任務時常常合作得很糟糕，管理也不理想。
[1]因此，即使沒有刻意的錯誤陳述，出現無心差錯和省略也是有可能的。
一位聲名卓著的中國曆史學家甚至說，大多數地方志屬于那種瞎編亂抄的東西，完全不可相信。
[2]大多數地方志都把地理及相關問題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這部分，資料也常常不适當、不準确。
在很多情況下，晚近重修的版本照抄十年前或百年前的版本，并未做出必要的修訂，因而從中看不出其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有時，在小地方或偏遠地區，由于缺乏可靠材料，即使是最為認真的修纂者也無力修出令人滿意的方志來。
[3] 私家著述的問題也不少。
這些著述的作者，屬于知識階層，由于其中大多數是紳士，他們的觀點和态度與官方文獻拟定者、地方志修纂者的相類似。
他們以私人身份著述，因而比起官方文獻的作者來說，在描述其所看到的事實、表達他們的信念等方面，或許享有更多的自由。
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可以确信他們不會有什麼偏見，或在著述中不會出錯。
以上所述表明，在取舍材料上必須謹慎。
對于那些可靠性很值得懷疑的著述，筆者避免引用。
但在一些情況下，筆者不得不在值得懷疑的資料和根本沒有材料可以利用之間，做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亦即是說，利用這樣的材料時，要根據已知的曆史背景來加以檢驗，如果可能的話也參照西方作者的著述，并對已知存在偏見或失真的地方給予适當的保留，以減少發生錯誤的空間。
西方作者，特别是那些在19世紀中國耳聞目睹帝國曆史演變和社會變遷的西方作者，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料。
這些人來自許多文化傳統不同的地方，擁有某些中國作者不具備的優勢。
他們沒有中國作者那種特有的偏見，因此能夠以某種超然的眼光來觀察事态的發展。
此外，他們來到陌生的土地上，對身邊日常發生的事，都會加以思索，因此，那些容易為中國本土撰述者遺忘而又有意義的事件，就很有可能為這些外國作者所察覺。
例如，在一些西方著述中有關鄉村景象和鄉村活動的生動描寫，在中國著述者看來，就覺得再普通不過，根本不值得記述。
但這并不等于說西方作者就沒有其不足。
他們經常喜歡按照自己的社會背景來诠釋中國社會和制度，他們幾乎都受到所謂“文化統覺”（cultureapperception）的扭曲影響；而且，出于個人特有風格、偏愛或純粹的無知，其中一些西方作者的叙述容易引起誤解或混亂。
[4]因此，筆者認為，引用國外著述同引用本國材料一樣，都必須小心、謹慎。
在兩種情況下，筆者會引用描述19世紀以後的相關資料——筆者認為一項資料可以清楚地顯示19世紀的情況，以及在寫作時缺乏有關19世紀确切而
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并防止誤解，筆者有時采取了下列權宜之計：隻要有可能，對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時期都要說明，這樣，讀者就不但能評價筆者所引證的各段史料，而且還能評價筆者根據所引史料所作出的結論是否正确；在一些情況下，筆者會借用少量19世紀之前或之後的相關的資料，來填補一些不可避免的空白。
容許所引史料有可能出現的偏見或不正确性，産生了另一個問題。
筆者在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官方資料，而這種資料幾乎毫無例外的是根據官方立場記載的。
此外，如果方便，或者有必要，帝制時代的官吏總是喜歡言過其實、隐藏問題、粉飾太平。
他們總是把那些由他們處理的報告看成一項令人生厭的例行工作，因此在匆匆了結之前并未了解報告是否屬實。
對于那種涉及嚴重後果的文件，筆者做了比較細緻的處理，但目的并不是要保證它的正确性或真實性，而是要确認涉及的官員沒有被牽連或承擔超過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
地方志的客觀性或真實性比官方文獻要高一些，這為本書提供了相當多的必不可少的資料。
在對當地環境、事件和人口的記載中，有些修纂者比另一些更為認真盡力或遊刃有餘，但還是有相當多的地方志因修纂者有失偏頗、弄虛作假或粗心大意而失去價值；主持修纂的地方紳士以及某些情況下的地方官吏，實際決定内容及修撰方針，他們常常無法免于自私的偏見；任何一本地方志的修纂者，都由許多人組成，他們的學識水平參差不齊，執行任務時常常合作得很糟糕，管理也不理想。
[1]因此，即使沒有刻意的錯誤陳述，出現無心差錯和省略也是有可能的。
一位聲名卓著的中國曆史學家甚至說，大多數地方志屬于那種瞎編亂抄的東西，完全不可相信。
[2]大多數地方志都把地理及相關問題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這部分，資料也常常不适當、不準确。
在很多情況下，晚近重修的版本照抄十年前或百年前的版本，并未做出必要的修訂，因而從中看不出其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有時，在小地方或偏遠地區，由于缺乏可靠材料，即使是最為認真的修纂者也無力修出令人滿意的方志來。
[3] 私家著述的問題也不少。
這些著述的作者，屬于知識階層，由于其中大多數是紳士，他們的觀點和态度與官方文獻拟定者、地方志修纂者的相類似。
他們以私人身份著述，因而比起官方文獻的作者來說，在描述其所看到的事實、表達他們的信念等方面，或許享有更多的自由。
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可以确信他們不會有什麼偏見，或在著述中不會出錯。
以上所述表明，在取舍材料上必須謹慎。
對于那些可靠性很值得懷疑的著述，筆者避免引用。
但在一些情況下，筆者不得不在值得懷疑的資料和根本沒有材料可以利用之間，做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亦即是說，利用這樣的材料時，要根據已知的曆史背景來加以檢驗，如果可能的話也參照西方作者的著述，并對已知存在偏見或失真的地方給予适當的保留，以減少發生錯誤的空間。
西方作者，特别是那些在19世紀中國耳聞目睹帝國曆史演變和社會變遷的西方作者，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料。
這些人來自許多文化傳統不同的地方，擁有某些中國作者不具備的優勢。
他們沒有中國作者那種特有的偏見，因此能夠以某種超然的眼光來觀察事态的發展。
此外，他們來到陌生的土地上，對身邊日常發生的事，都會加以思索，因此，那些容易為中國本土撰述者遺忘而又有意義的事件，就很有可能為這些外國作者所察覺。
例如，在一些西方著述中有關鄉村景象和鄉村活動的生動描寫，在中國著述者看來，就覺得再普通不過，根本不值得記述。
但這并不等于說西方作者就沒有其不足。
他們經常喜歡按照自己的社會背景來诠釋中國社會和制度，他們幾乎都受到所謂“文化統覺”（cultureapperception）的扭曲影響；而且，出于個人特有風格、偏愛或純粹的無知，其中一些西方作者的叙述容易引起誤解或混亂。
[4]因此，筆者認為，引用國外著述同引用本國材料一樣，都必須小心、謹慎。
在兩種情況下，筆者會引用描述19世紀以後的相關資料——筆者認為一項資料可以清楚地顯示19世紀的情況，以及在寫作時缺乏有關19世紀确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