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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直接的資料可以利用。
顯然，引用這種資料要冒風險。
但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幾十年裡，鄉村生活看起來并沒有發生廣泛而根本的變化。
因此，從有關19世紀後中國社會情況的資料來推論稍早的情況可能出現的差錯，不會影響筆者對19世紀中國社會的準确描繪。
[5]還應該指出的是，筆者引用這種資料很謹慎，而且僅限于少數事例。
志謝 筆者對華盛頓大學遠東及俄羅斯研究所的同事表達誠摯的謝意。
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裡參加了中國近代曆史項目的研究。
特别是張仲禮（ChungliChang）、梅谷（FranzMichael）、施友忠（VincentY.C.Shih）、戴德華（GeorgeE.Taylor）、衛德明（HellmutWilhelm）諸先生。
筆者開始研究中國鄉村時猶豫不決，是他們打消了筆者的疑慮，鼓勵筆者勇敢地面對挑戰。
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下，筆者才有機會進入一個此前淺嘗辄止的研究領域。
在撰寫本書的各個階段，他們又不斷鼓勵，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
筆者受益頗多，備受鼓舞。
即使筆者有時在某個問題上認為自己不能接受他們的觀點，也總是為他們那犀利的評論所折服，而對那個問題重新加以檢視，從而以更恰當的言語來展示證據，或者以更謹嚴的方式來作出結論。
當然，對于那些仍然存在的不足，當由筆者獨力承擔。
筆者要特别感謝戴德華先生。
他幾次從頭到尾認真閱讀了筆者那冗長的草稿，提出很有價值的改進意見。
筆者也要特别感謝格拉迪斯·格林伍德（GladysGreenwood）女士。
她以令人欽佩的審慎和耐心細緻的精神對草稿進行了編輯。
筆者還要特别感謝默西迪斯·麥克唐納（MercedesMacdonald），他承擔了檢查參考文獻、出處、注釋和征引書目等繁重的工作，并為印刷廠準備好了稿件。
對于他們無私、慷慨的幫助，筆者真是感激不盡！ 蕭公權 1957年10月10日于華盛頓大學 *** [1]文晟，《嘉應州志》（1898），29/68a，引舊志中黃钊所作序。
〔譯者按：溫仲和《嘉應州志》（1898）29/68a載：文晟《嘉應州志增補考略》，黃钊序：“郡邑有志，皆官書也，書不必官自為之，官董之，同郡邑人成之。
成之者非一手，故訛舛罣漏，可指摘者多。
”此段應為正文所本，原注偶誤。
〕 [2]恩錫引毛奇齡（1623—1716）的話，參見《徐州府志》（1874）序。
[3]賀長齡（1785—1848）《遵義府志》序，《耐庵文存》，6/12a-b。
[4]例如，GeorgeW.Cooke，China：Being“TheTimes”SpecialCorrespondencefromChinaintheYears1857-1858（1858），pp.391-392，提醒人們要注意那些“在中國待上20年、說中國話的人”（twenty-years-in-the-country-and-speak-the-languagemen）所作的混亂诠釋。
ErnestF.Borst-Smith，MandarinandMissionaryinCathay：theStoryofTwelveYears’StrenuousMissionaryWorkduringStirringTimes，MainlySpentinYenanfu（1917），p.75，也提醒說，要注意“環球旅行家”（globe-trotters）在關于遠東的書中所作的所謂“權威叙述”。
[5]HenryS.Maine，Village-CommunitiesintheEastandWest（3rded.；1876），pp.6-7，這樣論證說：“我們熟知當代社會發生的事情、存在着的觀念和習慣，我們可以從這些事件、觀念和習慣來推論過去的情況。
即是說，我們不僅可以從有關過去情況的曆史記錄中來推理過去，而且可以從在當今世界上已消失卻仍然能找到的痕迹中去推論過去……因此，直接觀察幫助了曆史調查，曆史調查反過來有助于直接觀察。
”筆者并不采取“直接觀察”的方法。
同Maine先生相比，筆者對從“直接觀察”中推論曆史的前景并不樂觀。
顯然，引用這種資料要冒風險。
但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幾十年裡，鄉村生活看起來并沒有發生廣泛而根本的變化。
因此，從有關19世紀後中國社會情況的資料來推論稍早的情況可能出現的差錯，不會影響筆者對19世紀中國社會的準确描繪。
[5]還應該指出的是，筆者引用這種資料很謹慎，而且僅限于少數事例。
志謝 筆者對華盛頓大學遠東及俄羅斯研究所的同事表達誠摯的謝意。
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裡參加了中國近代曆史項目的研究。
特别是張仲禮（ChungliChang）、梅谷（FranzMichael）、施友忠（VincentY.C.Shih）、戴德華（GeorgeE.Taylor）、衛德明（HellmutWilhelm）諸先生。
筆者開始研究中國鄉村時猶豫不決，是他們打消了筆者的疑慮，鼓勵筆者勇敢地面對挑戰。
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下，筆者才有機會進入一個此前淺嘗辄止的研究領域。
在撰寫本書的各個階段，他們又不斷鼓勵，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
筆者受益頗多，備受鼓舞。
即使筆者有時在某個問題上認為自己不能接受他們的觀點，也總是為他們那犀利的評論所折服，而對那個問題重新加以檢視，從而以更恰當的言語來展示證據，或者以更謹嚴的方式來作出結論。
當然，對于那些仍然存在的不足，當由筆者獨力承擔。
筆者要特别感謝戴德華先生。
他幾次從頭到尾認真閱讀了筆者那冗長的草稿，提出很有價值的改進意見。
筆者也要特别感謝格拉迪斯·格林伍德（GladysGreenwood）女士。
她以令人欽佩的審慎和耐心細緻的精神對草稿進行了編輯。
筆者還要特别感謝默西迪斯·麥克唐納（MercedesMacdonald），他承擔了檢查參考文獻、出處、注釋和征引書目等繁重的工作，并為印刷廠準備好了稿件。
對于他們無私、慷慨的幫助，筆者真是感激不盡！ 蕭公權 1957年10月10日于華盛頓大學 *** [1]文晟，《嘉應州志》（1898），29/68a，引舊志中黃钊所作序。
〔譯者按：溫仲和《嘉應州志》（1898）29/68a載：文晟《嘉應州志增補考略》，黃钊序：“郡邑有志，皆官書也，書不必官自為之，官董之，同郡邑人成之。
成之者非一手，故訛舛罣漏，可指摘者多。
”此段應為正文所本，原注偶誤。
〕 [2]恩錫引毛奇齡（1623—1716）的話，參見《徐州府志》（1874）序。
[3]賀長齡（1785—1848）《遵義府志》序，《耐庵文存》，6/12a-b。
[4]例如，GeorgeW.Cooke，China：Being“TheTimes”SpecialCorrespondencefromChinaintheYears1857-1858（1858），pp.391-392，提醒人們要注意那些“在中國待上20年、說中國話的人”（twenty-years-in-the-country-and-speak-the-languagemen）所作的混亂诠釋。
ErnestF.Borst-Smith，MandarinandMissionaryinCathay：theStoryofTwelveYears’StrenuousMissionaryWorkduringStirringTimes，MainlySpentinYenanfu（1917），p.75，也提醒說，要注意“環球旅行家”（globe-trotters）在關于遠東的書中所作的所謂“權威叙述”。
[5]HenryS.Maine，Village-CommunitiesintheEastandWest（3rded.；1876），pp.6-7，這樣論證說：“我們熟知當代社會發生的事情、存在着的觀念和習慣，我們可以從這些事件、觀念和習慣來推論過去的情況。
即是說，我們不僅可以從有關過去情況的曆史記錄中來推理過去，而且可以從在當今世界上已消失卻仍然能找到的痕迹中去推論過去……因此，直接觀察幫助了曆史調查，曆史調查反過來有助于直接觀察。
”筆者并不采取“直接觀察”的方法。
同Maine先生相比，筆者對從“直接觀察”中推論曆史的前景并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