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幾點體會
關燈
小
中
大
我對中國文藝理論，沒有什麼研究。
總認為搞文藝理論不能脫離實際，不能脫離文學史、文學作品，還不能脫離當時的哲學思潮，當時社會的政治。
文學批評史，應是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
這當然不是說不要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決不能把它同中國文學史的精神脫離開來，專門背條條。
專門研究條條，什麼也研究不來，因為你不了解這些條條在當時有進步意義沒有。
一中國古代的小說 中國小說，在各種文學樣式裡頭是成熟最晚的，比戲曲還晚，它所以成熟得晚，因為文學就像人一樣，從幼年、少年、青年發展到成年，是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到後期，小說才成熟，小說的内容，是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比較成熟的産物。
人類社會發展受兩個限制：一個是生産規模的限制，一個是階級的限制，這就形成了曆史局限。
原始社會沒有階級，但生産規模太小，認識世界也很狹小，人人忙于養活自己，對别的事情不感興趣，他的理想、願望，也就是怎麼獵取更多的食物，然後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大為發展，而且在我們中國發展不平衡，在東南地區發展比較快，因此小說在這一帶地區成熟起來。
小說這個形式，在各種文學樣式裡，反映社會生活更廣闊，能寫一些社會問題。
我國古代的抒情詩，除少數叙事詩之外，一般都抒寫個人之情，它提出的問題常常是個人問題，如人生無常、相思、看人、思婦，都是個人問題，當然你從他個人身上也看到社會問題，不過他主觀上寫的是個人問題。
到小說裡頭，也有這一類題目，不過常是提出一個社會問題，開闊了。
為什麼呢？因為生産規模擴大了。
我是鄉下人，在皖南山區長大的，小時候就不曉得平原是什麼樣子，眼界太狹窄，在外邊跑的人，眼界就開闊一些。
小說這東西，就可以反映更開闊的眼界之下看到的一些問題。
這種形式本身，表達能力也最強、最自由，所以在各種文學樣式裡頭，小說的内容更充分、更開闊。
這并不是因為我們搞小說，就誇小說，把别的東西都貶掉，這裡講的内容的開闊、自由，别的方面，它又不如别的文學樣式。
如直觀的形象教育，不如戲劇；表達感情方面，不如詩歌。
中國小說最早是在原始社會的神話傳說，世界各國也都如此。
神話、傳說，實際是一回事。
按道理講，神話說的是神，許多自然現象不理解，把它當神看了，創造出許多神來。
傳說，是對人的一些非常英雄的事迹的記載，這是傳說。
但是，寫神呢，作者也沒見過神，寫的實際上是人，拿人類自己推想的；寫人的傳說，也把人神化、把神人化了，把人神化了，所以古代的神話和傳說分不清。
如《漢武帝内傳》《穆天子傳》。
穆天子本來是人，可是他又駕着八匹馬的車子在天上遊，成了神的樣子。
漢武帝當然是人了，但後來他又同西王母來往，西王母又是什麼神。
這樣的東西，古代人都不認為是神話、傳說。
神話、傳說這概念，是我們後世有科學頭腦的人起的名字，古人認為真有其事，他們是作為真正的東西記錄下來的，是屬于曆史的東西，都看成科學記載。
“志”，不論有沒有“言”字旁，都是記錄的意思。
“志”和“作”是對立的，“作”才是創作，是虛構。
“志”不允許虛構，是記錄。
就等于我們今天看電影，哪是故事片，哪是紀錄片，分得很清楚。
“志”，就相當于紀錄片。
“志”，後來叫“志怪”，又後來叫“志人”，神話、傳說部分就減少了。
神話、傳說和志怪、志人，兩組四個樣式，都是屬于曆史，古代小說的這種内容，與現代的意義不同。
現代的小說，一方面有傳統的稱謂，同時也受了外國的影響，内容已不是中國本身的了。
最早的小說，在先秦講的小說，是對“大道”而言。
上層人物的一些事情，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大道”；小說對“大道”而言，都是日常事務性的小道理，這些小道理都是民間所謂“街談巷議，道聽途說”，日常生活的一些經驗，好比說，蚊子出來了，要灑敵敵畏，就是這一類東西。
魯迅有《古小說鈎沉》，裡面有許多神話傳說，也有許多科學記載。
如“春花落瓣，秋花落朵”，南方的燕子怎麼樣，北方的燕子怎麼樣，這都是科學記載。
還有許多神話，就是“志怪”了。
這些都是與“大道”相對的“小道”，但先秦儒家也有兩面，一方面對這些東西“君子不為”，另一面也主張“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這種觀點，沒有多少理論。
但實際上傳播了一種理論，就是“街談巷議，道聽途說”是民間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理論，最早的理論，也形成了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個傳統，所以我們說小說理論在先秦就有了，在小說的原始階段就有了，這個傳統、這個理論，你遵守它，就往往成功；你不遵守它，就失敗。
如清初蒲松齡，他寫了《聊齋志異》，他成功的首先一條是取的“志”的路，就是搜集民間的神話傳說。
因為民間的神話傳說裡面有廣闊的、豐富的社會内容，時代社會的血肉、老百姓生活的血肉都結晶在神話傳說裡面，有很豐富的内容，有很深刻的意義。
他首先花了很大的工夫來收集民間的傳說，他自己不虛構、不創作，把這些東西都收集起來了以後，他再加工創作，根據這些來創作。
這一條他遵守了，所以《聊齋志異》一開步就在故事方面取得成功。
這些故事拿出來，老百姓感興趣。
雖然他是用典奧的文言寫的，老百姓在口頭上都可以傳說。
許多鄉下的老百姓，他一字不識，但能談《聊齋志異》的故事，因為那個故事同他有血肉聯系。
它從群衆中來又回到群衆中去，老百姓喜聞樂見這個故事形式。
在這以前，尤其是以後受《聊齋志異》的影響，有大量的《聊齋志異》式的作品，但大部分沒有走這一條路。
一個不得意的書生，考科舉沒考上，就來寫小說，他不是走蒲松齡的道路，到民間收集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而是自作聰明，關在家裡虛構，結果老百姓毫不感興趣，砸了鍋，失敗了。
小說家出于稗官，稗官就是史官的一種。
封建社會上升時期統治階級派了史官在民間到處收集詩，也有專門收集神話傳說的。
因此，我國古代書籍裡頭還保留了一部分古代的神話傳說。
他收集來幹什麼呢？就是看看老百姓在想些什麼，來作為他們進行統治的參考。
他們看老百姓的反映、思想活動、動态，就是要緩和矛盾。
所以我們古代封建階級有許多詩歌向統治階級建議，緩和矛盾，鞏固統治，而不是推翻它。
小說屬于曆史的範疇，所以像《穆天子傳》過去歸到帝王的起居類，《山海經》擺在地理部，都被當作科學記載。
發展到元朝的時候，變成志怪志人了。
元朝是個動亂的時期，死的人多。
古代科學不發達，有迷信思想，見神見鬼。
死亡的人越多，神話傳說也就更多。
所以元朝的志怪是很獨特的。
到蒲松齡時代又是這樣。
明末清初，大動亂，大破壞。
老百姓死了很多，餓死的，殺死的，各種疾病死的，很多，于是産生大量的神話傳說，狐鬼故事特别多。
《聊齋志異》常常寫一個妖宅。
那時南方北方到處都是空房子，沒有人住，你說是神話嗎？不是的。
是真實情況。
人死光了，沒有人住，就是這麼一種情況。
死亡相繼，狐鬼就出來了，狼也出來了，野獸也出來了，不稀奇。
古代文與史不分，開始分開是《文選》。
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序》把文與史分開了。
文是什麼呢？他說：“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
”用這兩句話，把文學同史學分開來了。
可是他們所謂文不包括小說，不包括志怪志人。
志怪志人還是屬于曆史的。
文學的小說部分，志怪志人、神話傳說，仍然屬于曆史。
小說發展到唐代，又有了變化。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最興盛的時代。
首先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商業貿易發達，造成大量的老百姓脫離農業勞動，脫離農村，形成了出賣勞動力的階層，促進了城市的繁榮。
除了國内的商業貿易之外，當時最突出的是國際間的貿易往來頻繁，伴随着商業貿易，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也更加發展。
鑒真和尚就是唐代的。
唐代大詩人李白是碎葉人，碎葉在新疆還要過去，有的地方現在屬于蘇聯的範圍，所以李白看問題的眼光就不一樣，心胸就比較開闊一些，那個時候寫遊子、思婦的作品特别多，也就反映着這種情況。
你看到處都是胡姬，唐人小說還有“昆侖奴”，昆侖奴就是黑人，胡姬多數是少數民族，有的則是波斯（伊朗）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
另外還有東羅馬帝國的，是通過“絲綢之路”來的。
日本的留學生也很多。
當時長安的規模很大，有好幾百萬人，哪裡人都有。
揚州也是一個大的商業區，有大量的外國人。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李白為什麼要送孟浩然到揚州？就是因為揚州商品經濟發達，外國人多，他要來采購、遊玩，要來看文化的新氣象。
宋、元以後的一些小說也常寫到揚州有許多波斯人，專門經營珠寶。
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國際交流的擴大，開闊了視野，這反映到文化上就出現了一
總認為搞文藝理論不能脫離實際，不能脫離文學史、文學作品，還不能脫離當時的哲學思潮，當時社會的政治。
文學批評史，應是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
這當然不是說不要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決不能把它同中國文學史的精神脫離開來，專門背條條。
專門研究條條，什麼也研究不來，因為你不了解這些條條在當時有進步意義沒有。
一中國古代的小說 中國小說，在各種文學樣式裡頭是成熟最晚的，比戲曲還晚，它所以成熟得晚，因為文學就像人一樣，從幼年、少年、青年發展到成年，是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到後期，小說才成熟，小說的内容，是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比較成熟的産物。
人類社會發展受兩個限制：一個是生産規模的限制，一個是階級的限制，這就形成了曆史局限。
原始社會沒有階級，但生産規模太小，認識世界也很狹小，人人忙于養活自己，對别的事情不感興趣，他的理想、願望，也就是怎麼獵取更多的食物，然後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大為發展，而且在我們中國發展不平衡，在東南地區發展比較快，因此小說在這一帶地區成熟起來。
小說這個形式，在各種文學樣式裡，反映社會生活更廣闊，能寫一些社會問題。
我國古代的抒情詩，除少數叙事詩之外，一般都抒寫個人之情，它提出的問題常常是個人問題，如人生無常、相思、看人、思婦，都是個人問題，當然你從他個人身上也看到社會問題，不過他主觀上寫的是個人問題。
到小說裡頭，也有這一類題目，不過常是提出一個社會問題，開闊了。
為什麼呢？因為生産規模擴大了。
我是鄉下人，在皖南山區長大的，小時候就不曉得平原是什麼樣子，眼界太狹窄，在外邊跑的人，眼界就開闊一些。
小說這東西，就可以反映更開闊的眼界之下看到的一些問題。
這種形式本身，表達能力也最強、最自由，所以在各種文學樣式裡頭，小說的内容更充分、更開闊。
這并不是因為我們搞小說，就誇小說，把别的東西都貶掉，這裡講的内容的開闊、自由，别的方面，它又不如别的文學樣式。
如直觀的形象教育，不如戲劇；表達感情方面，不如詩歌。
中國小說最早是在原始社會的神話傳說，世界各國也都如此。
神話、傳說，實際是一回事。
按道理講，神話說的是神，許多自然現象不理解，把它當神看了，創造出許多神來。
傳說，是對人的一些非常英雄的事迹的記載，這是傳說。
但是，寫神呢，作者也沒見過神，寫的實際上是人，拿人類自己推想的；寫人的傳說，也把人神化、把神人化了，把人神化了，所以古代的神話和傳說分不清。
如《漢武帝内傳》《穆天子傳》。
穆天子本來是人，可是他又駕着八匹馬的車子在天上遊，成了神的樣子。
漢武帝當然是人了，但後來他又同西王母來往，西王母又是什麼神。
這樣的東西，古代人都不認為是神話、傳說。
神話、傳說這概念，是我們後世有科學頭腦的人起的名字，古人認為真有其事，他們是作為真正的東西記錄下來的，是屬于曆史的東西，都看成科學記載。
“志”，不論有沒有“言”字旁，都是記錄的意思。
“志”和“作”是對立的，“作”才是創作，是虛構。
“志”不允許虛構，是記錄。
就等于我們今天看電影，哪是故事片，哪是紀錄片，分得很清楚。
“志”，就相當于紀錄片。
“志”，後來叫“志怪”，又後來叫“志人”，神話、傳說部分就減少了。
神話、傳說和志怪、志人，兩組四個樣式，都是屬于曆史，古代小說的這種内容，與現代的意義不同。
現代的小說，一方面有傳統的稱謂，同時也受了外國的影響，内容已不是中國本身的了。
最早的小說，在先秦講的小說，是對“大道”而言。
上層人物的一些事情，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大道”；小說對“大道”而言，都是日常事務性的小道理，這些小道理都是民間所謂“街談巷議，道聽途說”，日常生活的一些經驗，好比說，蚊子出來了，要灑敵敵畏，就是這一類東西。
魯迅有《古小說鈎沉》，裡面有許多神話傳說，也有許多科學記載。
如“春花落瓣，秋花落朵”，南方的燕子怎麼樣，北方的燕子怎麼樣，這都是科學記載。
還有許多神話，就是“志怪”了。
這些都是與“大道”相對的“小道”，但先秦儒家也有兩面，一方面對這些東西“君子不為”，另一面也主張“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這種觀點，沒有多少理論。
但實際上傳播了一種理論，就是“街談巷議，道聽途說”是民間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理論，最早的理論，也形成了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個傳統，所以我們說小說理論在先秦就有了，在小說的原始階段就有了，這個傳統、這個理論，你遵守它，就往往成功；你不遵守它，就失敗。
如清初蒲松齡，他寫了《聊齋志異》，他成功的首先一條是取的“志”的路，就是搜集民間的神話傳說。
因為民間的神話傳說裡面有廣闊的、豐富的社會内容，時代社會的血肉、老百姓生活的血肉都結晶在神話傳說裡面，有很豐富的内容，有很深刻的意義。
他首先花了很大的工夫來收集民間的傳說，他自己不虛構、不創作，把這些東西都收集起來了以後，他再加工創作，根據這些來創作。
這一條他遵守了，所以《聊齋志異》一開步就在故事方面取得成功。
這些故事拿出來，老百姓感興趣。
雖然他是用典奧的文言寫的，老百姓在口頭上都可以傳說。
許多鄉下的老百姓，他一字不識，但能談《聊齋志異》的故事，因為那個故事同他有血肉聯系。
它從群衆中來又回到群衆中去，老百姓喜聞樂見這個故事形式。
在這以前，尤其是以後受《聊齋志異》的影響，有大量的《聊齋志異》式的作品，但大部分沒有走這一條路。
一個不得意的書生，考科舉沒考上，就來寫小說，他不是走蒲松齡的道路，到民間收集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而是自作聰明，關在家裡虛構，結果老百姓毫不感興趣，砸了鍋，失敗了。
小說家出于稗官，稗官就是史官的一種。
封建社會上升時期統治階級派了史官在民間到處收集詩，也有專門收集神話傳說的。
因此，我國古代書籍裡頭還保留了一部分古代的神話傳說。
他收集來幹什麼呢？就是看看老百姓在想些什麼，來作為他們進行統治的參考。
他們看老百姓的反映、思想活動、動态，就是要緩和矛盾。
所以我們古代封建階級有許多詩歌向統治階級建議，緩和矛盾，鞏固統治，而不是推翻它。
小說屬于曆史的範疇，所以像《穆天子傳》過去歸到帝王的起居類，《山海經》擺在地理部，都被當作科學記載。
發展到元朝的時候，變成志怪志人了。
元朝是個動亂的時期，死的人多。
古代科學不發達，有迷信思想，見神見鬼。
死亡的人越多，神話傳說也就更多。
所以元朝的志怪是很獨特的。
到蒲松齡時代又是這樣。
明末清初，大動亂，大破壞。
老百姓死了很多，餓死的，殺死的，各種疾病死的，很多，于是産生大量的神話傳說，狐鬼故事特别多。
《聊齋志異》常常寫一個妖宅。
那時南方北方到處都是空房子，沒有人住，你說是神話嗎？不是的。
是真實情況。
人死光了，沒有人住，就是這麼一種情況。
死亡相繼，狐鬼就出來了，狼也出來了，野獸也出來了，不稀奇。
古代文與史不分，開始分開是《文選》。
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序》把文與史分開了。
文是什麼呢？他說：“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
”用這兩句話，把文學同史學分開來了。
可是他們所謂文不包括小說，不包括志怪志人。
志怪志人還是屬于曆史的。
文學的小說部分，志怪志人、神話傳說，仍然屬于曆史。
小說發展到唐代，又有了變化。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最興盛的時代。
首先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商業貿易發達，造成大量的老百姓脫離農業勞動，脫離農村，形成了出賣勞動力的階層，促進了城市的繁榮。
除了國内的商業貿易之外，當時最突出的是國際間的貿易往來頻繁，伴随着商業貿易，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也更加發展。
鑒真和尚就是唐代的。
唐代大詩人李白是碎葉人，碎葉在新疆還要過去，有的地方現在屬于蘇聯的範圍，所以李白看問題的眼光就不一樣，心胸就比較開闊一些，那個時候寫遊子、思婦的作品特别多，也就反映着這種情況。
你看到處都是胡姬，唐人小說還有“昆侖奴”，昆侖奴就是黑人，胡姬多數是少數民族，有的則是波斯（伊朗）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
另外還有東羅馬帝國的，是通過“絲綢之路”來的。
日本的留學生也很多。
當時長安的規模很大，有好幾百萬人，哪裡人都有。
揚州也是一個大的商業區，有大量的外國人。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李白為什麼要送孟浩然到揚州？就是因為揚州商品經濟發達，外國人多，他要來采購、遊玩，要來看文化的新氣象。
宋、元以後的一些小說也常寫到揚州有許多波斯人，專門經營珠寶。
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國際交流的擴大，開闊了視野，這反映到文化上就出現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