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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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吳敬梓逝世二百周年
一
曆史悠久、豐富多彩的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發展到十八世紀中葉，無獨有偶，産生了兩位值得我們自豪的傑出的大作家。
這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
他們的不朽的作品，不隻使我國優秀的文學傳統獲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發展，就是在世界文學曆史中，他們也應該居于最先進最光輝的行列。
就産生的年代說，曹雪芹比俄羅斯的巨匠托爾斯泰要早一個世紀；吳敬梓比俄羅斯的諷刺家果戈理也早一個世紀，比契诃夫則早一個半世紀。
這裡我們将曹雪芹和托爾斯泰作比，将吳敬梓和果戈理、契诃夫作比，不僅因為他們筆下所反映的社會現實與曆史面貌具有某些類似之處，也因為他們作品的氣派或風格、思想與藝術的造詣，都是兩相交輝、相互媲美的。
至于吳敬梓和曹雪芹呢，吳比曹要大二十多歲，但作品的寫作年代幾乎相同。
他們都生當鴉片戰争以前——中國開始半殖民地化以前一百年頃：幾千年長期停滞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到了衰朽不堪的地步；同時清的勢力侵入，經過幾十年武力與政治的統治，政權逐漸鞏固起來。
本來尖銳激烈的階級鬥争和民族鬥争至此都轉趨消沉。
這可以說是古老中國封建主義統治最後的“回光返照”時期。
在此時期，中國廣大被壓迫人民實際處在一種沉郁苦悶的境遇之中，中國社會的矛盾，是突出地表現在統治階級階層的内部。
即是，統治階級自相傾軋，劇烈分化，生活越趨腐爛，精神越趨崩潰，封建主義制度破綻百出，加速地走向窮途末路。
曹雪芹和吳敬梓都出身于沒落的統治階級家庭，他們各以自己的切身感受，繪成充滿詩情的巨幅圖畫：一個以兩性婚姻問題為中心，反映了貴族統治階級的罪惡和崩潰；一個則從“功名富貴”的問題着眼，反映了士大夫階層的堕落和政治的黑暗與窳敗。
他們對現實的态度和所反映的社會層、生活面都有不同，但是所提出的問題的性質則同一範疇，同是給當時罪惡的封建主義社會制度和政權統治以無比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狙擊。
因此，他們都成為當時中國廣大被壓迫人民的代言人，他們的控訴，正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心聲。
近二百年來，他們的作品在讀者中間廣泛流傳，深入人心，一直在直接、間接地教育着中國人民；這對民主主義思想的啟發和培養，無疑地做了出色的貢獻。
《儒林外史》，因為它的高度的諷刺藝術這一特色，向來對社會有特殊的影響。
同治年間惺園退士的序引述這樣一句話：“慎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說，從有了《儒林外史》，中國的小說“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又說，以後也少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
我們的魯迅，在思想與藝術方面所受此書的影響很大，他在許多篇雜文裡論及它，推崇備至。
《且介亭雜文二集》為葉紫作《豐收》序說：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
偉大也要有人懂。
魯迅的這話，對于今天的我們，也是很重要的提示。
由于《儒林外史》的題材和主題的一些具體問題，也由于藝術手法方面的一些特點，我們今天讀起來，是會發生許多隔閡的。
要向這部可珍貴的文學遺産進行學習，很好地認識它的思想和藝術，困難似乎比讀《紅樓夢》還要多些（《紅樓夢》寫的兩性問題，這是有普遍性的題材；書中充滿一個青年人的感覺情緒，這也容易為一般讀者領會）。
本文提出幾點粗淺的見解和體會，希望得到指正。
二 關于吳敬梓的生平和思想，有幾個要點，對我們了解《儒林外史》是不可忽略的。
吳敬梓（1701—1754）生長在長江北岸安徽省全椒縣一個“名門望族”的大家庭。
他的曾祖和祖父兩輩宗族，官做得特别發達，在明清之際，有五十年光景的“家門鼎盛”時期。
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輩中功名很小，而且早就死去；他自己的父親也隻做了幾年縣教谕，後來得罪上司，官弄丢了，次年也就死去。
吳敬梓十三歲死母親，二十三歲死父親，他既不熱心功名，又輕視錢财，喜歡揮霍，喜歡幫助人。
上代留給他的家産幾年就被他花費掉，奴仆也逃散了。
但是他的宗族多是富貴中人，自然看不慣他，講勢利的鄰裡們也歧視他。
他在故鄉住不下去，三十三歲那年搬家到南京，很快就弄到精窮。
從這時直到五十四歲在揚州逝世，主要就依靠賣文和朋友的周濟過活，有時不得不把幾本舊書拿去換米，有時幾天沒米下鍋。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吳敬梓自幼處在富貴宗族或“名門望族”的社會環境中，而在自己的、從祖父起就已經衰微下來的家庭裡長大，到中年以後又驟然陷入貧困不堪的境地的。
在他一生所經的這種由“漸”到“驟”的家庭破落過程中，他在家鄉全椒縣、在蘇北贛榆縣（他父親任上）、在南京都曾久住過，到過揚州、安慶、蕪湖等城市；從他幾代上輩的關系，他的宗族們的關系和他自己的關系，他所接觸的士大夫階層很廣泛，認識與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
他看的嘴臉，受的冷暖，經曆的人事，體驗的世情，都很豐富深刻。
這就培養了他的富有正義的敏銳感覺，和體察現實的清醒頭腦，使他看透清朝黑暗統治下士大夫階層的堕落與無恥，看透政治的罪惡與社會的腐敗，使他的心傾向于他所接觸的微賤的和落拓不得意的人物。
總之，他的這種身世經曆，就是他的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直接淵源。
吳敬梓的先代和他的許多宗族都以八股文起家，博得很大功名富貴。
他的曾祖是順治朝“探花”，做到翰林院侍讀的官；曾祖兄弟五人，除了一個沒有功名，其餘四人都是明代或清代的“進士”。
和他祖父同輩的宗族中，有“榜眼”，有“進士”，有“舉人”。
隻有他自己的祖父是“監生”，父親是“拔貢”，功名都不得意，卻都有自己的信念，講究“孔孟之徒”的德行與操守。
吳敬梓在這方面受了上代——尤其父親的深刻影響，他始終對父親念念不忘。
他輕視功名富貴，講究“文行出處”，就有家庭這方面的根深蒂固的來頭（明末清初許多愛國主義先輩大師們給他的思想影響後面再說）。
但在當時的社會制度和士大夫風氣中，在他自己的具體處境中，說他對功名富貴就毫不動心，那恐怕也不可能。
他的詩文中就有“從來家聲科第美”這類誇耀的話。
尤其在他中年落拓貧困以後，那味道在他這樣出身的人不是好受的。
他在揚州看見本來富有的他的好朋友程晉芳這時也貧困了，拉着手流淚道：“你也到了我這樣地步，這境況不好過呀，怎麼辦？”這話說得很真摯。
他二十歲考得“秀才”以後，也還應過考；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征他應乾隆朝的“博學鴻詞”科考試，他确實到省去考過。
但到正式薦舉他入京廷試時，他終于沒有去。
後來他的詩中可又流露失悔之情。
到他親眼看見赴京考“詞科”的幾個熟人一個個落第的狼狽醜态，他才死心塌地，而且從此真正斷絕了這個念頭。
由此可見，他在“窮”“達”、“沉”“升”、“貧賤”與“富貴”之間，有過苦痛的思想鬥争，到了寫作《儒林外史》以前幾年，他才鬥争過來，思想上才完全堅定了下來。
這不是很簡單很輕易的思想鬥争過程。
沒有這種占去他大半生的切身苦痛經驗，他不能有那種強烈敏銳的憎惡八股制藝、憎惡功名富貴的感情；更不能通過日常現象中的一些人與事，那樣深刻地領會到那根源和本質——政治和社會的罪惡；也就不能有魯迅所說的“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的他的這種對現實的态度和看法。
閑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 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是全面概括地闡明了這書的主題，說得非常中肯和确切。
作者所要表現的這個主題，和他内心深處的思想感情結合為一；書中的人和事，都經過他自己平日深切的體察和感受才寫出來的。
這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結晶，它之所以寫得深刻動人，不是偶然的。
因為家庭破落，才有清醒的頭腦來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能通過生活經曆和感受深刻地體察到事物的本質：這種高度的現實主義精神，曹雪芹和吳敬梓可以說沒有區别。
可是他們的具體的身世經曆，環境教養，則有很大的差異，他們的思想也就完全不同。
曹雪芹從小過着繁華绮麗的貴家公子生活，不到二十歲，突然一切化為烏有；這真恍如夢幻。
他平日又多接觸佛老思想，這就使他的思想很自然的帶上一些虛無主義的色彩。
他把他的悲劇的社會原因，了解成為整個的人生問題；把對現實的否定，歸結為對人生的否定。
于是創造一個“太虛幻境”，作為他的理想世界（這裡隻是指出一些思想的特點，說明曹雪芹對現實的否定更為徹底一些，以與吳敬梓比較；當然沒有貶低曹雪芹的意思）。
吳敬梓的思想完全不是這樣。
如前面所說，他出身于上層中比較“寒素”的家庭，與曹家相比，屬于另一個社會階層。
他到中年以後才經過他自己的手陷于貧困，他完全清楚自己家庭破落的根由。
他自小受“孔孟之徒”的熏陶教養，他的思想雖含有許多新的進步因素，但并未跳出“名教”的範圍；也就是說，他的思想基本上仍屬封建主義思想體系。
同時，他的先代在明朝即已發達，雖然曾祖吳國對做過清代順治朝的大官，但他的家庭終究不是清朝的暴發戶，倒是他祖、父兩輩和他自身的沉落都在清朝。
因此，他對清代外族統治，保有良知，抱有憎恨和反感。
總之，他對現實并不全部否定，也絕無消極逃世之心。
他主要隻是憎惡清代外族黑暗的封建統治，憎惡士子們醉心八股制藝，熱衷功名富貴，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堕落窳敗的社會風氣。
他的朋友程晉芳介紹他的思想，說他“好治經”，把治“經”看作“人生立命處”。
這很明白，他是要以正統的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站腳點，以與清廷統治下的現實社會與政治對抗；并且也以一個自以為正統儒者的觀點，以一種熱愛自己民族與社會的積極态度，欲罷不能地要對當時罪惡窳敗的政治與社會痛加攻擊和針砭。
閑齋老人序說： 故其為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
作者寫作《儒林外史》的态度确是這樣的。
但必須點明，這一種态度的根本出發點，還是對清廷統治的憎惡。
三 但是，要了解吳敬梓所持的正統儒家思想的實質，他所謂“治經”和說“治經”是“人生立命處”的實際意義，我們還必須就明末清初的複古運動這一總的時代思潮的背景來加以說明。
我們都知道自宋代起統治者為了加強思想統制，就大力提倡程頤、朱熹的所謂“理學”；到了明代，“理學”又與八股制藝相結合，讀書人以此争取功名富貴，風氣日益堕落。
關于“理學”的本身，這裡不去談，但提倡“理學”的結果，文化思想方面形成前所未有的黑暗時期；中國社會的“封建禮教”，是從宋代起發展到特别嚴重地步的。
這是事實。
到了明末清初，爆發了一個思想革新運動；這是中國曆史上隋唐以後的第二次複古運動。
這個思想運動的重要人物非常之多，我們在這裡隻就顧炎武（1616—1682）、黃宗羲（？—1695）、王夫之（1619—1693）、顔元（1635—1704），還有後起的戴震（1723—1777）幾個大師來說一說。
他們都以複古的正統儒家思想來反對“理學”。
最初對明代的理學家王陽明發動攻擊，後來連宋代的程、朱也一并反對。
他們複古思想的主要精神有下述幾點： 第一，他們反對理學家“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斥“理學”“儒表佛裡”“佛老混雜”。
他們主張“窮經”。
顧炎武說“理學”即“經學”，“經學”而外，古今無所謂“理學”。
黃宗羲指斥明人襲程、朱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
戴震說宋以來儒者，以自己見解硬坐為古聖賢立言之意；因此孔孟的經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
第二，他們攻擊理學隻空談，不實踐。
他們主張“緻用”與“力行”。
顧炎武說理學家“言心言性”，講“危微精一”，而置“四海窮困”不言；明代亡國，就是因為清談孔孟之故。
又說，孔子删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所以說“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
他聲言自己“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
他治學貴獨創之見，反對依傍和因襲；貴有豐富确切的實證，反對空疏；而最終目的則是為了“經世緻用”。
黃宗羲在主張“窮經”之外，還以為“拘執經術，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
顔元攻擊程、朱：“為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
故誤人敗天下者，宋學也。
”說：“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
不特無能，其實無知也。
”他拿行路作比，說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通天下路程，其實一處未行，一處未到。
又拿行醫作比，說滿天下都是名醫，“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
除了顔元所說的實行另有意思而外，顧炎武、黃宗羲所說的“緻用”，就是指“四海窮困”“救民水火”這樣的“當世之務”。
他們不隻如此說，确是如此去幹的。
他們是卓越的思想家、學術家，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
第三，明朝亡國以後，在清廷外族統治之下，他們一身硬骨頭，保持凜然的民族氣節，始終與清政府對抗，不受它的收買和利用。
清代在順治、康熙各朝都在施用恐怖手段的同時，兼用對士大夫階層的收買政策，先是征舉“山林隐逸”，後來開“明史館”和“博學鴻詞”
這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
他們的不朽的作品，不隻使我國優秀的文學傳統獲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發展，就是在世界文學曆史中，他們也應該居于最先進最光輝的行列。
就産生的年代說，曹雪芹比俄羅斯的巨匠托爾斯泰要早一個世紀；吳敬梓比俄羅斯的諷刺家果戈理也早一個世紀，比契诃夫則早一個半世紀。
這裡我們将曹雪芹和托爾斯泰作比，将吳敬梓和果戈理、契诃夫作比，不僅因為他們筆下所反映的社會現實與曆史面貌具有某些類似之處，也因為他們作品的氣派或風格、思想與藝術的造詣，都是兩相交輝、相互媲美的。
至于吳敬梓和曹雪芹呢，吳比曹要大二十多歲，但作品的寫作年代幾乎相同。
他們都生當鴉片戰争以前——中國開始半殖民地化以前一百年頃：幾千年長期停滞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到了衰朽不堪的地步；同時清的勢力侵入，經過幾十年武力與政治的統治，政權逐漸鞏固起來。
本來尖銳激烈的階級鬥争和民族鬥争至此都轉趨消沉。
這可以說是古老中國封建主義統治最後的“回光返照”時期。
在此時期，中國廣大被壓迫人民實際處在一種沉郁苦悶的境遇之中，中國社會的矛盾，是突出地表現在統治階級階層的内部。
即是，統治階級自相傾軋，劇烈分化，生活越趨腐爛，精神越趨崩潰，封建主義制度破綻百出，加速地走向窮途末路。
曹雪芹和吳敬梓都出身于沒落的統治階級家庭，他們各以自己的切身感受，繪成充滿詩情的巨幅圖畫：一個以兩性婚姻問題為中心，反映了貴族統治階級的罪惡和崩潰；一個則從“功名富貴”的問題着眼，反映了士大夫階層的堕落和政治的黑暗與窳敗。
他們對現實的态度和所反映的社會層、生活面都有不同，但是所提出的問題的性質則同一範疇，同是給當時罪惡的封建主義社會制度和政權統治以無比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狙擊。
因此，他們都成為當時中國廣大被壓迫人民的代言人，他們的控訴，正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心聲。
近二百年來，他們的作品在讀者中間廣泛流傳，深入人心，一直在直接、間接地教育着中國人民；這對民主主義思想的啟發和培養，無疑地做了出色的貢獻。
《儒林外史》，因為它的高度的諷刺藝術這一特色，向來對社會有特殊的影響。
同治年間惺園退士的序引述這樣一句話：“慎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說，從有了《儒林外史》，中國的小說“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又說，以後也少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
我們的魯迅，在思想與藝術方面所受此書的影響很大，他在許多篇雜文裡論及它，推崇備至。
《且介亭雜文二集》為葉紫作《豐收》序說：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
偉大也要有人懂。
魯迅的這話，對于今天的我們，也是很重要的提示。
由于《儒林外史》的題材和主題的一些具體問題，也由于藝術手法方面的一些特點，我們今天讀起來，是會發生許多隔閡的。
要向這部可珍貴的文學遺産進行學習，很好地認識它的思想和藝術，困難似乎比讀《紅樓夢》還要多些（《紅樓夢》寫的兩性問題，這是有普遍性的題材；書中充滿一個青年人的感覺情緒，這也容易為一般讀者領會）。
本文提出幾點粗淺的見解和體會，希望得到指正。
二 關于吳敬梓的生平和思想，有幾個要點，對我們了解《儒林外史》是不可忽略的。
吳敬梓（1701—1754）生長在長江北岸安徽省全椒縣一個“名門望族”的大家庭。
他的曾祖和祖父兩輩宗族，官做得特别發達，在明清之際，有五十年光景的“家門鼎盛”時期。
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輩中功名很小，而且早就死去；他自己的父親也隻做了幾年縣教谕，後來得罪上司，官弄丢了，次年也就死去。
吳敬梓十三歲死母親，二十三歲死父親，他既不熱心功名，又輕視錢财，喜歡揮霍，喜歡幫助人。
上代留給他的家産幾年就被他花費掉，奴仆也逃散了。
但是他的宗族多是富貴中人，自然看不慣他，講勢利的鄰裡們也歧視他。
他在故鄉住不下去，三十三歲那年搬家到南京，很快就弄到精窮。
從這時直到五十四歲在揚州逝世，主要就依靠賣文和朋友的周濟過活，有時不得不把幾本舊書拿去換米，有時幾天沒米下鍋。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吳敬梓自幼處在富貴宗族或“名門望族”的社會環境中，而在自己的、從祖父起就已經衰微下來的家庭裡長大，到中年以後又驟然陷入貧困不堪的境地的。
在他一生所經的這種由“漸”到“驟”的家庭破落過程中，他在家鄉全椒縣、在蘇北贛榆縣（他父親任上）、在南京都曾久住過，到過揚州、安慶、蕪湖等城市；從他幾代上輩的關系，他的宗族們的關系和他自己的關系，他所接觸的士大夫階層很廣泛，認識與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
他看的嘴臉，受的冷暖，經曆的人事，體驗的世情，都很豐富深刻。
這就培養了他的富有正義的敏銳感覺，和體察現實的清醒頭腦，使他看透清朝黑暗統治下士大夫階層的堕落與無恥，看透政治的罪惡與社會的腐敗，使他的心傾向于他所接觸的微賤的和落拓不得意的人物。
總之，他的這種身世經曆，就是他的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直接淵源。
吳敬梓的先代和他的許多宗族都以八股文起家，博得很大功名富貴。
他的曾祖是順治朝“探花”，做到翰林院侍讀的官；曾祖兄弟五人，除了一個沒有功名，其餘四人都是明代或清代的“進士”。
和他祖父同輩的宗族中，有“榜眼”，有“進士”，有“舉人”。
隻有他自己的祖父是“監生”，父親是“拔貢”，功名都不得意，卻都有自己的信念，講究“孔孟之徒”的德行與操守。
吳敬梓在這方面受了上代——尤其父親的深刻影響，他始終對父親念念不忘。
他輕視功名富貴，講究“文行出處”，就有家庭這方面的根深蒂固的來頭（明末清初許多愛國主義先輩大師們給他的思想影響後面再說）。
但在當時的社會制度和士大夫風氣中，在他自己的具體處境中，說他對功名富貴就毫不動心，那恐怕也不可能。
他的詩文中就有“從來家聲科第美”這類誇耀的話。
尤其在他中年落拓貧困以後，那味道在他這樣出身的人不是好受的。
他在揚州看見本來富有的他的好朋友程晉芳這時也貧困了，拉着手流淚道：“你也到了我這樣地步，這境況不好過呀，怎麼辦？”這話說得很真摯。
他二十歲考得“秀才”以後，也還應過考；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征他應乾隆朝的“博學鴻詞”科考試，他确實到省去考過。
但到正式薦舉他入京廷試時，他終于沒有去。
後來他的詩中可又流露失悔之情。
到他親眼看見赴京考“詞科”的幾個熟人一個個落第的狼狽醜态，他才死心塌地，而且從此真正斷絕了這個念頭。
由此可見，他在“窮”“達”、“沉”“升”、“貧賤”與“富貴”之間，有過苦痛的思想鬥争，到了寫作《儒林外史》以前幾年，他才鬥争過來，思想上才完全堅定了下來。
這不是很簡單很輕易的思想鬥争過程。
沒有這種占去他大半生的切身苦痛經驗，他不能有那種強烈敏銳的憎惡八股制藝、憎惡功名富貴的感情；更不能通過日常現象中的一些人與事，那樣深刻地領會到那根源和本質——政治和社會的罪惡；也就不能有魯迅所說的“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的他的這種對現實的态度和看法。
閑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 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是全面概括地闡明了這書的主題，說得非常中肯和确切。
作者所要表現的這個主題，和他内心深處的思想感情結合為一；書中的人和事，都經過他自己平日深切的體察和感受才寫出來的。
這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結晶，它之所以寫得深刻動人，不是偶然的。
因為家庭破落，才有清醒的頭腦來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能通過生活經曆和感受深刻地體察到事物的本質：這種高度的現實主義精神，曹雪芹和吳敬梓可以說沒有區别。
可是他們的具體的身世經曆，環境教養，則有很大的差異，他們的思想也就完全不同。
曹雪芹從小過着繁華绮麗的貴家公子生活，不到二十歲，突然一切化為烏有；這真恍如夢幻。
他平日又多接觸佛老思想，這就使他的思想很自然的帶上一些虛無主義的色彩。
他把他的悲劇的社會原因，了解成為整個的人生問題；把對現實的否定，歸結為對人生的否定。
于是創造一個“太虛幻境”，作為他的理想世界（這裡隻是指出一些思想的特點，說明曹雪芹對現實的否定更為徹底一些，以與吳敬梓比較；當然沒有貶低曹雪芹的意思）。
吳敬梓的思想完全不是這樣。
如前面所說，他出身于上層中比較“寒素”的家庭，與曹家相比，屬于另一個社會階層。
他到中年以後才經過他自己的手陷于貧困，他完全清楚自己家庭破落的根由。
他自小受“孔孟之徒”的熏陶教養，他的思想雖含有許多新的進步因素，但并未跳出“名教”的範圍；也就是說，他的思想基本上仍屬封建主義思想體系。
同時，他的先代在明朝即已發達，雖然曾祖吳國對做過清代順治朝的大官，但他的家庭終究不是清朝的暴發戶，倒是他祖、父兩輩和他自身的沉落都在清朝。
因此，他對清代外族統治，保有良知，抱有憎恨和反感。
總之，他對現實并不全部否定，也絕無消極逃世之心。
他主要隻是憎惡清代外族黑暗的封建統治，憎惡士子們醉心八股制藝，熱衷功名富貴，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堕落窳敗的社會風氣。
他的朋友程晉芳介紹他的思想，說他“好治經”，把治“經”看作“人生立命處”。
這很明白，他是要以正統的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站腳點，以與清廷統治下的現實社會與政治對抗；并且也以一個自以為正統儒者的觀點，以一種熱愛自己民族與社會的積極态度，欲罷不能地要對當時罪惡窳敗的政治與社會痛加攻擊和針砭。
閑齋老人序說： 故其為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
作者寫作《儒林外史》的态度确是這樣的。
但必須點明，這一種态度的根本出發點，還是對清廷統治的憎惡。
三 但是，要了解吳敬梓所持的正統儒家思想的實質，他所謂“治經”和說“治經”是“人生立命處”的實際意義，我們還必須就明末清初的複古運動這一總的時代思潮的背景來加以說明。
我們都知道自宋代起統治者為了加強思想統制，就大力提倡程頤、朱熹的所謂“理學”；到了明代，“理學”又與八股制藝相結合，讀書人以此争取功名富貴，風氣日益堕落。
關于“理學”的本身，這裡不去談，但提倡“理學”的結果，文化思想方面形成前所未有的黑暗時期；中國社會的“封建禮教”，是從宋代起發展到特别嚴重地步的。
這是事實。
到了明末清初，爆發了一個思想革新運動；這是中國曆史上隋唐以後的第二次複古運動。
這個思想運動的重要人物非常之多，我們在這裡隻就顧炎武（1616—1682）、黃宗羲（？—1695）、王夫之（1619—1693）、顔元（1635—1704），還有後起的戴震（1723—1777）幾個大師來說一說。
他們都以複古的正統儒家思想來反對“理學”。
最初對明代的理學家王陽明發動攻擊，後來連宋代的程、朱也一并反對。
他們複古思想的主要精神有下述幾點： 第一，他們反對理學家“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斥“理學”“儒表佛裡”“佛老混雜”。
他們主張“窮經”。
顧炎武說“理學”即“經學”，“經學”而外，古今無所謂“理學”。
黃宗羲指斥明人襲程、朱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
戴震說宋以來儒者，以自己見解硬坐為古聖賢立言之意；因此孔孟的經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
第二，他們攻擊理學隻空談，不實踐。
他們主張“緻用”與“力行”。
顧炎武說理學家“言心言性”，講“危微精一”，而置“四海窮困”不言；明代亡國，就是因為清談孔孟之故。
又說，孔子删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所以說“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
他聲言自己“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
他治學貴獨創之見，反對依傍和因襲；貴有豐富确切的實證，反對空疏；而最終目的則是為了“經世緻用”。
黃宗羲在主張“窮經”之外，還以為“拘執經術，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
顔元攻擊程、朱：“為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
故誤人敗天下者，宋學也。
”說：“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
不特無能，其實無知也。
”他拿行路作比，說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通天下路程，其實一處未行，一處未到。
又拿行醫作比，說滿天下都是名醫，“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
除了顔元所說的實行另有意思而外，顧炎武、黃宗羲所說的“緻用”，就是指“四海窮困”“救民水火”這樣的“當世之務”。
他們不隻如此說，确是如此去幹的。
他們是卓越的思想家、學術家，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
第三，明朝亡國以後，在清廷外族統治之下，他們一身硬骨頭，保持凜然的民族氣節，始終與清政府對抗，不受它的收買和利用。
清代在順治、康熙各朝都在施用恐怖手段的同時，兼用對士大夫階層的收買政策，先是征舉“山林隐逸”，後來開“明史館”和“博學鴻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