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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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試，但他們都堅決地拒絕薦舉。
顧炎武奔走南北，黃宗羲往來沿海，都是反清鬥争的英勇參加者。
他們研究經學，詳考史事成敗，精研山川要塞，兼通天文算法，講究文字聲韻，都是從“經世之務”“利濟天下”着眼；他們的研究學術，是為了心含隐痛，志圖匡複明社。
所以這個複古運動，含有強烈的民族思想。
第四，他們反對“理學”，實即具有明顯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因素。
黃宗羲從民族鬥争的實踐，根據他的高超的史學眼光，提出極精辟的反對專制政治的理論。
《明夷待訪錄·原君》篇說，古代是人民為主，君是人民的公仆；後世卻以君為主，從此天下不得安甯。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産業”“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為君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
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纣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原法》篇說：“後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為之法。
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這說得何等透辟！十八世紀初反映歐洲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盧梭的《民約論》也不過是這些意思。
此外，明亡後，起兵反抗清兵失敗，逃入深山著書立說的王夫之，在攻擊“理學”時，也發表了深刻的反封建禮教的見解。
他說：“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現。
”這種新的學說，為後起的戴震加以發展。
戴震指斥理學家“以釋混儒”“舍欲言理”。
他的《孟子字義疏證》裡說：“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
後儒不知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于酷吏所謂法。
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又說：“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
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這些學說，都有“人性自由”或“個性解放”的民主主義因素，都含有反對封建主義政治與文化的要求，這是很清楚的。
第五，他們當然也反對科舉制度。
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中屢次痛罵八股，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認為八股的流毒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厲害得多。
這個思想運動波瀾壯闊，方面很多，從顧炎武到戴震曆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一百多年之久。
可是限于條件，随着清朝封建統治的趨于鞏固，因而衰退以至中斷。
但影響還是很大的，乾嘉的“樸學”，雖然變了質，也是它的餘緒；至清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維新變法運動，還接受了這個思潮的傳統。
我們應該注意，他們講複古，講正統儒家思想，不過拿來作為自己思想的依據，實質上，他們的思想本身含有新的内容。
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它反映了封建主義制度發展至衰朽不堪因而尋求變革之道的新精神（至明代亡國，則又轉為反清的民族主義精神；這時反封建統治和反外族統治實際是一回事）。
毛主席曾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文中指告我們，“中國封建社會内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
從明代起，中國封建社會内的商業經濟有特殊的發展，而類如江、浙地區的織造業也脫離了小農經濟家庭副業的地位而成為有獨立規模的廠坊：不過這些萌芽狀态的經濟因素，因受封建主義統治的壓迫與摧殘，沒有很好地成長起來。
馬克思在他的《拿破侖第三政變記》的開端指告我們，曆史上當人們從事于變革與創新時，總要“召喚過去的亡靈來為自己效力”；并說，“其目的是在于贊美新的鬥争，而不在于仿效舊的鬥争”。
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稱這個複古思潮運動是“以複古求解放”；又把宋以來“理學”的思想統治時期比之為宗教思想統治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而把這個複古運動比之為歐洲的“文藝複興”運動：這所比拟的兩方，在一定範圍内是有它們的相同之點的（但梁著《清代學術概論》把變了質的乾嘉“樸學”當成這一思潮運動的“全盛時期”，那就完全不對了）。
總之，這個複古運動，實質是一個要求變革，要求解放的具有重大曆史意義和價值的新思潮運動，是不容置疑的。
吳敬梓生當這個新思潮運動的末期。
顧炎武在他出生前二十年死，黃宗羲在他出生前六年死，顔元在他四歲時死。
但後起的戴震則比他年小二十二歲。
隻有在戴震以後，稱為這個新思潮的繼承者的乾嘉學者們才抛開了“經世緻用”的這一主要之點，完全轉向脫離實際的為學術而學術的考據之學，即所謂“樸學”，而這個新思潮運動才變了質，成為絕學而中斷了。
吳敬梓的思想一方面與顧炎武、黃宗羲的顯然一脈相通，一方面又與後起的戴震的學說有共同之點。
他的好朋友程廷祚、樊聖谟都是當時有名的古學家，和他的思想基本是一緻的。
他說“治經”是“人生立命處”，正是這個思潮的特點。
但是他的先輩大師們的“治經”，是拿來反對當時居于權威地位的“理學”思想；到了吳敬梓的時代，“理學”已經失去它統制思想的力量（“理學”雖經清代統治者極力提倡，也未收大效，後來不得不轉而提倡“樸學”），所以在他就具體表現為與當時特别猖獗、嚴重地腐蝕着民族與社會的八股制藝風氣作戰。
再則，他的先輩大師們之“治經”，是為了“經世緻用”，也就是“救民水火”“匡複明社”；到了吳敬梓的時代，政治環境不同了，清朝的統治已經鞏固，民族鬥争已趨消沉，所以他的“治經”就具體表現為講“文行出處”。
這就是說，在他所處的現實形勢下，他的先輩大師們做那樣遠大企圖的客觀條件沒有了，在他隻能以“治經”來作為個人與清朝外族統治下的腐朽社會和黑暗政治對抗的思想武裝了。
同時，也應該指出，他的“治經”和戴震以後的乾嘉學者們有根本不同。
乾嘉“樸學”完全脫離實際，丢開了古學的思想内容，實際是為清朝統治者服務；而吳敬梓不隻想以正統的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準則，而且以一個所謂正統儒者的精神熱情地關心着現實社會，熱愛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他始終對黑暗窳敗的清朝封建統治保持着抗拒的和不妥協的态度。
應該說，他的先輩大師們的複古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愛國主義；這一基本精神，是被在他以後的乾嘉學者們完全丢掉而且走到相反的路上去了。
但我們的吳敬梓，則仍然保持着這個新思潮運動的基本精神，他仍然是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
四 吳敬梓一生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他在康熙四十年出生，清廷已經結束了它的對内地本部的武力鎮壓，而轉向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征服。
但在本部，先代所遺留的民族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因此清廷在逐步鞏固了它的政權的同時，對文化思想的統制也變本加厲。
康熙是個曆史上少有的博學多能的皇帝，對内部的文化思想統制，他有一整套的内行辦法。
那就是一面懷柔，一面鎮壓與禁锢。
他提倡“理學”，主持多種古籍的整理編纂，同時嚴禁“小說淫詞”，又興文字獄。
著名的文字獄先有莊廷鑨明史案（這不是康熙自己搞的），死七十多人；後有戴名世和方孝标南山集案，處死刑流刑的幾百人。
到了雍正朝，因為他的皇位是搶奪來的，兄弟相殘，君臣相忌，統治陣營内部分崩離析，他為了鞏固自己，大量用特務，統治手段尤其恐怖。
單說文字獄差不多年年都有，如汪景祺西征随筆案、錢名世作詩案（因為稱頌了年羹堯）、查嗣庭出八股試題“維民所止”案、陸生柟通鑒論案、徐駿奏章筆誤案；最著名的是呂留良案，牽連極廣，殺戮極慘。
雍正在朝十三年，正當吳敬梓自二十三歲至三十五歲的時候，他所感受的應該特别深刻。
《儒林外史》的寫作，大約開始在乾隆朝初期，他已經四十歲左右；到快五十歲的時候書即完成。
這時政治恐怖空氣暫時緩和了些，但老虎總是會吃人的，那威脅還是嚴重地存在（乾隆朝的文字獄更是吹毛求疵；搜查與焚毀書籍數十次，達一萬數千部，多是些稗史筆記和詩文集；但這些都是吳敬梓死後的事）。
魯迅在蔣介石恐怖統治下作的詩有“城頭變幻大王旗”“怒向刀叢覓小詩”之句。
我們可以想象，吳敬梓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裡，寫作這樣一部深刻揭露政治與社會，處處都可以觸清廷忌諱的諷刺小說，該懷着怎樣的戰鬥熱情和勇氣；而他的正義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又必須怎樣巧妙地表現出來，才能沒有違礙。
《儒林外史》所寫的，多有當時實有的真人真事做影子。
這不隻是金和跋裡一個個的指說過，我們根據有關的資料看，書中的杜少卿确實像作者自己，莊紹光确實像他的朋友程廷祚；書中寫了杜少卿和莊紹光謝征辟的事，寫了南京祭祀太伯祠的事，這也都是當時實有的事，但作者卻把這些親身的閱曆（當然經過了很大的加工），也就是當時清代的政治與社會現實，假托為明代的故事；把明代的某些史事，拿來作成當時現實的背景，這在作者是懷着苦心的。
因為這樣辦，一則可以規避現實政治，免得觸犯忌諱；二則借事影射，可以很好地來攻擊現實；三則也寄托了他對亡明故國之思，抒寫他的隐痛。
這樣的假托，有《水浒傳》《金瓶梅》的先例可以效法，但他運用得非常現成而且巧妙。
開宗明義第一回，作者就用飽含詩意的筆，寫了一個他所懸為士子典範的曆史人物王冕；他就王冕的曆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創造為自己理想中最完美的形象，标題明白點出，這是為了“櫽括全文”“敷陳大義”。
這一種士子的典型，在中國封建社會裡，自來就被人敬慕的。
士子這一階層居于封建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為封建統治者統治人民，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
按照傳統的教導，他們應該替統治者行“仁政”，就是在适當範圍内顧念人民利益，重視人民意見，使封建主義制度得以維持和鞏固。
因此，每當封建統治者堅決與人民為敵的時代，也就是所謂“無道之世”，有些潔身自愛的士子就退隐不出，過他們“安貧樂道”的生活。
早在春秋時代，就有長沮、桀溺；在魏晉之世，最為人所知的有陶潛。
另一種情形，每到有道的君主出來，就親自到田園、山林或江湖去尋訪有名的賢士，誠敬地請他來輔佐“仁政”，比如“渭水訪賢”，周文王請出呂尚來；“三顧茅廬”，劉備請出諸葛亮來，這也都被人傳為美談。
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就是士子講“出處”講“操守”的原則。
因此，作者所創造的王冕這個典型，概括了曆史上這種高明的賢士的傳統精神。
但同時又添上了新的特點，因為王冕是外民族統治的元朝人，他的退隐，除了表現反對一般“無道”的封建統治的精神而外，同時又含有反對外民族統治的意義。
這一回中寫推翻元代，複興民族的朱洪武，寫“大明”建國，都帶有明顯的稱頌口氣。
作者筆下的王冕對朱洪武本懷着好感，後來從八股取士的制度，看到明朝也不是有道之世，才堅決地逃官到會稽山中。
作者用王冕這樣一個典型來櫽括全書，就形象地把主題思想揭示出來，評量全部人物也就有了明确的準繩或尺度。
閑齋老人序裡所歸納的四類人物，隻有那不要功名富貴的最後一類，才是“品地最上一層”，才是“中流砥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拒絕參加清朝的黑暗政治，不受清代外族統治的利用；而另外那些占絕大多數的三類人物之所以可憐可笑，主要就因為他們忘掉了這個大道理。
書中揭露現實政治吏治黑暗之處，也都是對于清朝統治的攻擊。
最露骨的是第四十回極寫蕭雲仙的戰功和生聚教訓的勞績之後，不但沒有得到朝廷一句獎勵話，反倒被兵部工部斥為“任意浮開”工費，勒限嚴予追比，結果賠了七千兩，把父親的家産賠光了，還少三百兩銀子，仍被地方官緊追，後來沾了平少保的光，才不了了之。
同樣，第四十三回寫湯鎮台為顧全朝廷體統，積極主張興師征苗，這事得到總督的支持，湯鎮台野羊塘大勝，忠勇謀略都了不起，可是具了本奏進京去，卻奉上谕指為“率意輕進，糜費錢糧，着降三級調用，以為好事貪功者戒”。
湯鎮台隻好歎了一口氣，收拾打點回家。
我們知道康熙、雍正和乾隆各朝屢次攻略邊疆，尤其雍正朝，有功勳的将領總被猜忌、受懲處，嶽鐘琪革職多次，年羹堯以征西功高受滅門之戮。
所以這裡對現實政治的譏彈意味是很明顯的。
全書一貫憎惡做官，對做官的有種種辛辣的諷刺，王冕的母親說：“我看見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
”蘧太守認為兒子亡化，晚景凄怆，“仔細想來，隻怕還是做官的報應”。
做官這樣可憎，熱衷功名那麼可笑，所以書中一貫地單隻頌揚孝弟之道，而且極力用了最美好的感情來寫盡孝；這是以盡孝否定盡忠，也就是說，作者根本否定了“盡忠”這回事。
另外，作者還一貫地表露一種态度，就是對于“舊家”和老年人總懷着好感，而對于暴發戶和青年新貴總表示憎惡鄙視，給以嘲笑與挖苦。
這不能單純了解為守舊或落後意識。
因為在作者的時代，凡是“舊家”總在明代就發達起來的，凡老年人總是明代的遺民，在作者眼裡他們總保有較為淳厚笃實的家風和性格；而暴發戶和新貴，都是在清朝統治下才飛黃騰達的，他們一得意，就忘了根本，帶上滿身奴才相和市儈氣味了。
書中反映的整個社會風氣，也有江河日下之勢，作者對這一發展趨向，寄予了無限憂憤悲慨之情。
這都是作者主觀的印象，也是客觀真實的反映。
因為在外族黑暗統治下，對社會人心所起的腐蝕作用總是特别嚴重。
以上說的各點，都表露了作者對清朝政權的态度，表露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感情；雖然表露得隐隐約約，曲曲折折，但貫串在主題，彌漫在全書，
顧炎武奔走南北，黃宗羲往來沿海，都是反清鬥争的英勇參加者。
他們研究經學，詳考史事成敗，精研山川要塞，兼通天文算法，講究文字聲韻，都是從“經世之務”“利濟天下”着眼；他們的研究學術，是為了心含隐痛，志圖匡複明社。
所以這個複古運動，含有強烈的民族思想。
第四，他們反對“理學”，實即具有明顯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因素。
黃宗羲從民族鬥争的實踐，根據他的高超的史學眼光，提出極精辟的反對專制政治的理論。
《明夷待訪錄·原君》篇說，古代是人民為主，君是人民的公仆；後世卻以君為主，從此天下不得安甯。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産業”“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為君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
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纣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原法》篇說：“後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為之法。
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這說得何等透辟！十八世紀初反映歐洲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盧梭的《民約論》也不過是這些意思。
此外，明亡後，起兵反抗清兵失敗，逃入深山著書立說的王夫之，在攻擊“理學”時，也發表了深刻的反封建禮教的見解。
他說：“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現。
”這種新的學說，為後起的戴震加以發展。
戴震指斥理學家“以釋混儒”“舍欲言理”。
他的《孟子字義疏證》裡說：“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
後儒不知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于酷吏所謂法。
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又說：“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
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這些學說，都有“人性自由”或“個性解放”的民主主義因素，都含有反對封建主義政治與文化的要求，這是很清楚的。
第五，他們當然也反對科舉制度。
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中屢次痛罵八股，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認為八股的流毒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厲害得多。
這個思想運動波瀾壯闊，方面很多，從顧炎武到戴震曆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一百多年之久。
可是限于條件，随着清朝封建統治的趨于鞏固，因而衰退以至中斷。
但影響還是很大的，乾嘉的“樸學”，雖然變了質，也是它的餘緒；至清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維新變法運動，還接受了這個思潮的傳統。
我們應該注意，他們講複古，講正統儒家思想，不過拿來作為自己思想的依據，實質上，他們的思想本身含有新的内容。
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它反映了封建主義制度發展至衰朽不堪因而尋求變革之道的新精神（至明代亡國，則又轉為反清的民族主義精神；這時反封建統治和反外族統治實際是一回事）。
毛主席曾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文中指告我們，“中國封建社會内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
從明代起，中國封建社會内的商業經濟有特殊的發展，而類如江、浙地區的織造業也脫離了小農經濟家庭副業的地位而成為有獨立規模的廠坊：不過這些萌芽狀态的經濟因素，因受封建主義統治的壓迫與摧殘，沒有很好地成長起來。
馬克思在他的《拿破侖第三政變記》的開端指告我們，曆史上當人們從事于變革與創新時，總要“召喚過去的亡靈來為自己效力”；并說，“其目的是在于贊美新的鬥争，而不在于仿效舊的鬥争”。
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稱這個複古思潮運動是“以複古求解放”；又把宋以來“理學”的思想統治時期比之為宗教思想統治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而把這個複古運動比之為歐洲的“文藝複興”運動：這所比拟的兩方，在一定範圍内是有它們的相同之點的（但梁著《清代學術概論》把變了質的乾嘉“樸學”當成這一思潮運動的“全盛時期”，那就完全不對了）。
總之，這個複古運動，實質是一個要求變革，要求解放的具有重大曆史意義和價值的新思潮運動，是不容置疑的。
吳敬梓生當這個新思潮運動的末期。
顧炎武在他出生前二十年死，黃宗羲在他出生前六年死，顔元在他四歲時死。
但後起的戴震則比他年小二十二歲。
隻有在戴震以後，稱為這個新思潮的繼承者的乾嘉學者們才抛開了“經世緻用”的這一主要之點，完全轉向脫離實際的為學術而學術的考據之學，即所謂“樸學”，而這個新思潮運動才變了質，成為絕學而中斷了。
吳敬梓的思想一方面與顧炎武、黃宗羲的顯然一脈相通，一方面又與後起的戴震的學說有共同之點。
他的好朋友程廷祚、樊聖谟都是當時有名的古學家，和他的思想基本是一緻的。
他說“治經”是“人生立命處”，正是這個思潮的特點。
但是他的先輩大師們的“治經”，是拿來反對當時居于權威地位的“理學”思想；到了吳敬梓的時代，“理學”已經失去它統制思想的力量（“理學”雖經清代統治者極力提倡，也未收大效，後來不得不轉而提倡“樸學”），所以在他就具體表現為與當時特别猖獗、嚴重地腐蝕着民族與社會的八股制藝風氣作戰。
再則，他的先輩大師們之“治經”，是為了“經世緻用”，也就是“救民水火”“匡複明社”；到了吳敬梓的時代，政治環境不同了，清朝的統治已經鞏固，民族鬥争已趨消沉，所以他的“治經”就具體表現為講“文行出處”。
這就是說，在他所處的現實形勢下，他的先輩大師們做那樣遠大企圖的客觀條件沒有了，在他隻能以“治經”來作為個人與清朝外族統治下的腐朽社會和黑暗政治對抗的思想武裝了。
同時，也應該指出，他的“治經”和戴震以後的乾嘉學者們有根本不同。
乾嘉“樸學”完全脫離實際，丢開了古學的思想内容，實際是為清朝統治者服務；而吳敬梓不隻想以正統的儒家思想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準則，而且以一個所謂正統儒者的精神熱情地關心着現實社會，熱愛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他始終對黑暗窳敗的清朝封建統治保持着抗拒的和不妥協的态度。
應該說，他的先輩大師們的複古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愛國主義；這一基本精神，是被在他以後的乾嘉學者們完全丢掉而且走到相反的路上去了。
但我們的吳敬梓，則仍然保持着這個新思潮運動的基本精神，他仍然是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
四 吳敬梓一生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他在康熙四十年出生，清廷已經結束了它的對内地本部的武力鎮壓，而轉向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征服。
但在本部，先代所遺留的民族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因此清廷在逐步鞏固了它的政權的同時，對文化思想的統制也變本加厲。
康熙是個曆史上少有的博學多能的皇帝，對内部的文化思想統制，他有一整套的内行辦法。
那就是一面懷柔，一面鎮壓與禁锢。
他提倡“理學”，主持多種古籍的整理編纂，同時嚴禁“小說淫詞”，又興文字獄。
著名的文字獄先有莊廷鑨明史案（這不是康熙自己搞的），死七十多人；後有戴名世和方孝标南山集案，處死刑流刑的幾百人。
到了雍正朝，因為他的皇位是搶奪來的，兄弟相殘，君臣相忌，統治陣營内部分崩離析，他為了鞏固自己，大量用特務，統治手段尤其恐怖。
單說文字獄差不多年年都有，如汪景祺西征随筆案、錢名世作詩案（因為稱頌了年羹堯）、查嗣庭出八股試題“維民所止”案、陸生柟通鑒論案、徐駿奏章筆誤案；最著名的是呂留良案，牽連極廣，殺戮極慘。
雍正在朝十三年，正當吳敬梓自二十三歲至三十五歲的時候，他所感受的應該特别深刻。
《儒林外史》的寫作，大約開始在乾隆朝初期，他已經四十歲左右；到快五十歲的時候書即完成。
這時政治恐怖空氣暫時緩和了些，但老虎總是會吃人的，那威脅還是嚴重地存在（乾隆朝的文字獄更是吹毛求疵；搜查與焚毀書籍數十次，達一萬數千部，多是些稗史筆記和詩文集；但這些都是吳敬梓死後的事）。
魯迅在蔣介石恐怖統治下作的詩有“城頭變幻大王旗”“怒向刀叢覓小詩”之句。
我們可以想象，吳敬梓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裡，寫作這樣一部深刻揭露政治與社會，處處都可以觸清廷忌諱的諷刺小說，該懷着怎樣的戰鬥熱情和勇氣；而他的正義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又必須怎樣巧妙地表現出來，才能沒有違礙。
《儒林外史》所寫的，多有當時實有的真人真事做影子。
這不隻是金和跋裡一個個的指說過，我們根據有關的資料看，書中的杜少卿确實像作者自己，莊紹光确實像他的朋友程廷祚；書中寫了杜少卿和莊紹光謝征辟的事，寫了南京祭祀太伯祠的事，這也都是當時實有的事，但作者卻把這些親身的閱曆（當然經過了很大的加工），也就是當時清代的政治與社會現實，假托為明代的故事；把明代的某些史事，拿來作成當時現實的背景，這在作者是懷着苦心的。
因為這樣辦，一則可以規避現實政治，免得觸犯忌諱；二則借事影射，可以很好地來攻擊現實；三則也寄托了他對亡明故國之思，抒寫他的隐痛。
這樣的假托，有《水浒傳》《金瓶梅》的先例可以效法，但他運用得非常現成而且巧妙。
開宗明義第一回，作者就用飽含詩意的筆，寫了一個他所懸為士子典範的曆史人物王冕；他就王冕的曆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創造為自己理想中最完美的形象，标題明白點出，這是為了“櫽括全文”“敷陳大義”。
這一種士子的典型，在中國封建社會裡，自來就被人敬慕的。
士子這一階層居于封建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為封建統治者統治人民，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
按照傳統的教導，他們應該替統治者行“仁政”，就是在适當範圍内顧念人民利益，重視人民意見，使封建主義制度得以維持和鞏固。
因此，每當封建統治者堅決與人民為敵的時代，也就是所謂“無道之世”，有些潔身自愛的士子就退隐不出，過他們“安貧樂道”的生活。
早在春秋時代，就有長沮、桀溺；在魏晉之世，最為人所知的有陶潛。
另一種情形，每到有道的君主出來，就親自到田園、山林或江湖去尋訪有名的賢士，誠敬地請他來輔佐“仁政”，比如“渭水訪賢”，周文王請出呂尚來；“三顧茅廬”，劉備請出諸葛亮來，這也都被人傳為美談。
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就是士子講“出處”講“操守”的原則。
因此，作者所創造的王冕這個典型，概括了曆史上這種高明的賢士的傳統精神。
但同時又添上了新的特點，因為王冕是外民族統治的元朝人，他的退隐，除了表現反對一般“無道”的封建統治的精神而外，同時又含有反對外民族統治的意義。
這一回中寫推翻元代，複興民族的朱洪武，寫“大明”建國，都帶有明顯的稱頌口氣。
作者筆下的王冕對朱洪武本懷着好感，後來從八股取士的制度，看到明朝也不是有道之世，才堅決地逃官到會稽山中。
作者用王冕這樣一個典型來櫽括全書，就形象地把主題思想揭示出來，評量全部人物也就有了明确的準繩或尺度。
閑齋老人序裡所歸納的四類人物，隻有那不要功名富貴的最後一類，才是“品地最上一層”，才是“中流砥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拒絕參加清朝的黑暗政治，不受清代外族統治的利用；而另外那些占絕大多數的三類人物之所以可憐可笑，主要就因為他們忘掉了這個大道理。
書中揭露現實政治吏治黑暗之處，也都是對于清朝統治的攻擊。
最露骨的是第四十回極寫蕭雲仙的戰功和生聚教訓的勞績之後，不但沒有得到朝廷一句獎勵話，反倒被兵部工部斥為“任意浮開”工費，勒限嚴予追比，結果賠了七千兩，把父親的家産賠光了，還少三百兩銀子，仍被地方官緊追，後來沾了平少保的光，才不了了之。
同樣，第四十三回寫湯鎮台為顧全朝廷體統，積極主張興師征苗，這事得到總督的支持，湯鎮台野羊塘大勝，忠勇謀略都了不起，可是具了本奏進京去，卻奉上谕指為“率意輕進，糜費錢糧，着降三級調用，以為好事貪功者戒”。
湯鎮台隻好歎了一口氣，收拾打點回家。
我們知道康熙、雍正和乾隆各朝屢次攻略邊疆，尤其雍正朝，有功勳的将領總被猜忌、受懲處，嶽鐘琪革職多次，年羹堯以征西功高受滅門之戮。
所以這裡對現實政治的譏彈意味是很明顯的。
全書一貫憎惡做官，對做官的有種種辛辣的諷刺，王冕的母親說：“我看見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
”蘧太守認為兒子亡化，晚景凄怆，“仔細想來，隻怕還是做官的報應”。
做官這樣可憎，熱衷功名那麼可笑，所以書中一貫地單隻頌揚孝弟之道，而且極力用了最美好的感情來寫盡孝；這是以盡孝否定盡忠，也就是說，作者根本否定了“盡忠”這回事。
另外，作者還一貫地表露一種态度，就是對于“舊家”和老年人總懷着好感，而對于暴發戶和青年新貴總表示憎惡鄙視，給以嘲笑與挖苦。
這不能單純了解為守舊或落後意識。
因為在作者的時代，凡是“舊家”總在明代就發達起來的，凡老年人總是明代的遺民，在作者眼裡他們總保有較為淳厚笃實的家風和性格；而暴發戶和新貴，都是在清朝統治下才飛黃騰達的，他們一得意，就忘了根本，帶上滿身奴才相和市儈氣味了。
書中反映的整個社會風氣，也有江河日下之勢，作者對這一發展趨向，寄予了無限憂憤悲慨之情。
這都是作者主觀的印象，也是客觀真實的反映。
因為在外族黑暗統治下，對社會人心所起的腐蝕作用總是特别嚴重。
以上說的各點，都表露了作者對清朝政權的态度，表露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感情；雖然表露得隐隐約約，曲曲折折，但貫串在主題，彌漫在全書，
